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棺遗址

A. 请问四川在历史上产生过几个古文明

四川古文化序列概述

赵殿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盆地是巴蜀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探讨四川古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序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并涌现出一批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这里在吸收前辈和今人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作为引玉之砖。本文主要是概述一下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汉代以前古文化的地域分布、年代序列、发展过程的简况，略谈各期各区文化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历史发展的简要历程。
长江上游的古文化最早产生于一二百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两处早期人类化石——“巫山猿人”和“元谋猿人”。 “巫山猿人”出土在四川省巫山县大庙镇龙骨坡村，发现有四颗猿人牙齿和一段下颌骨，距今年代约204万年前⑴，同出的有石器和兽骨，称为“龙骨坡文化” ⑵。“元谋猿人”出土在云南省元谋县上蚌那村，发现有两颗猿人的上门齿，距今年代约170万年前，同出的有石器和用火遗迹⑶。这些发现对探索人类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也证明长江上游有悠久的古文化历史，是人类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在数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阶段，长江上游发现有多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四川盆地就有“资阳人”⑷、“铜梁人” ⑸、鲤鱼桥文化⑹、富林文化⑺、回龙湾洞穴遗址⑻等众多文化遗存，表明数万年前长江上游己是古人类的一处重要聚居地。
进入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的古文化遗存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各地区文化面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开始形成一些区系文化类型。它们之间文化因素和面貌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又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上产生过各种形式的联系。各地区性文化本身特色都非常明显，它们之间横向的区别远大于纵向的联系，因此还未能形成清晰的年代谱系。对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分区来进行介绍的，各区的年代先后参差不一。不过从总的时代来看，大约存在着一种从盆地外缘向内部发展的趋势，其中可能主要是从北面、东面和西北面向盆地中心区域发展。但它又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文化交流。要理清其中的关系，尚需做大量的工作。
从现有资料分析，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步分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中期、晚期三个发展时期，可以划分成六个地区文化类型，各自又有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里大体按年代早晚分区作一简述，并对其文化关系和发展序列进行初步的分析。
汉水上游的新石器在长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代最早。距今7000年左右的“前仰韶文化”时期，在汉中西乡发现了“李家村文化”， 它与陕西老官台文化、河北裴李岗文化时代相当，以圈足碗、平底钵、小乳突状三足器为特色⑼。在仰韶文化阶段，汉水上游出现了龙岗寺等一批典型遗址和墓地，主要遗存属于半坡类型，距今年代为6000-6000年左右⑽。此外还发现几处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龙山文化阶段的遗址，距今年代在4、5千年前，说明汉水上游地区也存在着以磨光黑陶和红胎黑皮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⑾。
川北山丘区，是四川盆地内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代较早的地区。其中广元中子铺遗址下层文化发现有类似李家村文化的小乳突状三足器，距今年代为6、7千年前，可能与李家村文化有一些关系。但中子铺遗址的典型器物是细石器和夹砂绳纹陶罐等，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⑿。中子铺遗址上层文化则以夹砂红褐陶、饰绳纹、口沿呈花边状的陶罐等为特色，与广元张家坡、邓家坪，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绵阳边堆山等遗址共同构成了川北山丘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地方文化类型，距今年代为5500年左右至4000年前⒀。它们与川西平原和川东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有较密切的关系。
川东三峡区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又一个发展较早的地区，主要遗存分为两个阶段。在仰韶文化阶段，三峡以东出现了发达的彩陶文化——大溪文化，典型器物有彩陶瓶、碗，红陶豆、罐，黑陶杯等，距今年代为6300-5000年左右。不过大溪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在江汉平原的西部，最西只到达巫山大溪遗址，并未在四川盆地内发展起来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川东三峡地区出现了丰富多样的古文化，近几年在三峡库区发掘和初步命名的有哨棚嘴一期文化⒂（或称中坝文化）、魏家梁子文化⒃、老关庙文化⒄等，典型器物有宽平沿盆（罐）、花边口绳纹深腹罐、钵、碗等，时代距今约在5000-4000年间。这些文化与三峡以东的湖北龙山文化、川西平原区的宝墩文化、以及川北、川西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都有一些关系，构成了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文化群体。
从川西北高原峡谷区，沿横断山脉向南，到川西南高山河谷区，是一个文化和民族走廊地带，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川西北高原峡谷区的岷江上游河谷中，曾发现有类似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文化遗存，时代可能早到距今5000年前，但并未深入到四川盆地之内⒅。另有一些地方特色突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现，如中路文化等，在5000-3000年前形成自身的发展序列⒆。川西南高山河谷区的安宁河、雅砻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典型遗址有横栏山遗址⒇、礼州遗址（21）、轿顶山遗址（22）等，地方特色明显，有些年代可延续到距今3000多年，并与商周秦汉时期西南夷一些少数民族文化遗存有某种联系。
四川盆地中心区的新石器文化出现较晚，大约到4500-4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才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宝墩文化” （23），很快建成了颇具规模的史前城址群（24），并与继后出现的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化有直接的关系，成为四川考古学文化和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四川盆地大约在距今4000年以后逐步进入青铜时代。四川正式形式成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是在距今4000-3200年左右青铜时代前期的“三星堆文化”阶段。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宝墩文化”（又曾称为“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基础之上，广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特独面貌的一种考古学文化（25）。它以三星堆遗址的第二、第三期为典型代表，以小平底罐、高柄豆、三瘦袋足器、鸟头形器把等为典型陶器群（26）。其分布范围主要是在从成都平原到三峡内外的一条带状地区，至少可分为典型遗址除了三星堆遗址之外，还有新都桂林村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早期阶段，三峡以西的中子铺遗址、哨棚嘴遗址的中期阶段（27），万县中坝子遗址（28），以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上层、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29）等数十个遗址，成为当时四川盆地当时一种主要的考古学文化。
三星堆文化阶段在三星堆遗址形成面积达360万平方米的宏伟的古城，出现了密集的房屋遗址和相关聚落群体，发现了众多祭祀坑和灰坑、作坊、墓葬，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金器和象牙等珍贵文物，表明三星堆遗址己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方国（30）。它以其独具特色的原始宗教信仰、神奇优美的造型艺术、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等为显著特征，成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在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篇章（31）。
在三星堆文化兴起之后，宝墩等到史前城址群迅速废弃，被三星堆古城所取代。三星堆文化本身尚可分为两期和若干段。不同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又可以分为几个区系类型。大约在距今3200年前后，三星堆文化逐步被新兴的“十二桥文化”所取代。三星堆遗址也于距今3000年左右被彻底废弃，四川盆地的古文化中心转移到成都地区，古蜀文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十二桥文化”是四川盆地青铜时代中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距今年代约在3200-2600年前。它介于“三星堆文化”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构成了四川盆地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又一个重要环节。十二桥文化以1985-1989年发掘 的成都十二桥遗址为典型代表（32），近几年来在成都市西部先后发掘了抚琴小区（33）、指挥亍（34）、新一村等十多个文化面貌相似的古遗址，构成了“十二桥遗址群”。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也发现有的许多接近于十二桥文化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35）、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是遗址（36）、三峡以西的中坝遗址、哨棚嘴遗址的晚期阶段，以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等数十个遗址的上层遗存，乃至于汉水上游的部分遗址和宝鸡茹家庄遗址（37）等。其分布范围大大超过了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分布广泛的一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特别是近两年发现发掘的成都金沙遗址（38）和黄忠遗址，大大丰富了十二桥文化的内涵。
十二桥文化以尖底器物为重要的器形特征，包括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还有高直领壶、侈口罐、浅圜底釜等。以十二桥遗址下层和新一村遗址为代表，十二桥文化可分为商周、西周到春秋两期，各自又可分若干段（39）。十二桥文化早期包含有某些三星堆文化因素，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也应归属于十二桥文化的范畴。十二桥文化晚期除了尖底器形制变化之外，还较多 地出现矮圈足豆、侈口罐、浅圜底釜等器物。十二桥遗址木建筑群、羊子山遗址大型土台（40）、彭县竹瓦亍多组列垒（41）、特别是金沙遗址大批金、铜、玉、石礼器的发现，包括金带、玉琮、铜人、石虎等，证明十二桥文化是继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春秋时期十二桥文化类型的遗址大多曾被洪水冲毁，从而留下了某种文化缺环。
四川盆地青铜时代晚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古蜀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这就是以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铜兵器”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上称之为“巴蜀文化” （42），近几年来为了将它们与三星堆、十二桥等早中欺期巴蜀文化区别开来，改称为“晚期巴蜀文化” （43）。“巴蜀式铜兵器”的典型器物有柳叶形剑、长校矛、烟荷包式钺、三角形戈等。铜容器以釜、鍪、甑为典型器物组合。铜礼器以垒 、壶、鼎、豆等，而且常常以五件为一套。还出土有许多巴蜀式印章。晚期巴蜀文化的遗址发掘的比较少，仅有成都市青羊宫遗址（44）、上汪家拐（45）等几处。但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的墓葬群和铜兵器己广泛分布于四川盆地全境和附近一些省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群体。成都市商业亍大型船棺葬（46）、新都战国木椁墓（47）、涪陵小田溪土坑墓群（48），可能是巴蜀王族或国王的陵墓。表明晚期巴蜀文化阶段形成了古蜀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巴蜀文化在较宽松的管辖之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一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这就形成了秦汉初期四川地区本土文化与汉文化的一个相互融合的阶段。从考古学文化来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铜兵器群”，在秦并巴蜀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得到保持和发展，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49）、什邡城关镇（50）等一批大型船棺葬、土坑墓群，一直沿用到战国末年至西汉时期，典型器物则在与外来文化因素结合中不断变化。涪陵小田溪巴王族陵墓也有的晚至战国晚期（如3号墓年代在公元前278年以后）。与此同时秦汉文化因素迅速传入，出现了羊子山172号墓（51）等以秦汉典型器物为主的墓葬。都江堰水利工程也在这时兴建起来，巴蜀地区成为了“天府之国”。
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的汉武帝以后，四川地区的古文化面貌与新兴的多元一统的汉文化基本融为一体，长江上游古文化的发展到此告一段落。
这里再适当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探索一下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历史的发展历程。
考古资料是古文化发展的某种反映，但它不等同于历史，更不可能全面解释历史。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分区，主要依据的是物质文化实物资料的划分，各阶段的界限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象历史学那样以某个事件或具体年代明确划分开。也就是说，考古学文化地划分并不等同于历史的分期，两者不应进行简单的类比。另一方面，重大的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阶段，又会在物质文化上反映出来。所以某地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也必然与当地的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特别是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主要介绍考古学文化资料的基础上，适度结合有关历史文献，对长江上游重要考古文化所表现的古代文明发展和古蜀历史的历程，进行了一些宏观的探索。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古蜀国曾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等几代首领是大体可信的。从四川盆地历史沿革和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古文化序列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系。几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己对两者的联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半个世纪来，研究者己基本认同以船棺葬和“巴蜀式铜兵器”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 “晚期巴蜀文化” 或“巴蜀文化”，是“开明氏蜀国”的物质文化遗存，表现了巴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之前最后一个历史阶段的面貌。三星堆遗址深入发掘之后，多数学者己倾向于三星堆文化的繁荣阶段是“鱼凫氏蜀国”时期的看法。近十几年来十二桥文化遗址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填补了三星堆文化与晚期巴蜀文化之间的缺环，从而提出了“十二桥文化”有可能是“杜宇氏蜀国”时期物质文化遗存的观点。至于“三星堆文化一期文化”即“宝墩文化”阶段，则可能与蚕丛氏或柏灌氏蜀王有关。这就初步确认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蜀国的物质文化遗存。这就为深入研究古蜀王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利条件（52）。
从文明进程的角度看，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巴蜀文化、秦汉初期的古文化分别处于古蜀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与秦汉文化的不同阶段，经历了从古国、方国到帝国这样一个完整过程，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也集中代表了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
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的描述和归纳，可以具体地概括以四川盆地为重点的长江上游古文化序列。李学勤先生最近强调指出：“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53）。希望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会更好地展示四川盆地以巴蜀文化为中心的古文化发展进程和具体面貌，探讨其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B. 福建武夷山的建造年代,历史背景和建筑形式

