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写

1. 《西游记》的写作手法

作者吴承恩运用浪漫主义手法，翱翔着无比丰富的想象的翅膀，描绘了一个色彩缤纷、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创造了一系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这个超凡入圣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

在奇幻世界中曲折地反映出世态人情和世俗情怀，表现了鲜活的人间智慧，具有丰满的现实血肉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西游记》以它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把读者带进了美丽的艺术殿堂，感受其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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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西游记》的作者明代人吴承恩（有争议）生活在明代的中后期，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时期。

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和开国之初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正不断激化，并且日趋尖锐 ；思想文化上启蒙思想兴起，人性解放的思潮高涨，市民文学日益蓬勃发展，小说和戏曲创作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作者简介

吴承恩（1500或1506-1583）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汉族，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作者、明代小说家，淮安府山阳县河下人（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吴承恩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尤喜爱神话故事。在科举中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长兴县丞。殊途由于宦途困顿，晚年绝意仕进，闭门著书。

2. 西游记是什么时候写的。。

《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书中讲述唐朝法师西天取经的故事，表现了惩恶扬善的古老主题。《西游记》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叶，自问世以来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最优秀的神话小说，也是一部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小说以整整七回的“大闹天宫”故事开始，把孙悟空的形象提到全书首要的地位。第八至十二回写如来说法，观音访僧，魏征斩龙，唐僧出世等故事，交待取经的缘起。从十四回到全书结束，写孙悟空被迫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取经，在八戒、沙僧协助下，一路斩妖除魔，到西天成了“正果”。

在中国，乃至亚洲部分地区西游记家喻户晓，其中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等人物和“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故事尤其为人熟悉。几百年以来，西游记被改编成了各种地方戏曲，及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漫画，版本繁多。在日本等亚洲国家也出现了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文艺作品，样式众多，数量惊人。关于西游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明朝的吴承恩。现在一般认为，《西游记》是民间无名作者和文人作家相结合的创作成果。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

3. 吴承恩是在什么时候写西游记的

西游记是吴承恩在明代的时候写的，具体时间历史并没有记载。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搢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

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

《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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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年间，玄奘载誉返回长安。他从印度带回了多尊佛像，而这些佛像也成了中国制作佛像的参照标准。据专家介绍，此次展出的这尊善业泥像可能就是参照玄奘带回的佛像制作的。

在这尊善业泥像背后，刻有“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等共作”十二字铭文，也直接说明了这尊泥像和印度的渊源。而印度两字的出现，也说明了在唐代，除了天竺之外，已经有了印度这个称谓。

《西游记》非吴承恩原创：

据专家介绍，《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但是吴承恩并非西游记故事的原创者，而是集大成者。

此前，在甘肃张掖博物馆曾对外公布了一组“西游记”壁画，在约十六平方米的墙面上，绘制着10个西天取经的故事。据专家考证，这批壁画的绘制年代可能应是元末明初，这就意味着，要比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代还要早200多年。

此外，在敦煌莫高窟中，也发现了唐僧取经壁画，比大佛寺的又要早一百多年。在壁画中，取经的队伍只有唐僧和孙悟空两个人，而这也正是西夏（北宋）这一时期流传的“西游记”版本，或许是最早的《西游记》。

“西游记”的故事虽然成型很早，但由于一直没有具体的作者，使得这部作品的改编整合者吴承恩成了作者，从而名垂青史。

4. 《西游记》是一人写的吗

使这个故来事变成一个伟大的源精品，不完全是吴承恩个人完成的。《西游记》除极少数版本曾署名元代全真道人丘处机之外，大部分版本署名均为无名氏。直到清朝康熙、顺治年间的地方文献里，才发现了吴承恩曾经写过《西游记》的一些记载。清代初年吴一进在编《山阳县志》的时候，发现明代的县志《淮安府志》，在那里发现《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但是到了胡适写序时却又说不知作者为谁了。最终鲁迅拍板吴承恩，现代文豪一语定案，延续至今。但是争论并没有就此罢休。

