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龙遗址

㈠ 雕龙碑遗址的遗址简介

枣阳雕龙碑遗址位于枣阳市区东北约27.5公里鹿头镇武庄村沙、黄两河交汇之处的台地上。东连桐柏山余脉，西望平川，南靠鹿头镇，北与河南省唐河、桐柏两县毗邻，遗址面积4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达3米。
现存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距今约6200年，是中国长江与黄河流域交会地带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氏族聚落遗址。1990年至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
雕龙碑遗址地处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接壤地带，它是长江流域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彩陶遗址，其光彩可与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相媲美，可以说它汇聚了南北文化的精华，独具地方特色。其文化特色既具有地方特点，又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因而带有很强的独特性。它的发现，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㈡ 雕龙碑遗址的开放时间

10元/人
9:00至17:00

㈢ 雕龙碑遗址的介绍

雕龙碑遗址，全称“雕龙碑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位于湖北襄阳枣阳市鹿头镇北3公里的武庄村南。因遗址附近曾竖一刻有飞龙的石碑，故名“雕龙碑遗址。1”雕龙碑遗址是1957年湖北省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位于枣阳市鹿头镇北三公里的武庄村，现存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距今约6200年，是中国长江与黄河流域交会地带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氏族聚落遗址。1990年至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2该遗址为国家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㈣ 雕龙碑遗址的遗址意义

主持湖北枣阳雕抄龙碑遗址考古发袭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王杰研究员称，雕龙碑遗址应是炎帝氏族的都邑。王杰专门撰写了论文《探寻炎帝氏族的足迹——从雕龙碑考古发现探讨炎帝都邑问题》。文中说，雕龙碑遗址具有产生炎帝氏族都邑的特征条件。而已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等实物资料，与传说中的炎帝氏族文化大多相符。
雕龙碑遗址发掘出土的不少器物是同时代其他遗址所没有的，尤其是一幢类似现代单元房并配有推拉门式的房屋基址，在我国是首次发现，在世界古遗址中也属罕见。 据专家考证，雕龙碑遗址距今为6000多年，是一处内涵丰富，保存完整的原始氏族聚落遗址，它地处古代南北文化的接壤地带。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可同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相媲美。人们参观这远古祖先生息的遗址，不仅可以了解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发思古之幽情，而且产生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㈤ 襄樊出土的著名文物