从历史和科学的角度看，武夷山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不仅能为已消逝的古文明和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见证，而且与理学思想文明有着直接的、实质性的联系，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第3、5标准。大自然赐予了武夷山独特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历代高人雅士、文臣武将在山中或游览、或隐居、或著述、或授徒，前赴后继，你来我往。自然山水陶冶了人们的性情，启迪了人们的智慧，人类的活动传播，发展了武夷山，为自然山水增辉添彩。^[29] 先民的智慧，文士的驻足在九曲溪两岸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有高悬崖壁数千年不朽的架壑船棺18处；有朱熹、游酢、熊禾、蔡元定等鸿儒大雅的书院遗址35处；有堪称为中国古书法艺术宝库的历代摩崖石刻450多方，其中有古代官府和乡民保护武夷山水和动植物的禁令13方；有僧道的宫观寺庙及遗址60余处。^[30]

古闽族文化架壑船棺，距今3750余年，是国内外发现的悬棺遗址中年代最早；武夷山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劳动生息，逐步形成了国内外绝无仅有的偏居中国一隅的“古闽族”文化和其后的“闽越族”文化，绵延2000多年之久，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反映这一时期文化特征的主要有“架壑船棺”、“虹桥板”以及占地48万平方米的汉代闽越王城遗址。 在武夷山东部绝壁岩洞中的架壑船棺、虹桥板是古先民丧葬遗存，距今3000多年。棺中的棉布残片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棉纺织品实物。武夷架壑船棺是现今国内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悬棺。因而，武夷山被考古学家认为是悬棺葬俗的发祥地，其实物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和已消逝的古闽族文化的极为珍贵资料。古汉城遗址武夷山汉城遗址是座2200多年前的“现代化”城市 ，1999年12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全国唯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汉代王城遗址。遗址面积占地48万平方米的汉城遗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研究价值。它是中国长江以南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汉代古城址，在创建选址、建筑手法和风格上独具一格，是中国古代南方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已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如日用陶器、陶制建筑材料、文字瓦当、铁器青铜器等，分别代表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体现了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为研究汉代闽越族盛衰及江南经济文化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2013年12月20日，武夷山汉城遗址入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道教洞天教相传道教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仙人居处游憩之地。世人以为通天之境，祥瑞多福，咸怀仰慕。道教潜隐默修之士，喜遁居幽静之山林，故多择有仙迹传说之处，兴建宫观，期荫仙风而功道园融。历代以来，道侣栖止，香客游人络绎不绝，故洞天福地已成为中国锦绣河山之胜境。洞天福地，又名三十六小洞天。武夷宫 武夷宫 武夷宫又名会仙观、冲佑观、万年宫，坐落在大王峰的南麓，前临九曲溪口，是历代帝王祭祀武夷君的地方，也是宋代全国六大名观之一。据《武夷山志》记载：武夷宫始建唐天宝年间（742－755年），是武夷山最古老的一座宫殿，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武夷宫初建时，并不在今址上，而是筑屋于一曲的洲渚上，称天宝殿。到了南唐保大二年（944年），元宗李王景为其弟李良佐“辞荣入道”，才移建今址，名“会仙观”。会仙观建成后，历代笃信仙家的封建统治者，都不惜花费重金，多次修葺、扩建这座宫殿，改名“仲佑观”。南宋词人辛弃疾、诗人陆游、理学家刘子军、朱熹等都主管过冲佑观。元泰定五年（1328年），改观为宫，称“万年宫”。明正统四年（1439年），观毁于兵燹。天顺、成化年间（1457－1487年），虽经官府多次拨款修葺，都未能恢复旧观。嘉靖四年（1525年），观又遭火焚，次年创复。即为的武夷宫。年代悠久的武夷宫，虽历代都曾加以修葺，但经不住数次火焚和兵燹，后仅留下几间空房。2006到2008年这几年间，在旅游、文化部门支持下，武夷宫主殿又重新修复，庭院里的两株桂树，则是宋代遗存下来的，是800—900年的古树。全面恢复武夷宫的计划将逐步进行。这座千古名观必将重现昔日的雄姿。请采纳