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文献依据有怀疑。中国古代小说的著作权是很难完全落实到一个人头上的，特别是根据传说改编的小说。仅仅是能够说在某一阶段，某一版本是哪些人在中间起了作用，留了手笔。

西游记的作者到底应该是谁？就好像它的故事一样扑朔迷离，亦真亦幻。但是不管争论与否，在广大观众的心目中，《西游记》和吴承恩这三个字早已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气度恢弘和知识浩繁的《西游记》，不可能只是某一个人灵光一现得来的，它肯定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而吴承恩三个字正是这种结晶的象征。

5. 西游记写的是什么

共一百回,六十余万言.分回标目,每一回目以整齐对偶展现.故事叙述唐三奘与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内,白龙马,经过八十容一次磨难，到西天取经的过程.
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七回)介绍孙悟空的神通广大。第二部分(八到十二回)叙三藏取经的缘由.第三部分(十三到一百回)全书故事的主体,悟空等降伏妖魔，安达西天取回真经。

6. 西游记是什么时候写的

为吴承恩创作的神话小说，大约写作于1560年--1580年左右。

7. 西游记是罗贯中写的吗

《西游记》是一部时代累积型的作品，是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同文人作家相结合的创作成果，它的写定者一般认为是吴承恩。如果谁这个要素是吴承恩及其先前传播“西游故事”的无数文人和艺人，那么说什么这个要素就是吴承恩收集整理的《西游记》故事，通过什么渠道这个要素就是编辑出版《西游记》，对谁说这个要素则是读到这些故事的读者，而产生什么效果这个要素就是《西游记》传播的文化对人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一） 《西游记》之“控制分析”

从晚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到明中叶百回本的出现，《西游记》的创作由民间说话的朴拙、稚嫩，渐次向文人化过渡，终于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成为神魔小说创作的典范。对于《西游记》的研究、解读，从世德堂百回本问世之日起，几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作者、关于主旨、关于成书，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法。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不同版本《西游记》，明代的也好，清代的也好，要么署朱鼎臣编辑，要么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要么署丘处机撰，要么干脆不署作者姓名，偏偏没有一本注明“吴承恩”三字。使吴承恩成为《西游记》 近乎不可动摇的作者要归因于胡适、鲁迅两位大学者的努力。

吴承恩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商人家庭，沉抑下僚，怀才不遇。儒家传统思想中的民主因素和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后新思潮的影响，使他不像有些封建正统文人那样，把通俗的戏曲、小说等市民文学视为异端，而是敢于利用这种文学形式写成长篇小说《西游记》，以发泄内心的块垒，从而在作品中明显地体现出市民文艺的思想艺术特征。《西游记》在成书以前，唐僧取经故事虽然已流传数百年之久，但它能成为一部思想、艺术上成熟的长篇神话小说，最后决定小说的思想倾向和人物性格的则是吴承恩。他把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的反抗性格统一到“皈依佛法”中来，并做到孙悟空前后性格的一致和主题的统一，这是他对取经故事再创造的一大功绩。他在所写《禹鼎志序》中曾说：“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其作意好奇，亦秉性使然。他曾读过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慧立《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等作品，为西域茫茫的奇山险壑所吸引，十分景仰玄奘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决心对唐僧取经故事进行再创造，因而便写成《西游记》这部长篇小说，从而把被复制的神话世界又使之还原为社会现实。

《西游记》的最初传播过程是先由位于开封的周王府传出，而后再由开封人周如山携其书到江南刊刻。所以《西游记》研究专家吴圣昔先生认为，开封周王府的《西游记》，是最早的《西游记》抄本。明代盛于斯的《休庵影语》，详细介绍了位于开封的周王府与《西游记》最早版本的关系，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受梓时，订书以其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游记》的最初抄本出自开封的周王府。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游记》的较早的版本，却出自南京，这是怎幺回事呢？原来奥秘在周如山身上。周如山不但是一位书商，而且还是大梁（开封）人。周如山刊刻过小说《国色天香》，有书坊在江南。

