西阴遗址

㈠ 衣物的起源考古

树叶纹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这可能是得益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些叶纹颇有些西方风格，出土于埃及安底诺(Antinoe)遗址的丝织物中就有树叶纹的织锦，在伊朗塔伊波斯坦(Taq-i Bostan)的波斯时期的雕刻中也有类似的服饰图案，它们的年代均在公元五世纪前后。而出现于丝绸之路上的树叶纹织物首先是葡萄叶纹的毛织物，年代可早到3世纪前后。但此类以平纹经二重为基本组织的丝织树叶纹锦则主要出自公元六世纪的墓葬中，吐鲁番出土六世纪文书中有明确记载“树叶锦”和“大树叶”的名称，指的就应是这类织锦。此类树叶锦虽然采用1:1经二重组织，但却使用了五种色彩在织物的不同色区进行换色显花，每个色区中只有两种色彩。在此件实例上则可见红色与蓝色、与黄色互作花地，色彩鲜明。
其实，蚕茧的利用，家蚕的养殖和丝绸的生产，从出土实物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大约1万年前至距今5000多年）就已经开始了。
1926年春天，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一处遗址中，发现了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虽然已经部份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其时代距今约6000年左右。据专家研究，古人切割蚕茧的目的可能是要吃里面的蚕蛹。所以，推测这时的蚕茧尚未被人们认识到可以抽丝织衣。
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距今7000年前）遗址中出土了一个盅形雕器，在这件文物上刻有四条蚕纹，仿佛四条蚕还在向前蜿蜒爬行，头部和身躯上的横节纹也非常清晰，应是一种野蚕。
1958年，浙江吴兴的钱山漾出土了一批丝线、丝带和没有碳化的绢片，经测定据今约4700多年，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南方最早的丝绸织物成品。这块绢片呈黄褐色，为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经纬线均由20根单蚕丝并合成一股丝线，交织而成。经纬密度为经密每厘米52根，纬密每厘米45根。专家们据此推断当时可能已有原始的织机。
1984年河南荥阳县青台村一处仰韶文化（距今5000多年，以彩绘陶器为特征）遗址中发现了丝织品，除平纹织物外，还有浅绛色罗，组织稀疏，这是迄今发现北方最早的蚕丝。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出土有大量陶质、石质的纺轮和纺锤等工具，如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的河北磁山遗址、公元前四千余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以及陕西西安半坡遗址（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明遗存，距今5600-6700 年之间），临潼姜寨遗址（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公元前4600年-公元前4400年）等，都有刻纹的纺轮出现，有的呈扁圆形，有的呈鼓形。而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县，以黑陶为主的文化遗存，距今4800年）中，纺轮造型更为丰富，而且有些还加以彩绘。纺轮主要是用来纺线的，之后又出现了带有机械性质的纺织工具。
1975年，河姆渡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不仅出土了木制，陶制的纺轮，还有了引纬线用的管状骨针，打纬用的木机刀和骨刀，以及绕线棒等，其他形状各异的木棍，很可能也是原始织机的组件，如木机刀和卷布木轴，提综杆等。这些可能就是原始的腰机。此外还有公元前两千前龙山文化遗址中的骨梭，梭是穿线织布的工具，有了梭，就会比用手牵着纬线去穿经线容易且快捷得多。这一阶段的骨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扁平式的，一头有孔或两头有孔，别一种是空筒式的，一头有尖，中部有孔。
从出土于四川成都百花潭的一件战国铜壶上，可以见到一幅有名的采桑图。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时期，四川即已享有“天府”之誉。而早在夏商（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11世纪）时期，蜀地也有蚕丛、柏灌、鱼凫相继为王，“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史记》记载黄帝育有两子，二子叫昌意，昌意后取蜀山氏女为妻，生高阳，高阳即颛顼，继承了黄帝之位，蜀人是高阳的子孙。传说中黄帝之妻嫘祖是养蚕始祖，蜀人继承了这份事业。古蜀国的第一代君主叫蚕丛，可见这个部族是以蚕为图腾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上有一些龙的图案，也有一些龙型的附件，这些龙的形态与中原青铜器上的龙不同，身体像蚕，这可能与蜀地的蚕崇拜有关。
总的看起来，学会养蚕抽丝好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发源，也许，在中国的好几个地方，都有着各自的发明或传播路径。

㈡ 中国文化起源的代表性遗址有哪些

代表有
河姆渡遗址（浙江余姚）是1973年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重要的村落遗址，距今已有7000余年历史。经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共出土各类生产工具、生活工具、建筑构件等文物7000余件。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最早的木结构水井、最早的编织技术、最早的船浆……河姆渡遗址所展示的灿烂的原始文化，有力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1979年，这一结论被写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

红山文化：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古文化，位于赤峰市区东北隅的红山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