C. 说说成都

成都，简称蓉，是四川省省会，四川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国务院规划确定的“西南地区的科技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及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它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近年发现的金沙遗址，将成都的建城历史上溯到4000多年以前。
远在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逐渐从川西北高原沿岷江河谷迁徙到成都平原，他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垦殖，创造了灿烂的“蜀文化”。距今三四千年前，即相当于夏代纪年的早期阶段，在成都平原已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明，它是古蜀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西周时期，一些游牧部落开始从成都平原周边高阜丘陵逐渐向平原水洼地区迁移。周末，蜀王开明九世从郫县迁徙成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一名即由此而来。成都羊子山土台、十二桥的“干栏”式房屋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证明古蜀人活动的中心就在成都。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巴蜀，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县治在赤里街），作为蜀郡的治所。公元前311年，秦王接受张仪的建议，命令蜀守张若按咸阳格局兴筑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市区范围不大，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大城，郡治、是蜀太守官司舍区域，政治中心；西为少城，县治，是商业及市民居住区，商业繁盛，是经济中心所在，故成都又有“少城”之称。大城和少城共一城墉，古人称为“层城”或“重城”。这一格局或显或晦地承续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格局定式的一种类型。此后两千多年中，成都的城名从没变过，城址没有迁移，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间“移秦民万家实之”，传入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冶铁技术，秦孝文王时，李冰为蜀守，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华阳国志》描述说：“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秦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成都属蜀郡，辖十二县。
汉承秦制，成都仍为蜀郡的治所。汉武帝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时，以巴蜀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成都成为益州刺史的治所。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成都一直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这一地位从未改变过。汉武帝时改筑成都城池，在原少城基础上筑南小城，与之相对的蜀王城则称为北小城，加上锦官城，三城连接成大城，称为“新城”。西汉时期，成都丝织业盛况空前，设置锦官，其办公处所日后被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也就是成都得名锦城之始。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成都石室兴学，开我国地方公办学校之先河。此后出现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家和学者，司马相如、扬雄和王褒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成就，严遵的《老子指归》奠定了道教的理论基础，落下闳天文学成就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西汉后期，成都人口已增至7.6万户，成为仅次于长安的中国第二大城市。
到王莽时，益州改称庸部，蜀郡改为导江郡。公孙述据蜀称帝，以成都为国都（公元25-36年），辖十五县。三国鼎立时，刘备统一巴蜀，建都于成都，刘备即位于武担山之南。在以今青龙街为中心，穿城九里三的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这个位置轮廓一直延续到解放前。三国时成都为益州郡制，辖七县。
西晋（公元265——316年）初期，把全国分为十九个州，成都仍属益州，州治仍在成都。公元304年，入蜀避难的秦、雍流民首领李特在成都建立了“大成”政权，辖六县。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消灭“大成”政权，下令拆去成都少城。在公元582——592年间，隋蜀王杨秀沿着旧城，扩大西南面，重筑成都城，周围四十里。这次筑城取土中，成摩诃池（今人民南路展览馆一带。后为五代前后蜀的宫苑）。隋时成都为益州蜀郡治，辖十三县。
进入唐代（公元618——907年），唐先后置成都为州、郡、府。其间为管理方便，成都人口稠密的东部曾被划为蜀县。唐明皇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蜀县改称华阳县，成都也改称“南京”，成了中原人士的避难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即天下城市，扬州第一，成都第二。诗人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赞叹：“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能及此间无。”公元879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为加强防卫，又筑“罗城”。这是成都城第一次改用砖石建造。城内有大街坊一百二十个。
其后，前蜀的王建、王衍父子和后蜀的孟知祥、孟昶父子割据于成都，前后长达六十年之久，后被北宋所灭。其间公元927年，后蜀孟知祥在罗城之外，“发民丁十二万修成都城”，增筑羊马城，城周达四十二里。其子孟昶命人在城墙上遍种芙蓉树，一到秋天，四十里花开如锦，绚丽动人，称之为芙蓉城，即今成都简称“蓉城”的来由。
宋代（公元960——1279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四川地区被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简称川峡四路。益州路治所一直在成都。成都还是叫成都府，管辖成都、华阳两县。后李顺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失败后，成都府被降为益州。
唐宋时期，成都的造纸业、印刷业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北宋富商以纸印的“交子”代替笨重的钱币，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业不断发展，宋代成都产生了自由的集市。唐宋时期也是成都文学艺术发展的顶峰。李白、杜甫、陆游，以及高适、岑参、白居易、元稹、薛涛、刘禹锡、张籍、杜牧、李商隐、韦庄等人都在成都留下了大量流传后世的名篇佳作。音乐、歌舞、戏剧、绘画已非常繁盛，有“蜀戏冠天下”之称。成都大慈寺的壁画被称颂为“天下第一”。
元朝初年，设四川行中书省，简称四川省，治所先在重庆，不久移到成都。从此成都一直是四川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治所。当时四川共辖九路，成都居路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又分四川为四道，成都划为川西道，但成都仍是当时政治文化中心。
明代设四川布政司，下辖八个府，成都是首府，管辖两州十三县。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王府建在成都。朱元璋曾先后两次命大将李文忠和蓝玉以土筑成都城，后来都指挥使赵清用砖石重修成都大部城墙。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部队进入成都，改国号为“大西”，成都也改称“西京”，蜀王府的宫殿一度成为张献忠的皇宫。随后清军攻入四川，与张献忠的大西军在成都激战。清顺治三年（1646年），成都全城焚毁于战火之中，一座繁华似锦的名都会五六年间竟断绝人烟，成为麋鹿纵横、虎豹出没之地。
从康熙初年起，大量移民进入四川，经济开始回升，成都也随之逐渐恢复生气。经过康熙、乾隆年间的两次重建和扩建，一座宏伟的成都新城又屹立在两江环抱的旧城址之上。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重庆的门户开放和川江航运的开辟，成都在四川和西南的地位逐渐被重庆所取代而渐趋衰落。
1911年源起成都的四川保路运动和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先导，为武昌起义的成功立下大功。民国初年，裁废道制，后废府，成都仍为四川省治所在地。成都市的正式建置是在1928年。当时建立成都市政府，把成都、华阳两县的城区部分合并为成都市，成、华两县只辖乡区。这一大变革，改变了1000多年来两县分治一城的格局，是成都城向近代化迈进的开始。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抗日的大后方，成都人民为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整个战争期间，全川出征和补充兵员总数达三百四十万人，阵亡、负伤、失踪者达六十四万余人，约占全国总伤亡官兵数的20%，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许多都是成都人民的子弟。解放战争中，成都人民一方面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一方面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革命战争。
建国后，1950年成都为川西行署驻地，1952年起成为四川省省会，并列为中国重点建设城市之一。1983年5月，国务院决定，温江地区（除广汉、什邡两县外）并入成都市，实行市辖县的体制。1990年以后先后实行了区划调整和撤县建市、建区。成都市现面积12390.6平方公里，2003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044.3万人。现辖9区（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4市（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6县（金堂、双流、郫县、大邑、蒲江、新津）。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大西南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的成都，历经20余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市场化进程及生态环境等各大领域成就卓著：府南河的改造，五路一桥的建设，西部物流中心的规划，城市商圈的衍变扩张，城乡环境的综合整治，三环路的建成通车，使成都日新月异，渐呈西部现代大都市风貌。西部大开发，又给成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使成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联合国公布的当今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中，成都位居中国最具发展前途25个城市的第12位。成都的投资硬环境为全国城市40优之一。成都已发展成为一座综合性、多功能的特大型开放城市。2003年全年全市（GDP）生产总值1870.8亿元，比上年增长13.0％。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25.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2％。
成都这座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广阔的市场、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日趋完善的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更使今天的成都活力澎湃。我们有理由相信，成都必将越来越美好，成都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D. 武夷山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哪些

