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灰坑遗址

① 商朝中期大约是什么时候

商朝的灭亡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122年至前1046年左右 周朝的建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122年至前1046年左右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之前，一般认为周王朝建立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夏、商、周三个王朝是衔接的，所以史学家称为“三代”，我们也可以称半信史时代，半信史时代中，事实成份大大地增多，而且一部份已得到考古学家发掘物的支持。但属于神话传说的史迹，仍然不少，有时很容易分辨，有时混淆过度，无法澄清。半信史时代是一个松懈的时代，往往一连数百年一片空白。 公元前一一二二年（根据刘歆编写的《世经》记载），周部落跟它的联盟部落，在盟津（河南孟津）会师，渡过黄河，向行都朝歌（河南淇县）进攻。商纣王也集结他的军队迎击，两方的主力在朝歌西南二十公里的牧野（河南卫辉）决战，这时周兵团只四万五千人，商兵团却有七十万人，但商兵团人心离散，结果大败。纣王逃到满堆着金银财宝的鹿台，纵火自焚而死。随着纣王之死，商王朝灭亡。 姬发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陕西西安西），抛弃“帝”的称谓，改称为“国王”，被人们尊称为“天王”，这显示一个迥异于前代的新时代的开始。——姬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王。 但根据最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周朝建立于公元前1046年。 是怎么确定的呢？周人是从 西部兴起的，在商朝晚期，周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称为“先周文化”。受了大量的商人文化的影响后就称为“早周文化”，与“先周文化”差别很大，而差别的产生关键就在文王迁丰，武王迁镐。我们需要找到“先周文化”跟 “早周文化”的界面，然后测定其年代。这个道理其实早就知道，可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是找不 到这样的遗存，第二即使找到了也测定不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碳14的测定水准不可能达到那么精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遗存，就在丰邑遗址的灰坑里有大量可以测定的标本。在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遗址里面，也 找到了它最早的遗存，是燕国建立之后最早的。这样，我们测定的结果就是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50至1020年之间。我们就在这30年里面，根据金文和文献中有关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录进行推算。结果得出三个方案，分别是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46年。这三个方案里面，公元前1027年是不符合天象记录 的。公元前1044年和西周金文的月相不好配合。最后，只有公元前1046这一年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所以最后选定公元 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年。======= 西周年表： 武王 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 在位4年 成王 前1042年——前1021年 在位22年 康王 前1020年——前996年 在位25年 昭王 前995年——前997年 在位19年 穆王 前976年——前992年 在位55年 （共王当年改元） 共王 前922年——前900年 在位23年 懿王 前899年——前892年 在位8年 孝王 前892年——前886年 在位6年 夷王 前885年——前878年 在位8年 厉王 前877年——前841年 在位37年 （共和当年改元） 共和 前841年——前828年 在位14年 宣王 前827年——前782年 在位46年 幽王 前781年——前771年 在位11年

② 1973年江西发现的什么遗址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

吴城遗址位于江西樟树市的吴城遗址发现于1973年，同年开始发掘。这是中国长江以回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答址，其发现、发掘标志着江西早期文明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

吴城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瓷器的发源地之一。

(2)商代灰坑遗址扩展阅读

遗址经过六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 窑址12座，灰坑55个，墓葬16座。出土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

意义：吴城商代遗址已成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江西省博物馆已在吴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个农村考古站。吴城遗址的发现，对于认识长江流域土著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③ 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朝商朝的文化遗存都有