《西游记》所写的唐玄奘取经故事的演化是十分曲折复杂的。从唐代至明代，它曾经历过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的编写、修改和加工。最初本为真人真事的记述和传说。研究者早就指出，江流僧故事的创作，与两则前朝笔记有关。一则为“陈义郎”⑵，出自晚唐温庭筠（约812－866）所撰《乾□（左“月”右“巽”）子》。故事叙述陈义郎之父陈彝爽与学友周茂方同习学业，后陈彝爽擢第得官，周茂方却名落孙山。茂方由此心生妒嫉，在随彝爽赴任途中，害死彝爽，骗占其妻，又冒名赴任——唯能鞠养义即如已出。十七年后，义郎偶遇“鬻饭”为业的祖母，归询母亲，得知父亲被害情由，乃手刀茂方、替父报仇；终为官府所赦，奉母还乡。 另一则笔记题为“某部悴逼盗”⑶，出自宋人周密（1232—1308）《齐东野语》。文叙某郡倅江行遇盗被杀。其妻为强盗所迫，不得已委身相从；唯将怀中数月婴儿置黑漆盒中顺水流去。此子后为某寺僧收养。十馀年后，妇人偶至寺中，以漆盒为记与子相认。妇人密嘱寺僧报官捕盗，终於替夫报仇，取子而还。——显而易见，江流僧的情节是这两则笔记故事的拼合。如江中遇盗、产子抛江、僧寺收养等关目，都与“某郡倅遇盗”相同；而占妻夺位、子报父仇又与“陈义郎”近似。

《大唐西域记》记录了玄奘取经的经历和见闻，其中仅夹杂一些宗教传说和佛经故事。之后，《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述了玄奘西行的事迹，开始涂上了某些神秘色彩，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并与佛经故事相融合，逐渐脱离史实。宋、元之际，中国原有的神话传说材料又与玄眉取经故事相融合，从而增加了更多的神异性；至南宋，这些神异传说经过不断加工改造，特别是说话人的加工改造，从而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神魔故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以白衣秀士形象出现，有胆识、有本领，并能降妖捉怪。至金、元，玄奘取经故事开始搬上舞台。金院本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唐三藏取经》（均已亡佚）。元末明初，杨颢贤写的《西游记杂剧》，孙行者已开始具备有孙悟空的一些主要特征。他带有机警、活泼、粗犷的本色；他神通广大，为盗取仙衣、仙桃曾大闹天宫，在李天王捉他时，尚能轻而易举地使其被擒。皈依佛法之后，他一路降妖捉怪，便成为取经队伍中的主角。此外，元代还有《西游记平话》，经过许多民间艺人的加工改造，故事性大大增强，情节更加丰富。从现存的残文来看，其内容已接近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很明显，吴承恩在晚期时所写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必然受有上述长期以来玄奘取经故事构架与内容的制约和影响。

（二）《西游记》之“内容分析”

传世之作具有永恒的魅力。百回本《西游记》自明代中叶问世以来，流传至今。从时间上说，400多年久盛不衰，从影响所及看，遍于全世界，在中国更称得起是妇孺皆知。一般都认为《西游记》讲的是神魔故事，从唐代玄奘取经以来，到明中叶《西游记》百回本的出现，中间经过近900年，这段史实在漫长岁月中不断演变，变成故事，而其基本内容是以神魔形式出现的。但一到百回本出现后，由于它的完美而离奇、瑰丽而神秘，在以后不同时期，引起了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们在某一点上的共鸣，那就是《西游记》以幻化的形式，充分揭露时政腐败，反对昏君统治，批判宗教，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和蔑视一切困难的斗争精神。