古闽族文化
架壑船棺，距今3750余年，是国内外发现的悬棺遗址中年代最早；武夷山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劳动生息，逐步形成了国内外绝无仅有的偏居中国一隅的“古闽族”文化和其后的“闽越族”文化，绵延2000多年之久，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反映这一时期文化特征的主要有“架壑船棺”、“虹桥板”以及占地48万平方米的汉代闽越王城遗址。
在武夷山东部绝壁岩洞中的架壑船棺、虹桥板是古先民丧葬遗存，距今3000多年。棺中的棉布残片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棉纺织品实物。武夷架壑船棺是现今国内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悬棺。因而，武夷山被考古学家认为是悬棺葬俗的发祥地，其实物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和已消逝的古闽族文化的极为珍贵资料。
古汉城遗址
武夷山汉城遗址是座2200多年前的“现代化”城市
，1999年12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全国唯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汉代王城遗址。遗址面积占地48万平方米的汉城遗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研究价值。它是中国长江以南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汉代古城址，在创建选址、建筑手法和风格上独具一格，是中国古代南方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已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如日用陶器、陶制建筑材料、文字瓦当、铁器青铜器等，分别代表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体现了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为研究汉代闽越族盛衰及江南经济文化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2013年12月20日，武夷山汉城遗址入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道教洞天
教相传道教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仙人居处游憩之地。世人以为通天之境，祥瑞多福，咸怀仰慕。道教潜隐默修之士，喜遁居幽静之山林，故多择有仙迹传说之处，兴建宫观，期荫仙风而功道园融。历代以来，道侣栖止，香客游人络绎不绝，故洞天福地已成为中国锦绣河山之胜境。洞天福地，又名三十六小洞天。
武夷宫
武夷宫又名会仙观、冲佑观、万年宫，坐落在大王峰的南麓，前临九曲溪口，是历代帝王祭祀武夷君的地方，也是宋代全国六大名观之一。

E. 本人对古蜀国的文明很有兴趣，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古蜀国文明的发源和鱼凫鳖灵的来历期待中~~

很高兴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对古蜀文化也横感兴趣，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古蜀文明的穿越小说。成都西郊金沙，这是一处面积近5平方公里的大型商周时期古蜀文化遗址，大量制作精美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和象牙等珍贵文物的出土，使一个强盛的古蜀王朝跨越了至少3000年的时空再现在人们面前。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工作站站长朱章义介绍，金沙遗址的发现，至少使成都的城市史向前推进到3000年前，这意味着成都很可能是国内唯一一个3000年来城池不变的大城市，而且在当时就已经相当发达。

在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金器、玉器、象牙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象牙，总量以吨计，在全国堪称第一。这些器物，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往往代表尊贵而神圣的权力，它们的发现很可能填补有确切文字记载之前的古蜀国的空白。而在遗址中已出土的金面具、金冠带、蛙形金箔、太阳神鸟金箔等器物则显示了古蜀文明的璀璨，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在临时存放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博物馆，我们还看到了大量的制作精美的玉璋、玉圭、玉凹刃凿形器等，这些玉器表面色泽艳丽，多种颜色极富层次变化，打磨得细腻规整，异常光洁，可见当时古蜀人对玉器的制作技术、工艺流程和制作工具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在金沙遗址被发现以前，人们一直相信成都平原文明的开端，始于秦国入蜀之后。朱章义形容当时的成都平原用了“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八个字。如今，从广汉三星堆到成都金沙、商业街船棺等遗址的发掘结果都雄辩地证明：在秦文明入主成都平原之前，这里早已进入了文明时代，并拥有着高度发达的不同于黄河流域诸文明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就是后来失落于历史中的古蜀文明。