第一展厅——史前时期的襄樊(2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
有关的考古文献资料表明，十几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襄樊这块土地上生活、繁衍，这段历史将用现代科技复原、展示。
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樊城北邓城附近的山湾、太平店军营坡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特别是考古人员1990年至1994年在枣阳市鹿头镇雕龙碑发掘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长江流域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彩陶遗址，其光彩可与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相媲美，可以说它汇聚了南北文化的精华，独具地方特色。
在展览中，图表展示雕龙碑遗址地理环境图，遗迹分布总平面图，雕龙碑发掘主要收获统计表，雕龙碑文化各期文化特征表和展品。通过这些文物，可以领略到雕龙碑遗址的辉煌，也可以通过其他遗址的展出，感受襄樊5000年的文明进程。
遗址见证文明：一件器物、一个图案和纹饰体现出了古人的精神情感与意趣；一把石斧、一件铜鼎、一件陶壶，能够展现出先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当时生活与斗争的图景。
本单元展出80余件珍品文物。
第二展厅——先秦时期的襄樊(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
高大雄伟的楚国大铜鼎，与墙壁上先人们艰苦劳作的图画和青铜冶炼场景相呼应，昭示着襄樊历史从史前时期进入青铜文明时代。历史文明的门槛随之打开，暗示着“筚路蓝缕”的楚国由弱小到雄霸一方，暗示着襄樊地区的先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辛勤耕耘，进而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明。
夏商周时代，襄樊是中原文化南传的重要通道，一度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襄阳城西南真武山、樊城北邓国及其外围有周岗、余岗和黄家村等两周文化遗址，其丰富的文物类别和文化内涵，无不凝聚着先民的匠心独具与智慧，既见证了襄樊5000年的文明，又表明邓城的时代发展序列和作为都、市的繁华。
襄樊是楚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西北荆山山脉的南漳、保康等地留下了楚国早期开发的印记。春秋战国时期，楚曾一度建都于鄢郢(即今宜城市郑集镇)，并置襄阳为“北津戌”。在宜城市区南楚皇城遗址及其附近，不仅分布有众多的楚文化遗址，而且出土了大量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器物。参观中我们可看到楚国不同时期器物组合、器型、纹饰的变化，器类由鼎、缶、壶到鼎、敦、壶，纹饰由繁缛细密的蟠螭纹到光素无纹等交接过程等，从中可以窥视楚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有的风采。
本单元500余件文物为研究襄樊历史、楚文化、中原文化，佐证襄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第三展厅——秦汉时期的襄樊(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两汉三国时期，襄樊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它成了引领全国的政治学术和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时期这里经济繁荣、文化兴盛，是士族、名士聚集之地。
秦汉时期，伴随汉庄园豪强势力的膨胀，与场景配置的模型明器大量出现，反映了汉人独特的天地思想和阴阳风水信仰观念。襄阳擂鼓台出土西汉彩绘漆衣鸟云纹陶鼎、壶、盒各二件，主题鲜明，色彩艳丽，光彩夺目，是西汉时期不可多得的彩陶瑰宝。
低温铅釉陶约在西汉中期出现，东汉很盛行。出土于襄阳伙牌的东汉绿釉红陶楼，它不仅记录了墓主人生前富足无忧的庄院生活场景，而且反映出汉代建筑的真实风貌。
葬玉、玉剑饰等在汉代大量流行，玉制舞人、动物等艺术品也方兴未艾。馆藏印章多为私印，假司马印为官印，假司马为官名，司马前贯以假者为副职。
式样丰富，制作精巧，美轮美奂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的汉代铜镜制作是继战国以后又一次大发展，它是汉代金属工艺中一个主要的品种。
本单元展出近100件文物。
第四展厅——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襄樊(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是襄樊历史上的最鼎盛时期。公元190年，荆州刺史刘表将荆州治所由湖南汉寿迁到襄阳，使襄阳成为一个控地甚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变化，对襄樊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襄樊成为历代府、道、州、县的治所，并一度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三国之后，襄阳成为一个军事重镇，“天下之要纲，襄阳实握之”。
此时处于南北交接地带的襄阳，其文化传统表现出以南朝文化为主体，又具有中原风格的特色。
青瓷盘口壶、罐、黄釉、青瓷虎子等精美的瓷器。南北朝时陶俑，品种多样，有文侍俑、持扇俑、持物俑、跪拜俑、小冠文吏、铠甲武士俑等，并开始着重动作和神情刻画。文官俑形态洒脱，武士俑体格强健，神情剽悍，真实形象地表现出此期士族名士放荡不羁、战乱频繁的世俗面貌。此期襄樊出土陶俑均为模制后插合成型，腹部微凸，这些特征与中原北朝风格相接近，说明襄阳地区是南风北传的重要通道之一。
1984年，考古人员在襄阳城西虎头山东北麓贾家冲发现一处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墓，该墓文化主流明显是南朝风格，从出土的大量飞仙供养、佛教题材等图案可以找到证明。
本单元将展出50件珍贵的文物。
第五展厅——隋唐至明清时期的襄樊(公元581年——公元1911年)
隋唐以后至明清时期，襄樊“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这个时期出土文物更加丰富多彩，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昌盛、文化的繁荣及民族的大融合。唐墓中出土一批陶俑，体态丰盈、形神兼备，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该时期出土的不同窑系、不同釉色和装饰工艺的陶瓷器，可谓异彩纷呈、争奇斗妍，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感觉。
在传世文物中，也有一批价值颇高的珍贵文物，以青铜造像、墓志碑刻拓片和官印为主。青铜造像有 100多尊，内容涉及有道教和佛教题材，是研究我国明代造像艺术、鎏金技术、铸铜技术和宗教文化的艺术宝库。在墓志碑刻中，唐武周时期宰相张柬之的家族墓志铭及王大剑、李景逸、刘密、杨孝贞、毕粹等唐代人物墓志，极大地丰富了地方史志内容。传世元明时期的官印均用九叠篆，篆字篆法自然流畅，布白对称饱满，是研究当时的篆刻工艺、用兵制度和官品制度的重要资料。
本单元共展出文物100余件。
一个展览，浓缩了襄樊的文明史；一批文物，向我们展示的是襄樊浓厚的历史积淀