其他的有

西侯度遗址

位于芮城县中瑶乡西侯度村，为目前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大约180万年。经发掘出土的动物化石有巨河狸、鲤、山西轴鹿、粗面轴鹿、粗壮丽牛、山西披毛犀、三门马、古中国野牛、晋南麋鹿、步氏羚羊、李氏野猪、纳玛象等。石器出土数量不多，主要以石英岩为原料，类型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另外在文化层中还出土有若干烧骨，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石器和有切割痕迹的鹿角以及烧骨的发现，证明远在18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遗址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匼河遗址
位于芮城县风陵渡匼河村一带，北至永济市独头村北涧，南至芮城县涧口南沟，长达13．5公里范围内的17个地点组成的匼河遗址旧石器地点群，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匼河文化的代表遗址，地质时代为距今约60万年的更新世早期。1957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现。1960一1980年，先后5次发掘，出土的动物化石主要有肿骨鹿、披毛犀、扁角鹿、对丽蚌、德氏水牛、二门马、野猪、师氏剑齿象、东方剑齿象、纳玛象、三趾马等。文化遗物以石制品为代表，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等，主要原料为石英岩。石器数量较少，类型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遗址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海峪洞穴遗址
位于垣曲县毛家湾镇店头村南海峪沟口东侧山腰，是目前山西省唯一旧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1957年发现，1958年发掘。遗址由相邻的三个地点组成，洞穴产自震旦纪砂质石灰岩区，遗物和化石出自黄褐色的角砾岩中。第一地点含有动物化石，第二地点发现石制品和用火遗迹，第三地点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皆有。该遗址与北京猿人晚期文化很相象，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下冯遗址
位于夏县城北15公里东下冯村东北的青龙河南、北两岸台地上，系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典型遗址，其绝对年代经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1900至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3900年。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1959年春考古调查时发现，1974年进行发掘。遗址西部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东、南部有商代早期的二里冈文化的城墙和圆形建筑基址，北部有东周时期遗存。遗址可分六期，其中一至四期属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遗迹有灰坑、房屋、墓葬、水井、沟槽、陶窑等。遗物有石、骨、铜、陶等不同质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乐器等。青铜箭头、凿和石范的出土，表明当时已进入青铜器时代。

东下冯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夏文化问题，促进夏代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阴遗址
位于夏县尉郭乡西阴村东北土岭上，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民国15年(1926)发现并发掘，共出土60箱陶、石、骨器等遗物，其中有半个蚕茧化石。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大肆盗掘西阴文物达数卡车之多。1959—1963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调查，其面积为500x600米，遗物包含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的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1995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发掘并出土了大批文物。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荆村遗址
位于万荣县万泉乡荆村西北500米，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遗址范围东西300米，南北300米，文化层厚2米。民国20年(1931)，山西省立图书馆、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和美国弗里尔艺术馆合作发掘过该遗址。在出土的谷类炭化物中有黍和高梁两种，暴露有窑址、灰坑。采集有红陶、灰陶、彩陶、夹砂陶片。遗址保存较完整，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位于夏县埝掌镇崔家河村北的崔家河遗址、位于绛县横水镇周家庄村东的周家庄遗址、位于新绛县泽掌镇光村西北的光村遗址、位于新绛县横桥镇西尉村南的西尉遗址、位于新绛县万安乡马庄村南的马庄遗址、位于闻喜县阳隅乡回坑村西的回坑遗址、位于永济市蒲州镇石庄村北的石庄遗址、位于荷城县大王乡金盛庄村西的金盛庄遗址、位于荷城县岭底乡坡头村的坡头遗址、位于平陆县西侯乡赵家滑村的赵家滑遗址等。

古动物化石遗址

土桥沟化石遗址
位于垣曲县古城镇寨里村土桥沟。民国15年(1926)瑞典古生物学家安特生发现。东西10--14公里，南北14—16公里，发掘出土有甲壳类、淡水软体动物、黄河猴等8种动物化石，距今约5000万年，是国际人类进化及始新统地层的最早资料。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担山石化石遗址位于垣曲县毛家湾镇担山石村南龙骨山的山腰，1957年发现。面积50平方米，属更新世晚期。出土有石英石片、三门马牙齿、鹿牙等化石。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独头化石遗址
位于永济市首阳乡独头村后涧河南北沟一带。1953、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察，认定为共事匼河文化遗址范围。出土化石有象牙、野牛、猕猴、羚羊角等化石及大量石核、石斧、石刀、刮削器等。

七里坡化石遗址
位于平陆县杜马乡七里坡村东南800米崖嘴头下。1958年11月发现，采集有麂化石。

五龙庙沟化石遗址
位于平陆县杜马乡大涧北村西侧200米处。南北长3000米，东西宽150米，沟西岸断层的河湖相沉积的沙层和砾石层中，堆积层厚2—6米，出土有黄河象、三门马等哺乳动物化石。属中更新世时期。

小东延化石遗址
位于平陆县东延村小东延沟。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150米。沟两岸崖腰的河湖相沉积的沙层和砾石层中出土有黄河象、二门马、鹿、羚羊等哺乳动物化石，沉积层厚2—6米。属中更新世时期。