鱼凫鳖灵的来源和三星的神秘具有很多色彩，我建议你看一本书，叫《鱼凫王朝的兴亡》，里面关于古蜀的解说抱你满意。

F. 成都遗迹考察报告

建议平时多去图书馆和博物馆转转，不只是为了写这篇报告而已。关注金沙遗址的人也太多，看用不用写进去。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闻名海内外的三国文化圣地。"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武侯祠位于成都市区，是诸葛亮、刘备纪念地和唯一的君臣合祀庙宇，也是全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武侯祠始建于公元223年，主要由惠陵、汉昭烈庙和武侯祠三大部分组成。系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唐代诗人杜甫成都故宅旧址，杜甫草堂位于成都市区，是富有诗情画意和竹林风光的名园。诗人杜甫于公元759年移居成都，历时3年9个月，在此作诗240余首，其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即居草堂之作。主要建筑有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少陵草堂等。草堂博物馆内珍藏各种历史资料3万余册，文物2000余件，是研究“诗圣”杜甫的珍贵资料。杜甫草堂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成都永陵博物馆
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皇帝王建（公元847~918年）的陵墓。位于成都市区，1942年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有白玉谥宝、哀册、玉带、玉杯、银钵、铁猪及铁牛等。是研究五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沙遗址
被誉为二十一世纪中国首项重大考古发现的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大道，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代表了3000多年前的灿烂辉煌的古蜀文化。在出土的3000余件文物中，大都是工艺精美的金玉印饰品和翡翠饰品以及大量的陪葬品。该遗址文化与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一脉相承，前后衔接，是中国考古史上继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成就。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船棺遗址
位于成都市中心商业街的古船棺遗址，发掘于2000年7月，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每具船棺均以特大圆木造成船形，其墓葬规模堪称全国之最。同时出土的文物有制作精美的陪葬陶器。该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殊院
为清代川西“四大丛林”之一。前身是唐代的“妙园塔”，宋时名“信相寺”，明时毁于战火，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重修之后改称“文殊院”。寺内藏有自唐宋以来古今名人书画500余件，珍藏各类经书12万余册，还有自汉代以来的碑刻、雕、刺绣等实物珍品。
青羊宫
全国著名道教宫观之一。青羊宫位于成都市区，始建于唐，现存殿宇建于清代。主要建筑有灵祖殿、混元殿、八卦亭、无极殿（即三清殿）、斗姆殿、唐王殿、柴荆台等。青羊宫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和道教文化的重要场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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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兴寺遗址
龙兴寺遗址位于成都邛崃县。上世纪40年代曾因一场洪水显现“冰山一角”的唐代邛崃龙兴寺遗址，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邛崃文管所等多方组成联合考古队，历时8个月，终于完成了龙兴寺遗址阶段性考古发掘，还原了其历史轮廓。
龙兴寺遗址首次现身
1947年，邛崃西河洪水暴涨，河岸土层因洪流冲刷而剥落，数尊唐代石刻佛像因此现身。得知消息，四川大学博物馆（原华西博物馆）成恩元等考古专家多次前往收集，并对出土佛像的河边地带进行了清理，先后在西河边发掘和收集到碑碣、经幢、佛像等残件170余件。在出土文字材料中，“龙兴寺”之名频频出现，研究者便称之为“龙兴寺造像”。由于最早出土造像是因洪水冲刷，没有地层，龙兴寺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给学术研究留下了一个遗憾。
史载，公元705年，武则天还政于唐中宗，中宗时为太子，下令天下各州修建中兴寺、观一所，寓意大唐中兴。公元707年，武则天死，中宗正式即位，为避中宗之讳，天下中兴寺、观均更名龙兴寺、观。因“级别”较高，故各地龙兴寺均是当年香火最盛的宗教场所，内中也多藏有奇珍。
遗址地点得到确认
龙兴寺石刻造像出土地点原为一片农田，几十年岁月流逝，如今这里已逐渐被住宅和厂区包围。2000年，寻找确认邛崃龙兴寺准确位置的课题再次提上工作日程。2000年12月至2001年1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邛崃市文管所对传说中的造像出土地点及其周围进行了考古调查。一场间隔50余年的发现之旅再次启动。在邛崃市老西河与西环线之间，考古人员发现有房屋基址多处，始建于唐代的砖塔基址一处。十分重要的是，发现了塔基底部填土中出土的石刻经版残片上有填金，还使用有官制琉璃构件，这是当年级别很高的寺院才能使用的遗物。经过长达半年的努力，房屋、墓葬、水井、塔等多种遗迹现象被发现，专家确认，该地点应是曾经出土大量唐代石刻造像的龙兴寺遗址。
紧靠遗址即龙兴寺边上，发现一面积400余平方米（已发现部分）的宋代民居建筑。这是西南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格局保存最为完好的大型古民居。其天井、水井、排水沟等清晰可见，从其规模和紧邻龙兴寺的位置分析，屋主应是权贵之人。
进一步发掘惊喜不断
为了弄清邛崃龙兴寺遗址各不同位置遗存性质及保存状况，龙兴寺遗址考古队于2005年9月17日进驻发掘现场，开始了大规模的文物勘探工作。龙兴寺的发掘从一开始便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张雪芳说：“惊喜天天都有！太多珍贵的文物遗存了！”发掘之初，修建环抱遗址围墙时，发现一个大型佛像坑，出土30多件大型佛像。这些佛像雕刻技艺相当成熟精美，“任何一件拿出来单独陈列，都绝对可以和代表唐代最精美造像的龙门石窟相媲美。很明确，它们来自盛唐时期。”更重要的是，细观造像，考古人员发现它们属于密教，“当时我们就很希望，出现更多密教的文物，这样就可以弥补唐代后期川西密宗的发展资料至今不足的遗憾。”果不其然，随着发掘工作的层层深入，令大家惊叹的遗迹竞相出土了。
密教是最早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其形态最接近印度本土。在传入中国的几千年时间里，与中国南北宋时期的玄学思想结合，逐步汉化，演变为延续至今的中国化佛教“显教”。密教最兴盛时期即在唐代，当时的兴盛区域又在四川。
砖塔遗迹——飞出过金鸡的“大佛院”
在位于遗址东南部，一个小土包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是砖塔！”经发掘，砖塔建筑以条石为基，塔体为夯土实心，外砌包砖，基础外有红砂石砌散水。砖塔略呈方形，残高1．8米，四边长不均等，其中东边11．29米、南边13．25米、西边12．3米、北边11．64米。砖砌步梯门道在砖塔西北面，使塔基略呈“凸”字形。从地层情况看，砖塔的始建年代不应早于唐代晚期，大部分塔体应为北宋以后重建。在使用过程中，砖塔曾多次出现垮塌，各不同时期维修痕迹十分清晰，由于塔心填土最晚填土层中出土较多南宋瓷器残片，遗址第三层（南宋时期堆积）叠压在残塔上，因此，推测塔的废弃年代不晚于南宋。按照常规，寺庙砖塔下都应建有地宫，以做收藏珍贵物品之用。但至目前，考古人员没能从这片塔砖遗迹下发现地宫的痕迹。专家称，当地老百姓中一直流传，明清朝之后，此地名为“大佛院”，“大佛院”下有一大洞，其中曾飞出过金鸡。这一谜底还有待进一步发掘解答。
罗汉殿遗迹——高级别寺院的佐证
罗汉殿位于砖塔西侧约120米，坐东南向西北，长27．75米、宽22．85米、应为北宋至南宋时期使用的建筑。这是国内迄今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始建于北宋的罗汉殿遗址。这里出土的一尊唐代天王像上，有很清晰的座前铭文：“大中九年三月三日弟子×× 敬造××”。专家说：“大中九年就是855年，这证实了一个历史疑问，即在唐武宗于会昌年间（公元841—845年）席卷全国的灭佛运动的风波中，当时除大州各留一所佛寺以外，其余佛寺悉尽拆毁。从邛崃西河边出土的这些有纪年的遗物中得知，拥有这些造像的这座寺院在会昌年间及其前后仍然有造像刻经活动，证明其为一处级别较高的寺院，不在会昌拆毁之列，在唐武宗毁佛事件中没有受到多少影响。邛崃龙兴寺并没有被波及遭受毁灭，足可以说明当年的龙兴寺与官方的关系密切，地位也尤其重要。”专家说，邛崃当年称“邛州”，是当时唐朝的军事重镇，西南地区的门户，龙兴寺正是这一重要地域最大的宗教寺庙。
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
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介绍，龙兴寺遗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唐宋时期寺庙遗址发掘而言，龙兴寺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此次发掘为研究唐宋时期佛教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发展和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目前，出土的总重数以吨计的珍贵文物正在逐一整理中，运用国际最新三维成像技术对遗址进行数字化保存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据了解，关于这一遗址考古发现的专家论证会即将在北京召开，有结果后就将开展保护工作。

此文来源：
http://ke..com/view/1157083.html?tp=8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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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船棺遗址博物馆
成都船棺遗址博物馆位于成都市商业街，是成都博物院管理的正县级事业单位。船棺遗址在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都船棺遗址博物馆建设在成都市委市政府关心、支持下已开始规划。
船棺遗址是古蜀国开明蜀王或王族家属墓地，在此陆续出土了17具千年上等桢楠木的船棺、独木棺，其体积和数量堪称全国之最；墓坑上的“前朝后寝”古代宗庙陵寝制度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出土的数百件精美漆器将成都作为我国著名漆器生产中心的历史提前了三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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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书籍
《成都考古发现(2005)》