㈥ 襄樊古隆中有那些名胜古迹

中国历来最悠久的地区之一，远在60万年前，人类已在此繁衍生息。襄樊系襄阳、樊城两城合称，樊城因周宣王封仲山甫（樊穆仲）于此而得名，襄阳以地处襄水（今南渠）之阳而得名。樊城始于西周，襄阳筑城于汉初。自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荆州牧刘表徙治襄阳始，襄阳历来为府、道、州、路、县治所。襄樊市始建于1950年5月，1979年6月升为省辖市，1983年9月与襄阳地区合并，实行市带县体制。1986年12月8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襄樊已有2800多年的建城史，华夏第一古城池保存完好。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在襄阳城西13公里处的古隆中寓居10年，成就了著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和“隆中对”，闻名中外的《三国演义》120回中，有31回发生在襄樊这片大地上。宋玉、杜审言、孟浩然、皮日休、张继、李白、杜甫、米芾等一大批文人名士使襄樊大地更具人文底蕴。

襄樊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和东汉汉光武帝刘秀的诞生地，有造型奇特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多宝佛塔，有号称“华夏第一城池”全国最宽的护城河。诸葛亮在襄阳隆中躬耕10年，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襄樊既是群雄逐鹿的古战场，也是历史文人骚客荟萃之地，孕育了楚国诗人宋玉、战国时期政治家伍子胥，唐代诗人杜审言、孟浩然、张继和宋代书画家米芾等文人名士，留下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历史贤达雅士的足迹和传颂千古的诗章。李白在《襄阳曲》一诗中写道：“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堤。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近几年，全市大力开发了被确定为国家名胜风景区的古隆中风景区，修建了代表鄂西北民居的仿古一条街，恢复了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当年写下脍炙人口的名作《登楼赋》的仲宣楼以及明王府、昭明台，开辟了岘山自然风景区、潭溪万山风景区、鹿门山自然风景区和邓城遗址风景区。杜甫诗曰：“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王维的《汉江临眺》更是将悠悠汉江水融入了滔滔汉江情中，把汉江之美，襄阳之魅贯穿其中。

襄阳古城墙筑于汉，宋改建砖城，全长7377米，其中有护壁砖墙6408米，平均高10.84米，最低处7米，最高处11米，底宽13—15米,顶宽6-11米。
襄阳护城河长5060米，最宽处达250米，平均宽度180米，面积91万平方米,为我国第一宽护城河。

隆中风景名胜区；AAA级4家：米公祠景区、水镜庄风景区、南河小三峡景区、薤山旅游度假区；AA级5家：锦绣园、白水寺风景区、熊河风景区、五道峡风景区、汤池峡温泉；A级3家：襄阳王府绿影壁、张自忠将军纪念馆、香水河风景区。
隆中风景名胜区：隆中风景名胜区总面积209平方公里，包括古隆中、水镜庄、承恩寺、七里山、鹤子川五大景区。1994年经国务院审定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6年经国务院审定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评为全国首批4A级风景旅游区。核心景区古隆中位于襄阳城西13公里处，公元197年-207年诸葛亮在此躬耕隐居十年。西晋时期已有纪念性建筑，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明代就已形成“隆中十景”：三顾堂、躬耕田、小虹桥、野云庵、六角井、老龙洞、梁父岩、抱膝石、古柏亭、半月溪。