古城遗址

商城遗址
位于垣曲县古城镇南关外的毫清河与黄河间的高台上。1984年发现，1985年发掘。城内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中北方的城墙保存在地上，长330米，宽5—12米，残存高3—5米，夯层夯窝极为清晰，其它三面城墙均保留在地下。城东南为居民区，文化层较厚，有灰坑、窖穴等遗址；中部偏东有一组夯土建筑基址，可能是宫殿区。文化遗物主要为陶器，有高、大口尊、盆、罐、豆等，铜器有鼎、斝、爵等，此外还有卜骨。据地层和出土物判断，最晚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冈文化的上层，为一座较为完整的商代方国小城，是研究商前期历史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毫城商城遗址
位于垣曲县城东南25公里上、下毫城村之间的第二台地，1989年发掘。城址边长300米，正方形。夯土层中有早期陶片，西南角有龙山灰坑与较多汉墓。出土有双环素面扁壶、高和仰韶彩陶片及许多汉代瓦片。中国历史博物馆调查认为，该遗址对研究商、周及其之前文化具有重要价值。遗址现存元致和元年(1328)所立“殷商烈祖成汤圣王居毫故事片都”石碑。

禹王城遗址
位于夏县禹王乡的禹王村、庙后辛庄、郭里村一带，因传说夏禹曾在此居住过，故俗称“禹王城”。据考证，禹王城即春秋战国时的魏国国都安邑城，也是秦、汉及晋时的河东郡治所。遗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庙四部分。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禹王庙在小城的东南角，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大城如梯形，总面积13平方公里。四面城墙皆版筑夯打而成，北墙和西墙保存较好，除北墙外，其余城墙都不直。东墙残长1530米，西墙长约4980米，南墙长3565米，北墙长2100米，外侧有护城壕。城北部有战国时代的灰坑和灰层，城中部偏东的庙后辛庄以北，发现一处战国中晚期的手工业作坊。中城方形，总面积6平方公里，其西、南两城墙分别是大城的西墙和南墙的一部分，北墙长1522米，东墙现存长960米，城内遗物丰富，堆积层厚2米左右，有战国时代遗存，但主要是汉代遗存。从出土遗物分析，中城稍晚于大城。小城总面积754000平方米，形状是缺去东南角的长方形。西墙和北墙分别长930米、850米，城墙现存宽1。4米。19卯年秋试发掘，出土遗物有大罐、盆、甑、小釜、碗等容器陶范，印有阴文“东三”的铲范、铧范、车辔范、六角承范、圆形承范、花纹范等。瓦分板瓦和筒瓦，瓦当多为云纹圆瓦当，此外还有五铢钱、半两钱、铁渣等。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魏城遗址
位于芮城县城北2．5公里，南北城墙在地面可见。古城东起柴涧村、铁家庄，西至后龙泉村、城南沟村，北至永乐宫北0.5公里，南至永乐宫门前，呈方形，周长4500米。残留于地面之上的城墙高出地面l—7米，城址宽度一般在13—15米之间。城墙版筑而成，古城东南、西北、东北三个城角保存较好，城外侧都有月牙状的夯土台。城内出土有东周时期的南、豆、罐、瓦等遗物，在城西柴涧村有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墓葬群，出土过数批青铜器。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玉壁城遗址
位于稷山县城西南5公里处白家庄村西。其东、西、北三面皆为深沟巨壑，地势险要。玉壁城建于西魏大统四年(538)，系西魏抵御东魏侵袭的前沿重镇。玉壁城早已废圯，夷为平畴，唯西、南两面尚有夯土残垣断壁。城的北面和西面，各有一个平顶土丘，与城相连，昔日均为城堡，现在北堡暗道尚存。城东沟里半坡地方，有一地道直通玉壁城下，道内宽约0．8—1米，高约1．2—1．8米，为东魏高欢攻城时所凿。对研究北朝史和古代战争史具有重要意义。

㈢ 仰韶文化对后世影响

仰韶文化从发现至今已经90年了。这90年，仰韶文化的考古遗址不断被发现，仰韶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分期不断细化，仰韶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不断有新的解释，关于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也还在争论中……
相对一个跨越2000多年，纵横数千里的文化来说，90年显然并不足以解开所有的谜。
中国文明的起源还在探索中
2011年11月8日。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国际论坛在刚刚落成的仰韶博物馆举行。位于馆前的四座铜像也举行了揭幕仪式，他们分别是对仰韶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四位学者——安特生、袁复礼、夏鼐和安志敏。
安特生，这位瑞典的地质学家，偏偏对考古有兴趣。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他和我国考古工作者袁复礼等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石器，以该村命名的仰韶文化诞生。
仰韶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非凡——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以遗址地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真正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就此起步。
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这也是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时感慨万端的原因。他以欧洲著名的丹麦遗址为例，“长为100至300公尺，其广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而仰韶南北为960公尺，东西480公尺，灰土层厚1至5公尺不等。“则可知在石器古人时代其地当为一大村落无疑矣。”
仰韶村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彩陶，使仰韶文化又被称为“彩陶文化”。在当时考古很少的中国，由于没有其它的参照，安特生认为这些彩陶不可能是中国本土的，反倒与西方的安诺遗址的彩陶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简单的推理，安特生提出“文化西来说”。这一学说被西方广泛认同。
他的西来说刺激了中国考古学家开展更多的考古工作，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与去向。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处单纯的仰韶文化遗址，这也是后来的“西阴文化”，那里出土陶器上的“西阴纹”后来在其它仰韶文化的地域也出现过。
1931年，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因为在安阳小屯最先确定，又称小屯文化。这个三叠层证明不同文化的连续性，有力地驳斥了西来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说，“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说一直伴随着对仰韶文化的不断认识。从20年代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到后来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再到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仰韶龙山一元发展说，发展为现在的多元说，应该说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发现了李家村等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在华北地区，磁山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等前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和连续发展性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总体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的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的一元论终于被多元论所取代。”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始终占据领先地位。东北的红山、江浙的良渚都曾达到相当的高度，黄河中游的核心地位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只是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才突现出来，并最终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而这与它长期处于各文化区的中间地带有很大关系。
现在我们更多地讲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向心性、连续发展性、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是几代考古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等基本问题依然还在探索中。
新材料能够带来多少新观点？
对于仰韶文化，不是考古的人可能还有点陌生，但我们一定都知道半坡遗址，也都记得教科书上的那张人面鱼纹彩陶盆的照片。它于1955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彩陶盆呈红色，由细泥红陶制成，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充满奇幻色彩。