《西游记》的主要思想倾向为崇儒释排道思想。《西游记》是一部宗教小说，是佛教东来的“副产品”。在“西游”故事流变中，又渐渐融入道教和儒教的某些东西，使之具有了“三教合一”的性质。唐僧在西行途中多次遇难，代表儒的天官诸神与代表释的佛菩萨均持积极救护态度，唯有代表道的魔怪则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这一类描写，亦与作者在诗文中所体现的对佛道的不同看法是一致的。 在《西游记》的扫魔斗争中，对人的贪婪、自私、奸滑等恶劣品质，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以及旧社会人吃人的罪恶等阴暗面，亦采取了揭露和揶揄、讽刺的手法。这些描写，明显反映了作者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宋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末明初杨讷（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均无刺道描写；元末《西游记》（旧）的《车迟国斗圣》中所写的车迟国王亦与吴承恩《西游记》中的车迟国王不同。说明只有吴承恩才在玉帝、车迟国王、比丘国王身上注入明世宗血液。吴本以后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和杨志和的节缩本《西游记》，亦将刺道内容删掉。吴承恩在《西游记》中之所以增加刺道内容，在当时是有明显“鉴戒”之意的。

《西游记》的形象塑造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评论家认为形象所包含的思想的深度、广度，塑造形象艺术上达到的高度、精度，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孙悟空是作者理想的化身，《西游记》以生花的妙笔使孙悟空这一文学典型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神态逼真，须眉毕露。在取经途中，孙悟空始终斗志昂扬地顽强战斗。孙悟空的勇敢战斗、向往自由以及扫灭吃人妖魔的献身精神，正是人类征服自然、争取解放的美的本质的折射和大圣大德品格的体现。由于在他身上寄托有广大被压迫劳动人民破除黑暗邪恶、走向光明幸福的希望，因之，长期以来孙悟空成为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神话英雄人物形象。这也是《西游记》几百年来在人们中间流传，永远不可磨灭地印在人们记忆里的根本原因。

《西游记》所演奏的是一曲追求美好理想的赞歌，弘扬的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西游记》就是到西方取经，玄奘就是要留学。因为佛教方面他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佛教派别很多，各个流派的说法是不太一致的。玄奘有许多疑问，所以他要趁势到印度去留学，取经。要真正地把握它的印度原典、原义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要追求真理。虽然在《西游记》中作者极尽玩笑之能事，“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但他并没有否认西天取经本身的积极意义。西天取经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象征了作者对人生理想的探询过程。然而，到灵山雷音寺困难重重，唐僧自己也知道“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因此，这个集体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孙悟空当然是第一主角，他敢作敢为，高超的本领，乐观的精神，使他成为了取经集体的主心骨；猪八戒虽然贪吃贪睡，好财好色，但这个可以置之世界第一流的画廊而无愧的人物所具有的憨厚耐劳却是取经途中不可缺少的；唐僧虽然手无缚鸡之力，而且耳软心活，不辨忠奸，但其坚定的意志，执着的信念却是鼓舞西行的关键动力；老实厚道的沙和尚则是眼明心亮，是非分明。《西游记》告诉我们，启示我们，有志者事竟成。玄奘一行历尽千辛万苦，他最后成了正果，这是中国人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的体现。表示我有志向、有志略、有志气，任何事情，只要我们去奋斗，都是能做成的。

《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学的“大网络全书”，取经故事中的扫魔斗争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现实。《西游记》中昏君身旁多恶道以及用小儿心肝治病都是现实的反映。吴承恩在《禹鼎志序》中自称，该书“不专纪鬼，明纪人间变异，亦微有戒鉴寓焉”。台湾萨孟武先生曾在《西游记与中国政治》一文中深掘《西游记》的文化底蕴：为什么妖魔都想吃唐僧肉而神仙却不想吃？（这是由中国社会分配制度决定的）；为什么二郎神神通广大却不让他驻守在天宫？（因为他是外戚，尤在防范之首）；为什么孙悟空三闹天宫时，玉帝宁可自低身份去请西天佛祖，而不再去找二郎神？（防其功高盖主）；为什么孙悟空有紧箍咒约束，而唐僧使用紧箍咒却没有任何约束，用错了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中国封建制度的不民主）。李希凡先生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中有一句话，说“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的确是吴承恩整理出一个释道儒三家摆平、尊卑分明、大小有序的神仙体系，描摹出一个威势森严、包罗万象的天宫世界。吴承恩据何而定？吴承恩的心中应该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朝廷。特别是那个玉帝，只关心金丹御酒，除了派兵剿杀外毫无所谋，臣下一有奏本，就只会说依卿所奏，正是嘉、万两代的朝风；还有那个无事不管、处处当家的太白金星，象煞了嘉、万朝的首辅。