G. 船棺葬的巴人船棺葬

巴人船棺葬葬遗址，在铜罐驿镇冬笋坝。1954年，重庆第一机制砖瓦厂建厂房挖地基时发现许多铜器。于是，西南博物馆（今重庆博物馆前身）来此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墓葬群。 在这形形色色的墓葬中，唯有巴人船棺葬独具特色。十七座排列相当整齐而密集的墓葬，头部均正对长江。墓坑均为仅容一船大小的土坑竖穴，葬具长约5米，直径约一米以上的楠木刳成舟形棺材。上部约成半圆型，底部稍削平，两端底部斜削，使其翘起成船形，首尾两端各凿一大孔，以便系绳下葬之用。
船形可分两种，一种是较简单的独木舟，另一种则在内置一小棺，似内棺外椁，另一端形成脚厢。
巴人船棺的使用，说明巴族是一个生活在水边，熟悉水性的民族，他们造船航行，驾舟捕鱼，或进行水战，死后用类似的船棺下葬。 巴人的兵器独具特色，剑呈柳叶形。上而斑剥不平，从饰有虎纹图案的“扁茎无格”剑上，可领略到巴人的勇武英气；从巴人独有的桥形币，铜砝码质上，可感受到巴人繁荣的商品交易。
在船棺内出土的铜兵器和铜用具上，还有一种图画式的符号，有的单个，有的成组，多为具体实物形象，有虎、龙、鸟、独角人、船、草木等，人不能识读，可能为巫师使用的图家符号。
出土的巴人船棺文物中，都以虎纹作为图案。巴人认为，白虎是本民族的保护神，自己的始祖死后化为白虎，可以看出，巴人是以白虎作为图腾信仰的。
冬笋坝巴人船棺葬的发掘出土为我们了解巴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进一步研究巴人文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金沙这个古蜀都邑，豪华宏大，从其祭祀区的出土物便可见一斑。金沙的宫殿会是什么样子呢？在这个墓葬区内，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处“同”字布局的建筑遗存，它们长度达到50多米，其中还有不少房屋的隔断。专家推断，这有可能就是金沙的宫殿。
墓葬区为何会有宫殿存在？工作人员介绍，在该墓葬区域中一共发现了700多个墓葬，这些都是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是当时一个比较大型的墓地。然而，根据土层和灰坑判断，这个墓地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由早期居住区废弃后演变而成。在发掘过程中，专家发现该区域既有单独的房屋遗存，又有建筑群，“建筑群的分布形成一个罕见的‘同’字，形成一个围合，规模庞大，也许这种建筑就是现在四合院的雏形。” 据秋涛《朔方备乘》记载，道光年间（公元17世纪中叶），原“夹精奇里江以居”的鄂伦春人，迁到小兴安岭游猎。又据当代学者考证，当初有玛拉库尔（莫姓）钱（毕姓）、杜能肯（杜姓）、玛哈依尔（孟姓）、恰克其尔（陈姓）、卡日基尔（韩姓）等六个民族经贸部千余人，游猎于上起逊毕拉河，下至嘉荫河流域的原始森林里，他们后来被称为“毕拉尔路鄂伦春”。五代以前鄂伦春的民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冬栖山之阳，夏居水之滨，“鬼难达”背山面水，群峰环绕，渔猎甚易，自然是鄂族聚族而居的“天府之国”。
据《清史稿》记载，毕拉尔路鄂伦春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参加过观音山剿匪，得克金等五人有功，保作“防御”，因该部落尚无其缺，遂拟清照察为左领序头。庚子前后（1900年），毕拉尔路鄂族曾多次征调参战，死于战事者不在少数。从“船形棺”陪葬物及殡葬规模推断，死者是“马上”鄂伦春族首领。

H. 成都惊现大型船棺墓群是怎么回事

新华社成都3月5日电（记者惠小勇、童方），文物工作者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发现了近200座春秋至战国时期的船棺墓群。出土上千件文物中，青铜器尤显异常精美，堪称一座“地下青铜器宝库”。

“这次出土青铜器的纹饰大部分为巴蜀文化中的常见纹饰，包括蝉纹、虎纹、龙纹、手心纹、巴蜀图语等，由此判断墓葬年代大部分在秦灭巴蜀以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雨茂说，过去成都周边地区发现的船棺葬多为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极少，此次发掘填补了这一空白。

刘雨茂等专家认为，从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青白江双元村春秋战国墓群，到前不久刚公布的蒲江战国船棺墓群，使商周时期至战国晚期的古蜀文明形成序列，进一步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为研究古代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生活丧葬习俗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交融等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

I. 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导游词 5分钟以内主要讲太阳神鸟

金沙遗址博物馆导游词

刚才大家在参观过程中，已看到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田野工作的情形，现在请随我来看看考古后期整理工作的情况。

刚刚看到的那些器物在现场经过测绘、照相、登记、装袋等一系列工作后，就会送到这里来进行清洗，筛选、拼接、修复、绘图、拓片、整理、分析、研究编写报告等一系列后期工作。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极其的细致与极大的耐心。

技术人员常常要在一大堆器物的碎片中，寻找探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像福尔摩斯一样，把各种不同形状的碎片根据它们的形状、颜色、质地来进行拼接，最大可能的恢复它们的原貌。
在器物最大可能的修理复原后，就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绘图工作、有纹饰、图案的器物还要做拓片工作，考古工作者会详细精确地描绘与记录下每件遗物的细部特征，最后根据这些特征编写出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

（走出遗迹馆）

在我们的对面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陈列馆是一座斜坡式的方形全钢结构建筑，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它与遗迹馆的外形一方一圆，一起构成博物馆内的两个主体建筑。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它们均采用斜坡的方式，喻示着金沙遗址从大地上冉冉升起。其顶上的方格就像考古发掘中的一个个探方，显示着金沙遗址的大量遗迹尚未发掘，神秘的宝藏还未彻底探明。两座建筑就象两片叶子飘落在摸底河两岸的大地上，建筑在这里与地界充分的交融，在交界处模糊了彼此，让我们不要去惊扰这片神圣的土地和那些沉睡了千年的精灵，而那些已经被破译的远古信息却在清晰地再现与表达。

我们面前这条静静流淌的河流被称为摸底河，她由西向东把金沙遗址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几千年来她默默无闻的陪伴着金沙遗址，但是它到底源于何时，却不得而知了。而“金沙”这个美丽的名字，启用于何时，我们也不得而知。在金沙遗址范围内发掘的一座五代后蜀时期墓葬出土的墓碑上，将此处称为“金沙乡”，隶属当时的犀浦县，说明至少在五代时期“金沙”这一名称就已存在了，并一直沿用到现在。金沙遗址的命名则是在2001年。早在1995年~2000年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该遗址范围内的黄忠小区、三合花园、金都花园等地点进行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有商周时期的大型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遗存，其文化特征主要是以陶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罐、高领罐、簋形器等为代表，其性质为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中的“十二桥文化”，时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当时的发现主要集中于黄忠村区域，因此将遗址定名为“黄忠村遗址”。（考古学遗址的定名常以发现地的小地名来命名）2001年2月初，一建筑公司在“三合花园”以南隔摸底河相望约800米处的成都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一组（现在遗迹馆的位置）开挖小区下水管道，施工中发现了大量象牙、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组织人力，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并开始把金沙村的遗存与黄忠村遗址联系起来，认识到它们应是同一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考虑到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的金沙村地点特别引人关注，就把包括黄忠村在内的遗址命名为“金沙遗址”。