㈣ 河南鹤壁再次考古发掘刘庄遗址

近日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鹤壁刘庄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已发掘灰坑200多座，出土有红陶钵、高领罐、石环、石斧等。

希望有更多的发现，带我们走进神秘的古代。

㈤ 山西发掘出的属于旧、新时代的遗址有哪些

旧石器时代有：

芮城西侯度、芮城匼河、襄汾丁村、阳高许家窑、朔州峙峪、沁水下川、陵川塔水河岩厦遗址、吉县柿子滩、蒲县薛关遗址、襄汾大崮堆山史前石器制造场遗址等等。

新石器时代：

夏县西阴村、翼城枣园、襄汾陶寺、芮城清凉寺、灵石逍遥遗址、垣曲古城东关、翼城北橄、垣曲宁家坡陶窑遗址、垣曲下马遗址、临汾高堆遗址、临汾下靳墓地、太原光社，义井遗址、长治小神遗址、太谷白燕遗址等。

㈥ 马家窑遗址的马家窑文化

家窑遗址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首次发现，遗址文化层包括新石器时代较早期的马家窑文化，较晚期的齐家文化，以及更晚期的寺洼文化。该遗址内涵非常丰富，出土有大量的彩陶和石器。该遗址对研究马家窑文化及黄河上游地区诸史前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出现于距今五千七百多年的新石器时间晚期，历经了三千多年的发展，有马家窑、半山、马厂等类型。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其彩陶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按早中晚分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石岭下类型。
马家窑类型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地区。陶器以橙黄陶为主，有少量灰陶。彩陶器型丰富多样，纹饰非常精美，以旋涡纹、水波纹、同心圆纹、动物纹为主，彩陶上的图案表达了当时各氏族部落有着共同的崇拜意识。陶器形状出现了较大变化，盆、碗、钵依然存在，但存贮器瓮、罐、瓶逐渐增多。 烧制陶器的技术和陶窑较仰韶时期有了较大进步，火塘和窑分离，烧窑温度明显提高。并且出现了集中的作坊式制陶窑址。比较完整的遗址如位于甘肃东乡自治县大夏河东岸的林家遗址，包含有马家窑类型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是马家窑类型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在这个遗址中还发现了谷子的炭化物。这说明粟是当时先民的主要粮食之一。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马家窑类型早期的典型遗址有永登蒋家坪、东乡林家。马家窑早期彩陶的主要器形仍以盆、钵、碗为主，还有罐、鸟形器、壶、长颈圆腹瓶、筒腹平底及尖底瓶等。多以较稀的黑彩在橙黄陶上绘制花纹。盆、钵、碗中的内彩开始盛行。但内彩的花纹比较简单。
马家窑类型中期的彩陶已进入纯熟精美的境界。马家窑类型中期的典型遗址有东乡林家(中层)、兰州雁儿湾、临洮马家窑、民牙。核桃庄等遗址。这时的器形种类和图案纹饰都有较大的革新与发展。陶器表面打磨尤滑，用浓亮如漆的黑彩画在细腻光洁的橙黄或米黄色陶器上，闪烁着明亮动人的光彩。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进入了彩陶历史的鼎盛期。
马家窑类型晚期的典型遗址有东乡林家(上层)、兰州西坡洼(上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乐都脑庄、永登杜家台、榆中麻家寺等。这时的彩陶仍以橙黄陶为主。除了单独的黑色彩绘外，还出现了黑白两色并用的彩绘方法，器形以壶、瓶、盆、钵和瓮为主，还有大口浅腹罐、勺、束腰罐等。
半山类型
半山类型因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洮河西岸的半山遗址而得名。距今约4500年。分布在陇西、兰州、临洮、永昌、武威、古浪、景泰。西至青海的大部分地区。充分证明了中国彩陶源于本土，而且具有东来西去的传播趋势。半山类型除了一些房址夕卜，还发现在房址附近有许多烧制陶器的窑址。半山类型的墓葬除传统土坑墓葬外还发现了石棺墓。随葬品以彩陶为多。半山类型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由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定居生活方式的使然，制陶业逐渐发达，使彩陶艺术发展越发推向历史的鼎盛时期。
半山类型彩陶展现了彩陶艺术新的繁荣时期，半山类型的分布区域逐渐西移，根据地层关系年。器形排比，半山类型可分为四期：
一期遗址以兰州三营为代表，还有广河的地巴坪(早期)，景泰的张家台(早期)和临夏的张家嘴等。器形以直口直颈壶和短领侈口罐为主。直颈壶口的两侧都有锯齿状的鸡头盲耳，腹部较圆。花纹多以粗细相等的黑锯齿带和红锯齿带相间绘成。颈肩之交都以一根红线和黑锯齿带并行相镶，这是半山彩陶的特点之一。
二期遗址以广河的地巴坪(中期)为代表，还有景泰的张家台(晚期)，广河的半山、杜家坪，永靖的樱桃山等。半山期的器形单耳或高低耳的壶和罐的数量增多，而盆和钵很少见。二期彩陶以繁茂致密为特色，旋纹已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花纹。
三期遗址以兰州土谷台(早期)、青岗岔牙。沙井驿为代表，还有青海隆化群科。罐和壶的腹部最宽处上提，底部渐小，器形由稳重趋向挺拔。旋纹仍显彩陶的主要花纹，但旋心扩大。内饰各种精细的花纹。间置的黑色锯齿带纹变宽，而红条纹相反变细。半山三期的彩陶，更加精丽繁缛。
四期遗址以兰州土谷台(中期)为代表，还有乐都柳湾、会宁牛门洞、永靖陈井西山等。显示出了由半山类型向马厂类型演变的过程。壶和罐的底部更收小，腹部成为倒置的鸭蛋形。由于腹上部的彩绘面积大，因此。多绘二方连续的四大圈旋纹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四大圈纹。神人纹流行起来。这时的神人纹多以红色绘主线。两边镶以黑锯齿带纹，人形举手作撒种状，手和腿的关节处长着爪指，有的头部为圆形花纹，有的头部则消失。
马厂类型
马厂类型因最早发现于青海省民寻县马厂塬而得名，距今4350—4050年，分布范围与半山类型基本相同。但最终向西发展到了武威玉门一带。从出土的大量纺轮和骨针分析，纺织业已得到了迅速发展。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也出现了大量的红陶衣和白陶衣。纹饰以变体神人纹、波折纹、圆圈纹、回纹、菱格纹、三角纹为主。马厂类型的房址与其他类型相比，差异比较大，已出现单间、套间和多元套间。房址周围有存储东西的小房，并且在房址不远处有烧制陶器的窑址。