《西游记》的许多情节不仅读来有趣，并能勾起人的联想，能让读者去回味、思考。比如第五十六回，由于孙悟空打死了几个强盗，唐僧生气，猪八戒挑唆，书中交代“那长老怀嗔上马，孙大圣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面是背非”，四众离心离德，进而赶过走了悟空（正心），所以紧接着出现了假悟空（二心）。回目点出“道味放心猿”，才出现“二心搅乱大乾坤”。第七十二回，全书中唯一一次唐僧执意要去化缘。按佛、道、明儒都讲究“静坐息虑”，而这回唐僧动了虚荣念头：“我若没本事化顿斋来，为徒的怎能去拜佛？”结果引出七个蜘蛛精吐出无数烦恼丝，将他禁锢其中，所谓“七情迷本”。再如，玉华州悟空、八戒、沙僧动了为人师的念头，引出九头狮子等一大群杂毛狮子搅闹一场。书中并没有说教：不可生嗔念、嫉妒，不可七情妄动，不可好为人师；书中只是用假、真悟空表示二心，用七个蜘蛛精代表七情，用狮子表不称的师道……除有趣的情节与语言，读者只要稍作思考，便会联想到一些人所共知的道理。实际上，《西游记》里包含了扬善弃恶、弘扬道德规范、祛除邪魔的精神。我们从《西游记》中可以体会到，妖魔鬼怪最后都是被降服的，正义得到伸张，真理得到显现。

《西游记》的内容博大精深，谜一样的引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刘荫柏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三教合一；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运城学院教授李安纲则认为吴承恩绝对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孙悟空是人类心灵的完美象征，美猴王出处是《易经》“美在其中”四字，《西游记》的原型是《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唐僧81难原型是石泰《还源篇》81章，《西游记》的主题是表现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教义，《西游记》采取儒家入世的精神、借助道家出世的智能、达到佛家自由的境界，是东方传统文化的自觉载体。

（三）《西游记》之“媒介分析”

《西游记》素以丰富恣肆的想象力，独立于“四大古典小说”之林，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近年亦且在西方传播日广。《西游记》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除了因其自身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内涵，典范而卓越的艺术成就之外，还得益于多种艺术的助力。六百多年来，各种艺术形式以《西游记》为重要题材，衍生出大量的诠释、改编与创新之作。它们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西游记》的广泛传播，而且以其各具特色的艺术魅力而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它们与《西游记》一起，形成一片绚丽多彩的艺术天地，成为西游记文化的主要内容。

改编是推动传播深入进行的有力方式。笔者认为所谓创新，在文本积累越来越多的文学空间里，可能指的更多的是对以往文本的改编或者说把以往文学质素重新来一个安排。《西游记》本是开放性文本，其中充满民间的欢乐精神。现在颇为流行的香港无喱头电影《大话西游》，深受一帮年轻人的喜爱。《大话西游》的奇思妙想也真够胡闹的了，如果我们看不惯《大话西游》的胡闹，要谴责这种胡闹的话，我们就应该由此谴责吴承恩的胡闹，因为《西游记》的故事是以唐代著名的玄奘法师远赴天竺（今天的印度）求取佛经这一真实历史事件衍生而来。玄奘根据自己的西行经历、见闻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其后他的门徒慧立、彦悰又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关于他西行的文字描述中已夹杂了许多神秘色彩。猴行者的出现，据现有材料看，最早应该是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此书现存宋代刻本（刘克庄的所谓“取经烦猴行者”之说，恐怕是此话本在宋代流布的一个明证），但有证据表明，它是晚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所谓“俗讲”是当时宗教徒（有僧也有道）为了吸引世俗民众，自神其教，将一些宗教典籍、掌故以一种通俗化的方式进行传播，在当时影响极大。《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应该是这一特定背景下的产物。从《大唐西域记》到《西游记》是质变，从《西游记》到《大话西游》只不过是量变。四百多年前，《西游记》就像今天的《大话西游》，给喜欢胡闹的人一个大惊喜。