《三国演义》120回中，有32回故事发生在襄樊，仅次于荆州。

米公祠景区：米公祠位于襄樊市樊城区沿江路西段，原名“米家庵”，是纪念北宋书画家、鉴赏家米芾而建的祠宇。1956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米芾（公元1051年-1107年），原名黻，字元章，号鹿门居士，又称海岳外史、襄阳漫士。曾官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因其举止“颠狂”，人称米颠。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代四大书法家。

襄阳王府绿影壁：襄阳王府绿影壁坐落在襄城东南隅。其为明代襄王府门前照壁，约建于1440年，影壁长26.2米，高7.6米，厚1.6米，仿木结构庑殿式四柱三楼造型，影壁造型别致，雕刻精细，图案繁缛，是古代石刻艺术中的瑰宝。现为我国唯一一座大型石雕龙壁。

中原古刹——广德寺：广德寺原名云居禅寺，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位于襄樊市城西10公里处，寺院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后院内的多宝佛塔又名五星塔，系砖石结构，通高17米，塔座高7米。塔座上建有五座佛塔，中心矗立一座印藏结合式喇嘛塔，高达10米。全塔上下内外共有石雕盘坐佛像45尊，硕大“佛”字3个，共48“佛”。

㈦ 什么是雕龙碑文化

雕龙碑遗址地处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接壤地带，它是长江流域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彩陶遗址，其光彩可与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相媲美，可以说它汇聚了南北文化的精华，独具地方特色。其文化特色既具有地方特点，又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因而带有很强的独特性。它的发现，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雕龙碑遗址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的武庄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年代为距今6000年左右。 雕龙碑风景区
雕龙碑遗址发现于1957年，由于遗址内涵丰富，面貌独特，1990～1992年期间，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发掘。遗址中发现有房址、窖穴、墓葬等遗迹，并出土有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动物骨骼数千件。其中不少器物是同时代其它遗址中所没有的，尤其是一幢类似现代单元房并配有拉门的房屋基址，在中国尚属首次发现，在世界古遗址中也属罕见。 自1990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对此进行了五次发掘，使埋藏于地下数千年的遗迹和遗物一层层、一件件重现光彩，出土了大量的斧、锛、凿、铲、耠、犁、镰和镢等石质劳动工具的同时出土了一批很有研究和观赏价值的碗、钵、盘、壶、瓶、缸、罐、瓮和鼎等几十种黑、红、灰三种颜色的陶器及装饰品；特别令人惊叹的是我们祖先居住的建筑，已经使用了石灰、类似水泥的建筑材料，将房屋建成单元式结构，并使用推拉式结构的房屋门。这是史前考古学中未曾有过的重大发现。早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经发明并在居住中普遍使用，而我们今天部分地区依然沿用着。 五、六千年前古人类就在这里定居下来，过着原始民族公社的群居生活，创造了极可贵的文化

㈧ 枣阳遗址

枣阳雕龙碑遗址位于枣阳市区东北约27.5公里鹿头镇武庄村沙、黄两河交汇之处的台地上。东连桐柏山余脉，西望平川，南靠鹿头镇，北与河南省唐河、桐柏两县毗邻，遗址面积4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达3米。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试掘，而后四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近15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形式或不同用途的房址、窑穴（或灰坑），以及成人土坑墓、婴儿瓮棺葬等重要的遗迹,出土斧、锛、凿、铲、耠、犁、镰、镢等石质生产工具,碗、钵、盘、壶、瓶、缸、瓮、鼎等生活用具及装饰品约4000余件，经碳十四测定绝对年代距今5000至6000年。是一处典型的、保存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由于该遗址地处古代南北文化接壤地带，南北同时代的不同文化相互影响及融合的结果，产生出一些不同于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因素，如水旱农作物品种，类似日本和南朝鲜民间“推拉式”屋门的房屋建筑，与现今农村耕地用的铁犁铧极为相似的石犁铧，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婴儿瓮棺葬和氏族成员墓地等，构成含有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中游和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及屈家岭文化特征的独具特色的雕龙碑类型文化。
雕龙碑遗址1984年列为襄樊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㈨ 神农氏,民方食谷这句话反映的是什么时期的什么情况