马厂类型是半山类型的继续和发展。马厂类型出现了用土红色作底，上面再绘黑色花纹的彩绘方法。或者以两条黑线合镶一条红线的复合线来表现。除这些共同特征外，逐渐发展为两个支流，一支以乐都柳湾、兰州白道沟坪、永登蒋家坪为代表，另一支以永昌鸳鸯池为代表。马厂类型最为典型的陶器是带盖的敛口彩陶罐。马厂类型彩陶和彩绘技法也出现了变化，除了黑、红两色相间使用外，还出现了在红色宽带纹上加绘相应黑色窄带纹的现象。 文化价值
文化是历史的缩影，时代的一面镜子。马家窑文化的高度发展，是新石器时期华夏文明晨曦中最绚丽的霞光，折射着中华先民在远古时代所达到的多项文化成就，马家窑文化不仅包含着史前时期众多神秘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同时它创造了中国画最早的形式。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绘制中以毛笔作为绘画工具、以线条作为造形手段、以黑色（同于墨）作为主要基调，奠定了中国画发展的历史基础与以线描为特征的基本形式。彩陶是中国文化的根，绘画的源，马家窑文化将史前文化的发展推向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创造了绘画表现的许多新的形式，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画，就是神奇丰富的史前“中国画”。
观赏价值
马家窑文化，产生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它的图案之多样，题材之丰富，花纹之精美，构思之灵妙，是史前任何一种远古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它丰富多姿的图案构成了典丽、古朴、大器、浑厚的艺术风格。它神奇的动物图纹，恢宏的歌舞，对比的几何形状，强烈的动感姿态，象黄河奔流的千姿百态，生生不息，永世旋动。它象黄河浪尖上的水珠，引领着浪涛的起伏，臻成彩陶艺术的高峰。它留下的极其丰富的图案世界，永远是人类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它所给予我们的欣赏价值是任何现代艺术都不能代替的。越是遥远的文化，就越能成为现代生活中最珍贵的收藏观赏品。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欣赏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收藏价值
要看一种物品的收藏价值，就要看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观赏价值和增值价值等。所有的远古陶都有历史价值，而马家窑文化古彩陶的文化价值和观赏价值，是其它远古文化类型的古陶器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它的巨大增值潜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收藏队伍的迅速扩大，将进一步被人们所认识。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价格，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增长，成为收藏界十分耀眼的新星。马家窑文化是分布于甘肃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文化，其彩陶占整个陶系的20%-50%，随葬品中可达80%，而且成
型与装饰技术也至为发达。自本世纪二十年代瑞典人发现此类文化遗存以来，马家窑文化一直处在学术界热烈的讨论中。有关中国古代彩陶是本土发生还是西方传入的课题的研究使之声望日隆，其富丽神秘的图案及多变的造型也令艺术家爱不释手。但无论对这些问题作出怎样的诠释，马家窑文化炊食具本身的精美已足以让后人垂涎了。 仰韶文化是如何发展为马家窑文化的？
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在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也有遗存。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肃的继承和发展，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在时间/顷序上，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马家窑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一一前2050年。 马家窑文化在我州境内均有分布，蕴藏量十分丰富，文化遗址星落棋布。从二十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我州多次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几百处，并在广河县半山、瓦罐咀，东乡县林家，临夏县张家咀，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临夏的马家窑文化遗存，在马家窑文化内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马家窑文化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一般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分别代表三个发展时期。有些考古者在马家窑类型前插入一个石岭峡类型，我州考古工作者在康乐边家林遗址发掘后，提出边家林类型，介于马家窑与半山之间。 马家窑类型因首次在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而得名，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公元前3300一一前2900年。马家窑类型主要分布在陇东陇西，北至宁夏南部和青海西北部，西至甘肃武威。马家窑类型在我州各县均有分布，省级保护单位有东乡县林家遗址，永靖县小茨遗址，临夏县杨家河遗址，临夏市工坪遗址，县级保护单位有积石山三坪等更多。
马家窑类型彩陶在马家窑文化最为精美。马家窖彩陶为泥质红陶，质地细腻，呈橙黄色和土黄色，主要器形是盆、钵、碗、瓶、罐、壶等。马家窖彩陶以明亮的黑彩，在打磨光滑的陶底上绘出草叶、旋涡、波浪、圆点、平行风格等纹饰。无彩陶主要是罐、瓮、甑、砂锅等，其中泥质陶多为素面，夹砂陶多饰绳纹和附加堆纹。 临夏地区马家窖类型彩陶遗存虽然不甚丰富，但也出土了一些珍品。1954年在积 石山三坪发现的彩陶瓮，其造型优美，花纹精细，称之为“彩陶王”，现保存在中国历 史博物馆内。在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许多马家窑彩陶，也是难得的精品，现成为甘肃省 博物馆珍品。此外，在我州博物馆和各县文化馆也保藏着许多马家窑彩陶。马家窑彩陶 从体型和纹饰上，明显地可以看出，早期器物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脱胎发展起来 的，晚期器物呈现着半山类型过渡的倾向。