（过摸底河后）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展览面积约6000平方米。分为五个展厅，主要以金沙遗址所发掘的重要遗迹和遗物为主要内容，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以科学、通俗、生动、活泼的方式，从古蜀金沙王国的生态环境、建筑形态、生产生活、丧葬习俗、宗教祭祀等方面，全面展示金沙文明的辉煌与灿烂。我们接下来的参观将从二楼走下一楼，再从一楼走到地下一层。在地下一层里，不仅有我们的最后一个展厅《金沙之谜》，还有我们的4D影院，每隔20分钟（暂定）会放映精彩的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暂名），那里还有许多参与互动项目，它们将会诱发你的思古之情，让你重温古蜀文化的传统智慧，而各项有趣的游戏更会为你增添一份快乐与惊喜。在地下一层中还设有书吧、礼品商店、咖啡厅、快餐店等休闲设施。有兴趣和时间的朋友，在我们的发现金沙之旅结束后，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坐坐。

第一厅 《远古家园》

（介绍半景画）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故国家园远古时期的某一时刻：

碧野蓝天，万物萌发，薄雾淡烟，白云飘浮。茂密的森林由近至远，直达天边；重叠的建筑自大而小，横陈眼前。伴随着林间禽鸟的高唱，摸底河清波潋滟，流水淙淙，自然天籁之中，还夹杂着几声驯畜家禽的鸣叫。纵目天际，大气涌动。放眼春野，生机盎然。近处农田中，有人精耕细作，远方森林里，有人狩猎捕获，河中的独木舟上，有人放鱼鹰捕鱼，村寨院落边，有人进行手工制作，还有小孩在玩耍嬉戏，稚情欢歌……

当朝霞出来，西北远处的雪山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始散发出神圣的光辉。传说中古蜀族的祖先蚕丛、柏灌就是从这西北的高山中一步步走进了成都平原。而后来鱼凫王田于湔山时仙去，杜宇王最后归于西山。蜀族的兴起与山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西北的高山对于蜀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是古蜀人心里的神（圣）山，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蜀先民的福地。她开创了古蜀王朝流淌不息的文脉，护佑着古蜀人在这一片沃土上繁衍生息。

这是一首田园的牧歌，一派祥和的气氛，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相亲的美好画景。其实这是一幅虚构的场景，但却来源于众多考古学材料的学术支撑。金沙遗址及同时期其他遗存中出土的大量建筑遗迹与丰富器物，还有众多的动物植物标本等，都为我们复原这一场景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大量考古学资料证明，金沙时代成都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是一个自然森林密布、野生动物繁多的天地。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象牙，还有大量野猪犬齿、鹿角、麂骨、犀牛骨、马牙等，并埋藏有大量乌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人类遗存现象（脚下的陶器套箱），这一切，都向人们昭示出，数千年前成都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河渠纵横，植物繁盛，动物成群。在这舒适宜人的环境中，金沙先民繁衍生息，辛勤劳作，从事着农业、狩猎、渔捞、家畜饲养以及手工业等生产活动，世世代代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而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描述出了成都平原的美丽图景：

《汉书&S226;地理志》说：“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后汉书&S226;公孙述传》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

《华阳国志&S226;蜀志》叙：“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毦，丹、黄、空青之饶……”。

在周围的这几个展柜里，展出的是金沙遗址及其附近同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动植物标本，有象的臼齿、鹿角、野猪的犬齿、黑熊的臼齿、马骨、狗骨、还有灵芝等。这一件件珍贵的标本正是金沙时期成都平原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

金沙遗址位于北纬30。41，，东经104。，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特别的。这个纬度线具有神奇的魄力。在这条线上，有地球上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有地球上最荒凉的流浪的沙漠；这里有众多古代文明留下了的深刻烙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河文明、古希腊、苏美尔、玛雅、巨石、河姆渡、良渚、大溪等），这里有佛教的圣地，伊斯兰教的故乡，基督教的中心、道教的仙境，还有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沟、最奇怪的湖泊、最瑰丽的山体、最壮观的大潮、最汹涌的海流……，璀璨金沙是这条神奇线条上又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这是一个互动参与活动，当你击拍这个台面的任何一个位置，就能看到你想知道的世界早期文明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而在那边的触摸屏里还有一些关于金沙遗址动植物群的资料，你们也可以自己动手查找相关动植物知识。

第五厅 《解读金沙》

金沙遗址的发现使3000年前一段辉煌灿烂的文明奇迹般地展示在人们眼前，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创造了这段历史？是谁铸造了这个奇迹？他们何以如此辉煌？他们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五年过去了，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一些谜底在慢慢揭晓，有的疑问已经找到答案，但却仍有大量的迷团还未解开。

第一，辉煌之谜

《华阳国志&S226;蜀志》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说：“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为我们描绘出了古蜀杜宇王时期的强大与宽阔。那么这段文献是否可靠呢？

其实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就发现了许多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重要遗迹。梳理这些考古资料，发现它们的文化面貌与金沙遗址非常相似，它们应是同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市区十二桥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大量的尖底陶器，以及卜甲等物，随后的几年又在十二桥附近由西向东分别发掘了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黄忠村等遗址，这些遗址绵延十余公里，彼此之间相距不远，文化面貌也极其相似，其时以十二桥遗址发掘面积最大、出土遗物最多、且最具典型性，因此把这些遗址统称为十二桥商周遗址群。

十二桥遗址商代木构建筑群系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存。建筑遗迹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量的木构件及建筑材料呈规律分布，且保存较好。发现了两种建筑结构，一是用传统楫铆连接法建造的大型建筑。根据地梁卯孔的布列构成关系分析，其复原长度当在12米左右，推测其可能是金沙时期又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在这个遗址里还发现有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它的长度在30米以上，跨度达7米，这座建筑的建筑 结构是，先将许多下端削尖的原木桩打入土中，构成密集的桩网。在木桩的上端绑扎纵横交错的大小地梁，形成方格状的基础结构，再在其上铺设木板，作为居住面。房顶为两面坡，檩橼上铺发厚厚的茅草。压迫种建筑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并且悬空，彩桩基础，起到了防潮隔湿的作用。尤其适应当时成都平原河流纵横，又未经整冶，洪水时有发生，地下水位高，地面普遍潮湿的地理环境。

此时期成都市区周围其他相关遗存中也出土了大量文物。

这件在成都市郊出土的西周大铜罍，高达66厘米。岷江小区工地出土的铜尊，其纹饰特点深受中原地区同类型器物的影响，但制作上却要显粗糙简陋许多。在成都方池街遗址出土的这件石跪人像造型风格则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众多石跪人像如出一辙，只是体形更为高大。十二桥遗址出土的这些石饼形器也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可能用途也是一样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规模恢宏，气派雄伟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是个呈方形的三级夯土台。它的底边103.7米见方，一、二级各宽18米，第三级31.3米见方，高有10米多，总体积为35574立方米。这座土台始建于商代晚期，应是此时期象征古蜀国国家权力的大型标志性礼仪建筑，是古蜀统治阶层举行祭祀大典的又一神圣之地。它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一座商周时期的宗教性祭祀土台。

五十年代发现的新繁水观音遗址是成都平原发现较早、发掘面积较大的一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金沙遗址陶器面貌基本相同。