。《艺文类聚·食物部》称:“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此处的“谷”,很可能包括稻谷。在神农故里的大洪山下,有一处与京山屈家岭文化内涵大致相同的冷皮垭遗址,遗址中出土大量稻谷壳,且多夹于红烧土中。据考古工作者研究,冷皮垭遗址的时代,与炎帝神农部落所处的时代大致相近。刘玉堂、黄敬刚:《从考古发现看古随地的农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可见,炎帝神农首创农作物种植业是很有可能的。
传说中，炎帝即神农氏。“神农耕而作陶”、“（神农）身自耕，妻自织”、“神农之世，卧则居居”，“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各种典籍记载了神农氏对于中华民族有开拓之功，制作了陶器、斧、犁、锄等农具。

王杰认为，雕龙碑遗址发掘的器物恰恰验证了炎帝文明。传说中炎帝关于住房建筑、医药、集市和乐器的事迹，也在雕龙碑遗址考古发掘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印证。

雕龙碑遗址一期为半地穴式建筑，到二期的时候，已经改为地上土木建筑，用石灰泥和红烧土块混合砌筑墙体，并用石灰涂抹房屋内壁。至第三期时，房屋的设计和建筑结构更加合理、规范，布局和谐，加工精细，地面发明、使用了混凝土材料，并用上了推拉门。

其中，第二期文化中，在建筑上发现的人工烧制的石灰是发现年代最早的，与现代房屋建筑材料中的石灰性质相同。这比文献记载汉代使用人工烧制的石灰早约3600年，比考古发现西周时期有的房屋墙面和室内地面涂沫的用黄土、沙子和白石灰搅拌成的“三合土”早约近3000年，比在山西、河南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的白灰面早约近1000年—1500年。

第三期文化中，又进一步发展了类似水泥的建筑材料，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和水泥一样。这表明在几千年以前，这里居民居住的地面，是用混凝土浇注的。据载，罗马水泥亦是发明于18世纪，19世纪中期才广泛应用于土木建筑工程中。雕龙碑遗址发现的混凝土材料成分与现代水泥材料成分不会完全相同，但其性质可以说是相同的。

王杰认为，这些独特发现不仅佐证了炎帝传说，而且居住区与建筑布局也表明了雕龙碑遗址已颇具都邑规模，因而“雕龙碑遗址出土的文化遗存，符合历史传说时代炎帝文化的特征，而且雕龙碑遗址具有原始都邑的特征和条件，这里可能是炎帝氏族的都邑。”
http://news.sohu.com/20060515/n243232318.shtml

㈩ 雕龙碑遗址的发掘情况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试掘，而后四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近15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形式或不同用途的房址、窑穴（或灰坑），以及成人土坑墓、婴儿瓮棺葬等重要的遗迹（发现不同形式的房屋建筑基址15座，不同形状、不同性质的窖穴50座，成人墓葬132座，婴儿瓮棺葬57座 ）,出土斧、锛、凿、铲、耠、犁、镰、镢等石质生产工具,碗、钵、盘、壶、瓶、缸、瓮、鼎等生活用具及装饰品约4000余件，经碳十四测定绝对年代距今5000至6000年。是一处典型的、保存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遗址出土石器有锛、斧、凿、铲、纺轮等。骨器有锥、镞等。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黑陶次之和少量泥质灰陶；纹饰有弦纹、刻划纹、绳纹、篮纹及镂孔、彩绘；器形有鼎、罐、盆、钵、豆、盘、杯、碗、瓮及器盖、器座等。
据雕龙碑文物管理处主任鲍明长介绍，雕龙碑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实物证据揭开了中国原始社会炎帝神农时代曾有过的辉煌。“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情景，在雕龙碑遗址中得到印证。
雕龙碑遗址1984年列为襄樊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