半山类型因首次在我州广河县南山乡半山村发现而得名。它是继马家窑类型之后发 展起来的，经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900年一一前2350年，分布于陇西河谷和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青海东北部。半山类型在我州广泛遗存，除广河首次发现的命名地半山遗 口双耳鼓腹小底罐为最多。半山彩绘壬要以黑红两种相间的锯齿纹构成各种图案，常见 的有漩涡纹、水波纹、葫芦纹，菱形纹，网格纹等；夹砂陶肩部多饰附加堆纹。
半山彩陶造型宽厚，纹饰繁密，是马家窑文化的繁荣与兴盛的标志。二十年代瑞典 安特生在广河县征集了大量的半山彩陶的珍品，尤其以彩绘人头陶盖造型最为奇特，现 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解放以来，我省考古工作者在广河地巴坪等遗址进行发掘和调查 中，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使这一类型文化内涵有了全面的认识，彻底否定了半山类 型仅为墓葬品的错误观点。
马厂类型，因首次在青海省民和县马厂遗址发现而得名，它是马家窑文化序列最后 一个类型，经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年一一前2050年，分布区域与半山类型相仿， 西至延伸到酒泉，玉门一带。马厂遗址与我州隔河相望，马厂类型的遗址在我州大量遗 存，其中省级保护单位有永靖杏树台等，县级保护单位更分布全州；在我州珍藏的彩陶 中，五分之三为马厂类型彩陶。 马厂彩陶多为泥质红陶，表面常涂一层红色
陶衣，体型基本脱胎于半山类型，而马 厂罐体型上长下短，腹部上移，耳部变大，以撇口短颈高腹小底罐为其特色。彩绘用 黑、红两色，以四大圆圈为典型纹饰，另外还有蛙纹、回纹、几何纹、波折纹等，早期 常用黑边紫红条带绘制图案，晚期以粗黑线条构成简单的表意纹样。马厂夹砂陶多饰附 加堆纹。 马厂彩陶纹饰相比马家窑、半山类型彩陶制造粗糙，纹饰简单，往往以抽象化的简 单图形，表现想象中的具体实物，由此可见马家窑文化逐渐衰退。马厂类型晚期出现的 菱形纹、编织纹，与后面的齐家文化彩陶纹饰相近。在我州永靖发现的马厂素陶，与齐 家文化更为相似，从而孕育一种新的文化即将在临夏这块地方产生。
居住在临夏原始地域，创造马家窑文化的原始居民，据人骨鉴定，属于蒙古人的东亚类型，与中原仰韶文化创造者同属一个种族。从瑞典人安特生从广河半山征集的陶塑 人头壶盖观察，也是圆脸，面部较平，颧骨较高，鼻梁较矮，系蒙古人种。另外，在临 夏市博物馆保存的一件陶塑人头壶盖上可明显看到，此是一位马厂女郎，脸部平展，头 部有黑彩线条饰披散状。马家窑文化的前身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陶塑人像也为披发， 两者是相一致的。而历史记载古代西域戎羌人都是披发。马家窑文化居民已经养羊，而羌的本义就是牧羊人，所以，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当是戎、羌族系的祖先。 马家窑文化的原始先民，已经进入农业种植时代，据东乡林家遗址发掘发现，有粟和麻籽的碳化物，反映了临夏农业发展历史。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临夏先民也制造原 始生产工具石铲、石锄等，同时，伴随原始手工业的兴起，制作了木作工具石斧、石 凿、石锛等。这些石器一般打磨精细，常有穿孔，工艺精细。纺织工具有陶纺轮，从遗 址出土的麻籽的情况来看临夏先民身着的当是麻布一类的衣服。另外，有些骨珠、骨 针、骨簪之类的日用品，其手工精细程度相当高。从有些墓中随葬的猪、狗和羊的情况看，家畜饲养也有一定的规模。出土的骨镞、石镞和石弹丸，表明了狩猎水平。
仰韶文化，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共发现遗址约1000多处，经较大规模发掘的典型遗址有10余处。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的前身是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裴李岗诸文化（有人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久长，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中国诸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发现和研究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城北，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东周文化等不同遗存。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了该遗址。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文化遗址。由于这些遗存均含有一定数量的彩陶，曾被统称为“彩陶文化”。1926年起，中国学者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万泉（今万荣）荆村、河南安阳后冈、浚县大赉店等遗址。1931年梁思永在后冈第一次发现了商代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从而明确了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自仰韶文化发现至40年代，学术界还初步探讨了该文化的特征和性质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了新的收获。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比较大规模地发掘了一批重要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华阴横阵，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以若干典型遗址为代表，考古界分析了仰韶文化的面貌，并对其分区、类型、分期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结合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的绝对年代，进行讨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还对其彩陶纹饰、制陶工艺、生产工具、建筑技术、埋葬习俗等，作了专题研究。又通过研究村落布局、住房形式、埋葬制度、工具用品等实物资料，综合探讨了仰韶文化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状况，以期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其中主要对半坡类型的社会结构有了较多的认识。