通俗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俱有了浓重的、无法抹除的商业色彩、市民色彩，就与书坊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代通俗小说绝大部分由民间坊肆刊印，坊肆往往集出版、销售于一身，兼营小说租赁业务，几乎承担起了通俗小说流通的全部事宜，《西游记》亦是如此。坊刻本多投时所好，刊行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品种，《西游记》等通俗文学读物等，适应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日用和文化消费需要，其知识作用和文化意义多在传播过程中发挥消耗，相较于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传播广泛，其在通俗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更不容忽视。

中华文化历来不是封闭的体系，在五千年甚至更为漫长的岁月中，她吸收并融铸了大量外来文明的精华。由这个角度来看，《西游记》的成书，正可看作中华文化海纳百川、胸怀宽广的一个缩影。在人类文明传播史上，不同文化传承间的交流与沟通，本是十分正常、频繁发生的事。《西游记》所演说的取经故事本身，就是中外交通最为切近的的例子。《西游记》最早起自小说四家中的“说经”，溯流而上，这种以生动故事宣扬宗教教义的手法，还应到“变文”、“俗讲”中寻觅源头。有意思的是，面对“东土众生”，基督教的宗教宣传竟也不谋而合地采用了“寓宣传信仰於世俗性谈话”的形式；这对反观中国民俗心理以及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心态，又是个有意思的课题。

为名著续书，是中国一大文化传统。《西游记》与其它中国古典名著一样，也有许多续作。百回本《西游记》问世之后，很快风行一时，因为这种“驾刃游虚”“向壁虚构”的创作方法，获得了读者的极大认同。接下来，出现不少《西游记》的续书。当然这所谓续书又分几种情形：一种是模仿《西游记》笔法，选择相似的题材，偶尔借用一下前书的人物，如《南游记》、《东游记》，从书名就可以知道是模仿前者，另外孙悟空、观音等形象也在里面出现。可笑的是，《南游记》居然为孙悟空编出了一大帮儿女，尤其是那位女儿“月孛星君”，泼辣得很呢。《东游记》中孙悟空嫉恶如仇的脾气不减当年。因为八仙与龙王争斗不休，玉帝派兵擒拿，惹恼了大圣，“一棒打下，二十万天兵没其一半”。这种其实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续书。真正意义上的续书主要有这样三部：《续西游记》、《西游补》、《后西游记》。清末民初又有《也是西游记》、《西游新记》等。此后还有一些续作。以上这些续书，从整体上看，其思想性与艺术性均不及原著，然各有特色，均有一些精彩的章节，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节选自王运涛《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一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1月版）

8. 写一篇关于西游记的议论文.

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人。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间（1500—1510），约卒于万历十年（1582）。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读书人，任过县学的训导、教谕。但到了他父亲吴锐这一辈，由于家贫困，出赘徐家，“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当起了小商人。尽管如此，吴家却不失读书的传统。据说其父吴锐虽为商人，不仅为人正派，而且好读书，好谈时政，这自然对吴承恩产生较大影响。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很早入了学，少年得志，名满乡里。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成年后的吴承恩却很不顺利，在科举进身的道路上屡遭挫折，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五十多岁任过浙江长兴县丞，后又担任过荆王府纪善，这是同县丞级别差不多的闲职。

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大约是中年以后，或认为是晚年所作，具体时间无法确定。除《西游记》外，他还创作有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和《禹鼎志》。现存《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诗一卷、散文三卷，是吴承恩逝世后由丘度编订而成。

《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

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 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

但我认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 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而且，这里的人物也给现代管理学带来很多值得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