1959年、1980年彭县竹瓦街先后出土了两批窖藏青铜器，是这个时期目前出土青铜器最为丰富的一处文化遗存。这批青铜器具有强烈地地方特色，代表了金沙王国时期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又体现出与中原商周文化的交流，是研究四川盆地青铜礼器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材料。

广泛分布、势力强劲的金沙王国在十二桥文化时期也影响到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目前在东达湖北西部、北到陕西南部、南达川西南地区都发现文化面貌与之接近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上遗址、三峡以西的中坝遗址与哨棚嘴遗址晚期，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等，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遗址等地，分布范围相当广阔。

这些现象证明了以金沙为代表的蜀文化不仅与长江中游地区存在着深层的文化互动关系，同时又与北边的商周文化发生了密切接触和交流。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绽放的文明之光，粲然彰示了一种开放、精进的文化姿态及一个强势的古蜀政治、经济及宗教文化的格局。

目前从这众多同时期遗址情况看，以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最高，遗址内具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每一个区内又都具有一定的布局结构，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高规格礼仪性用器和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特殊遗迹现象，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从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来看，是目前成都平原众多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金沙应是古蜀王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也即是古蜀王国的第二个都城所在。此时，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同时存在着的几十处文化遗存，它们如同满天星斗，围绕在金沙遗址周围，一方面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烘托出金沙遗址在这一时期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又与金沙遗址一起共同构架出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强大宏伟的面貌。

第二，来源之谜

当我们领略了金沙王国的雄浑壮阔与奇幻绚烂后，会不禁地问，这个神秘的王国来自哪里？他们从天而降，还是拨地而起？其实成都平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传说中古老的蜀族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蜀”不仅是一个族号,也是一个国号。相传蜀国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数个王朝，然而古蜀国的面貌却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众多神话传说中，文献资料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近几十年经过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地努力，已基本了解到古蜀文明发展历程的大致脉络。

其实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蜀地早在四五千年前，即已进入文明社会。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新津县龙马乡宝墩遗址命名，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前1700年，约当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

宝墩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数量众多且具一定规模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这些古城址，南起新津宝墩，北至广汉三星堆，西起都江堰芒城，东至成都，即遍布于平原核心地区的古城址群。各古城均建在河流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其布局规范，结构严整，面积在10～60万平方米之间，城墙采用平地起建斜坡堆砌法修筑而成，在有些城址内还发现有大型礼仪建筑遗迹，古城可能兼具防御、治水、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中心等功能。这种相对独立的、高于氏族部落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地区此时已进入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

这是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大房子，长度达50米，宽约11米，面积约550平方米。房屋呈西北-东南向，与城的方向一致。该房屋以卵石为墙基，于卵石中埋木柱。墙体可能为木柱间编竹笆，内外抹草拌泥形成墙体。房内垫土中掺入红烧土防潮，房内无隔墙，有五个台子横列于中部，台子间间距3米左右，每个台子的周围都挖有小基槽，槽内埋设密集的圆竹。推测可能以圆竹作为护壁，于护壁内填卵石，护壁外抹泥形成台子。根据这座建筑附近地层堆积比较纯净，出土的生活遗物又极少，也未发现一般的生活附属设施，推测这座房屋不是一般的生活居所，而可能是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在这座大房子旁边发现的小型房屋一般都是围绕着这座大房子布局，它们的门向都是朝着大房子，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房子的重要性。

这些陶器与石器出土于八个古城址中，它们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表现出了当时生产生活的一些状况。

距今4000年前后，古蜀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典型的三星堆文化正式形成，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前1200年，约当中原夏商时代。分布范围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辐射至四川大部分地区及鄂西、陕南一带。

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的城墙体系、分布密集的房屋建筑基址、气势恢宏的祭祀遗迹、精美绝伦的文物瑰宝，这一切，都有力地勾画出一个繁荣故国的雄姿风仪，折射出一段灿烂文明的七彩光焰。
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王国衰落消亡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而金沙遗址正好与之相接踵，在此时开始兴旺繁盛。距三星堆遗址38公里的金沙遗址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化信息都显示出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大量资料表明，金沙文明就是直接秉承三星堆文明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辉煌的金沙文明实是三星堆王国政权迁徙南移的结果。

第三，去向之谜（遗韵）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也逐渐走向了衰微。从考古资料看，那些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芜人烟，有的还沦为了墓地，神圣的祭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去向不明。

其实当金沙文明被历史的风雨洗尽铅华，早期蜀文化之文脉却蜿蜒潜行、承传不坠。成都平原发现的大量战国时代遗迹与遗物明晰地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的晚期蜀文化图卷。巨大的船形棺、精丽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铜兵器及至今难以释读的“巴蜀图语”等，皆是当时文明华表之见证。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为晚期蜀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前300年。

金沙晚期开始出现的船棺葬式，以及金沙遗址流行的陶尖底盏，在战国早期还有较多的发现都清楚地表明了金沙王国的大致去向这点。

古文献中曾有杜宇传位于鳖灵（即开明）的一段史事，讲“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一件铜壶上以错金银技法刻划着精美的《宴乐渔猎攻战图》，反映了战国时期蜀地社会生活之大貌。而战国时代的一系列木椁墓、船棺墓的出土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此期墓葬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新都马家木椁墓等最为重要。 木椁墓是此时蜀地最常见的葬制。新都马家木椁墓墓内出土铜礼器多具规范的器物组合定式，推测系使用的标准礼器。其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多具楚文化特色，对探究当时蜀、楚间的文化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船棺则是以整木凿制成独木舟形以装殓遗体及随葬品的葬具。其形拟舟楫，具承载灵魂升天之象征意义。2000年发现的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则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棺合葬墓，为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整个墓葬规模宏大，下为墓坑，上有地面建筑，结构讲究。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约为620平方米。墓中现存大型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8米，直径1.5米。墓葬多次被盗，仍出土了大量的漆器、竹编器和陶器等。商业街船棺墓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数量、体量最大的船棺合葬墓，为研究古代陵寝文化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商业街船棺墓葬发现的当年就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并于当年评为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商业街船棺遗址博物馆也正在筹建中，不久的将来各位就可以莅临现场参观。

当我们追溯完金沙遗址的来源与去向后不难看出，古蜀历史是如此的源远流长。我们了解到其实当历史的脚步在跨进金沙时代之前，早就有着厚重的积淀，而当它迈过金沙之后，仍在继续向前，最终，百川归海，大势所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至此，历经千载沧桑的古蜀文明古蜀社会顺应时代潮流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

第四，未解之谜

上承三星堆，下传晚期蜀文化的金沙王国的发现，在新世纪初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与震动。我们在庆幸已找到了三星堆的流向和战国蜀文化的源头之时，却被更多的谜团所困扰。近几年的发掘，虽然已经为我们揭开了金沙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但是金沙仍然还有许多空白和谜团是我们现在无法解答的。

岁月掩埋了金沙，也保存了金沙。随着现代文明的步伐，一个过去我们从不知晓的国度，一段失落的文明，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这一片厚实的泥土下还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在下一秒又会有什么新的疑问呢？恐怕谁也不能回答。但是我们相信籍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深入，文明的碎片会一点点的拼接，金沙神秘的面纱也终将被全部的撩起，金沙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我和大家的金沙发现之旅在这里就要结束了。但就像我们金沙遗址的发掘一样，这是一个了犹未了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许多精彩节目，会让你的这次旅程更加精彩和丰富。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参加我们的体验金沙互动参与活动，也可选择观看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利用现代高科技，去几千年前的古蜀王国里体验一番。

谢谢大家。希望与您再次相约金沙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