主张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者，认为当时已有发达的锄耕农业，处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又提出墓葬中随葬品之有无和多寡，与私有制萌芽有关，这是父系氏族产生的标志。还有的以仰韶文化晚期轮制陶器的产生和多间房子的出现，作为父系氏族社会的征兆。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仰韶文化是由“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后者包括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文化）和李家村文化（见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中对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了解得比较清楚，经过大地湾期、白家期和北首岭期3个发展阶段，一直可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衔接起来。从器物对比来看，“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的陶器以三足器和圜底器为特点，器类中的钵、碗、盂、罐、盘，与仰韶文化早期的器物接近，随时间的推移其特点越加相同。所饰刻划纹、绳纹和线纹，以及简单的彩纹，如宽带纹和在盆、钵内面着彩，都为仰韶文化所承袭并进一步发展。其他如“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子，成人多实行头向西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儿童也用瓮棺埋葬等，都说明它与仰韶文化有渊源关系。有人认为，其演变最早可能是在渭水流域完成的。仰韶文化发展到晚期，即秦王寨类型和西王村类型。前者在中原地区，发展成庙底沟二期文化，后者在渭水流域，发展为赵家来类型和常山下层类型，然后再发展到陕西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两者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
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是大体并行发展的两支原始文化，相互借鉴和影响之处很多。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的鼎、圈足器和镂孔器，多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为仰韶文化所吸收；大汶口文化刘林、大墩子墓葬中的彩陶盆、钵，无疑是从仰韶文化中汲取的。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中期的卷唇盆、敛口钵与仰韶文化相同，器盖上的把钮与半坡尖底瓶口形状一致，关庙山遗址出土的彩陶花纹中也有与庙底沟类型特征相同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向西发展所形成的一个地区性支系。接近北方沙漠草原地带的仰韶文化诸遗存，含有不少细石器的文化因素。远处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也含有仰韶文化的纹饰和器形，甚至有人看作仰韶文化向东北发展的地方支系。 总之，仰韶文化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行程中，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不断吸收周围诸文化的因素，又给周围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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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位于新乐市何家庄村北约300米处，遗址北约300米为中同村，南距新乐市约7公里。遗址地表早年因烧砖取土被挖掉1.5米-2.5米，使遗址上部堆积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石段引水明渠从遗址的西部边缘穿过的情况，本次发掘保护工作在遗址的西部进行，I区和Ⅱ区位于西南部近何家庄村一侧，Ⅲ区位于西北部近中同村一侧。
本次发掘总面积3000平方米，钻探15000平方米；清理灰坑97座，房址1座，墓葬3座，马坑1座；出上陶器、瓷器、石器、骨角器、青铜器、铁器等约300件；遗存分属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西周晚期、战国晚期和金代。
新石器时代遗存未发现独立的堆积，单位，主要是散见于晚期堆积中的陶片，有泥质橘红陶，器表装饰细绳纹和紫红彩。器形有双耳小口尖底瓶、彩陶钵、夹砂绳纹罐等。文物性质属西阴文化，与早年曲阳钓鱼台遗址发现的同类遗存性质相同。
夏商时期遗存的遗迹主要是灰坑，多作圆形筒状。出土遗物多为陶器和石器。陶器的陶系车要有夹砂灰陶、夹砂灰褐陶、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器形主要有侈口袋足鬲、鬼脸足鼎、单耳茸、觚形杯、侈口鼓腹罐、敞口平底盆等；夹砂陶器表多装饰细绳纹、弦纹和附加堆纹，素面陶器表则见有磨光和刮抹的处理方式。石器主要有石斧、石杵、石刀、石镰、石铲等，均为打制和磨制成器。在文化面貌上既表现出与豫北冀南地区下七垣类型的相同特征，又表现出同时期分布在太行山西侧以及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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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1】《说文》：“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华夏”原义为“光荣的夏人”，即“荣耀的中国人”，是族名。后来也兼指中国之人的居住地区。最后代指“中国”，成为古代中国的自称，成为国名。
说法【2】古代西北有华山周围的“华部落”，是黄帝部落，和大夏河周围的“”夏部落，是炎帝部落，后来融合为华夏部落，后来华夏部落东进南下，逐渐成为中国人主体。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

发源地
发人深省的是，明清记载的华胥在陕西蓝田，成纪在甘肃秦安。而1963年-1964年在蓝田县陈家窝和公主岭考古发现78-85万年前的蓝田人遗址。因此，这是华夏人类的发源地之一。1978-1982年在秦安发现具有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大地湾遗址，分为公元前5850-5400年的前期和公元前4050-2950年的后期[3]。先人所载神也，岂妄言乎！与蓝田、秦安相距不远的考古遗址[3]还有仰韶文化前期（公元前5500-4800年）的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和老官台遗址，仰韶时期的西安半坡遗址（公元前5000-4500年），临潼姜寨遗址（公元前4600-3690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公元前5150-3790年），其余还分布于华阴、渭南、华县等地。仰韶文化后期的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300-2050年）遗址存在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兰州青岗岔、永昌鸳鸯池、青海乐都柳湾等地。此外，与陕西相邻的河南渑池仰韶、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山西芮城西王村、夏县西阴村、万荣荆村等处都发现同期遗址。因此，从伏羲诞生前到炎黄出现时存在的华胥古国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约为公元前4600-2700年,地域主要为甘肃西部、陕西渭河流域及黄河流域之一段。

《通鉴辑览》记载[4]：伏羲“始结网罟以教畋渔”，“养牺牲以充庖厨”，用书契代替结绳纪事，制嫁娶，画八卦。由考古学可知[3]，仰韶时期猎渔业中确有网坠、鱼钩、箭头等，饲养家畜，出现刻划符号形式的原始文字，存在夫妻制的迹象，并且已出土7000年前的八卦符号。同时，从伏羲、女娲的轮流为主可以推测，这是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社会交替时期，而它正好与考古结果一致。

以后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2500年）晚期和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2000年）相当于炎黄时期到夏朝建立。夏（公元前21-17世纪）可能相应于更晚的晋南、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1-17世纪）。这与典籍所载夏禹、夏启建都城于安邑（山西夏县）、钧台（河南开封）一致。

㈨ 龙山文化时期，房屋的平面和构造各有什么特点

仰韶文化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共发现遗址约1000多处，经较大规模发掘的典型遗址有10余处。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的前身是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裴李岗诸文化（有人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久长,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中国诸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发现和研究 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城北，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东周文化等不同遗存。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了该遗址。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文化遗址。由于这些遗存均含有一定数量的彩陶，曾被统称为“彩陶文化”。1926年起，中国学者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万泉（今万荣）荆村、河南安阳后冈、浚县大赉店等遗址。1931年梁思永在后冈第一次发现了商代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从而明确了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自仰韶文化发现至40年代，学术界还初步探讨了该文化的特征和性质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了新的收获。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比较大规模地发掘了一批重要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华阴横阵，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以若干典型遗址为代表,考古界分析了仰韶文化的面貌,并对其分区、类型、分期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结合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的绝对年代,进行讨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还对其彩陶纹饰、制陶工艺、生产工具、建筑技术、埋葬习俗等，作了专题研究。又通过研究村落布局、住房形式、埋葬制度、工具用品等实物资料，综合探讨了仰韶文化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状况，以期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其中主要对半坡类型的社会结构有了较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