没有！只有夏朝！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位于伊、洛二水之间，距离洛阳市约18公里，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是夏代都城遗址。1959年这里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其中小件铜器如刀、爵、铃等，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器。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两处大型宫殿夯土台基。其中西边一处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台基中北部有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宫殿基址，四周环以廊庑。在遗址东南部还发现大面积铸铜、制陶作坊遗址。该处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学家在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使得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的考古界出现了新的兴奋点。殷墟曾震惊世界，二里头也将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夏朝的建立者禹在建立政权以后，为便利于政治统治，将天下分为九州，洛阳就是当时的豫州。禹将都城定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与洛阳相距不过百里，所以洛阳也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在夏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启的儿子)统治时期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关于这一点史书里记载，“太康居斟郡，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鄩，据历史学家考证，就在今洛阳市偃师的二里头村附近。
夏朝在太康继位以后，由于太康贪图享乐，不务朝政，整日只知游猎玩耍，导致东夷部的后异乘机反叛，并攻占了夏的都城斟鄩，赶走了太康，一度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事件。太康失国以后，与弟弟仲康一起逃往东方，不久很快死去。仲康的儿子相依靠其它东方诸侯残存发展，处境困难，最后在相的儿子少康时才又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又称“少康复国”。少康恢复夏王朝统治以后，夏朝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活动区域以伊洛一带的河南地为中心，东通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长滩，所有夏、夷诸部的众多邦国均都臣服于夏的统治。
少康以后，夏朝几世均不在洛阳建都，至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统治时期才又定都于斟鄩。这一点(史记·吴起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显然就是洛阳所处的位置。
总的来看，夏朝主要活动中心在洛阳，亦即史书记载的斟鄩。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斟鄩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为人们难以寻觅的历史遗迹，我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地理方位，判断夏代的斟鄩就在我们洛阳。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资料的证明，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直到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徐旭率队来豫西作夏墟调查时，在洛阳市偃师县城区西南9公里处的二里头村南高地上发现了沉睡几千年的夏都斟鄩，这一点才成为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洛阳在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个帝王统治时期曾是都城，为夏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里头遗址包括偃师二里头，圪挡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堆积着四期文化层。经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当时的铸铜遗址，发现了原始的青铜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说明我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在夏代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说明洛阳是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二里头晚期的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有琮、圭、璋等礼器，陶制品则更多，有陶塑的龟、猪、羊头以及陶器上刻划的一头二身龙蛇纹、龟纹和人物形象。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夏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智慧。
另外，考古工作者从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许多埋葬的奴隶，其形状各异，有仰身，有俯身，有的被捆缚，有的身首异处。他们或因苦役而累死，或因奴隶主的酷刑而丧生，或因当时奴隶制时代的人祭、人牲制度而被活埋殉葬，反映了当时奴隶主统治的惨忍。夏代奴隶主暴虐无道的统治，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广大奴隶的拼命反抗，他们愤怒地诅咒夏朝的奴隶主统治，甘愿与其同归于尽。在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东部的商族兴起，在其首领商汤的领导下推翻了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统治，夏朝经历了四百七十余年历史以后终于灭亡。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从此进入学者的视线，中国考古学界由此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
此后，中国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还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发现了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址，迄今为止已有300余处。前不久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力推动了夏文化问题的研究，偃师商城的始建被确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同时，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截至2004年春季，基本搞清了宫城城墙及宫殿区外侧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网
宫殿区的四围均有宽达10余米至20米左右的大路，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经解剖发掘，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约360米~370米，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其中东墙方向174°，西墙方向174.5°，东北角呈直角，南墙与东墙延长线的夹角为87°。城墙沿已探明的4条大路的内侧修筑，保存最好的东墙残长330余米，其上已发现门道2处。墙体宽2米左右，残存高度在0.1米~0.75米之间。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2、3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早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
目前，已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至少有2座（3号、5号基址）。二者位于宫殿区东中部，东西并列，其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土下发现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3号基址系一座（或一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南北窄长，主体部分至少由3重庭院组成。已揭露的3重庭院的西庑经统一规划，已探明基址的长度达150余米，宽度则在50米左右。北院内发现有积水迹象的大型坑状遗迹，2号基址北部的主体殿堂及殿前广庭，都是在填平夯实它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3号基址中院主殿夯土台基宽6米余，其上发现有连间房屋和前廊遗迹。中院和南院院内发现有成排的墓葬和石砌渗水井等遗迹。5号基址仅经局部揭露，已在其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
至二里头文化第3期，宫殿区东部兴建起2号（依托宫城东墙而建）和4号两座大型夯土基址。二者建于3号基址的废墟之上，相对独立又共有建筑中轴线，构成一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有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宫城城墙之上（7号、8号基址）。其中7号基址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构成宫城内的又一组有明确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这些夯土基址的年代与宫城城墙大体同时，自二里头文化3期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就现有的材料看，进入二里头文化3期后，二里头遗址持续着2期以来的繁荣，宫殿区、铸铜作坊与道路网络系统等重要遗存的总体布局以及建筑方向基本上一仍其旧。但同时又出现了若干显著的变化，如在宫殿区周围新筑了宫城城墙，新建了一大批夯土建筑基址。而所有这些建筑基址与此前的建筑都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在宫殿区东部，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大变，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同时，随着新的土木工程的兴建，宫殿区内富有生活气息的遗迹骤然减少。宫殿区布局结构的演化过程，既有显著变化，又有延续性，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三、宫殿区内的贵族墓及出土遗物
在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成排的中型墓葬，已清理了5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多铺朱砂，有棺痕，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瓷）、绿松石器、成组蚌饰、海贝和大量陶器。从层位关系和随葬遗物看，这些墓葬均为3号基址使用时期的遗迹，时代为二里头文化第2期。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中，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
2002年春，在清理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考古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
以往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均可能粘嵌于有机物上，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因此，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四、二里头文化第4期遗存的集中发现
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座大型建筑基址（6号基址）。已发现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4期，应为2号基址使用一段时期后增建的建筑。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在二里头遗址属首次发现。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以南，又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土墙，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但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其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方向88°，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不久即遭废毁。
2004年春季，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当年秋季，循此线索继续钻探试掘，确认这里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3期。
继始建于二里头文化4期的6号基址之后，此次又发现了建造与使用于此期的夯土墙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存。二里头文化4期尤其是其偏晚阶段，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种种迹象表明，二里头遗址在这一时期尚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探索将会不断深化我们对这座初期王朝重要都邑的认识。
保护范围：二里头村南土冢向东850米，向西1600米，向北至洛河大堤，向南至排水渠，东南以自然台地为限。
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周边向四周各扩100米。

④ 荞麦岭商代遗址和夏朝灭亡之间有什么联系

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九江市文博单位对九江县马回岭镇富民村荞麦岭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近日，发掘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考古人员清理出一批商代早期的房屋、灰坑以及与青铜冶炼、铸造有关的水井、炼炉等遗迹，出土了大量商代早中期的石器、陶器、玉器和青铜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表示，荞麦岭商代遗址的发掘，对于赣北早商时期原始文化面貌、长江中游南岸地区商文化的南渐，以及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荞麦岭商代遗址出土的器物与中原地区商文化中心区早商中商时期出土的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形制基本一致。”徐长青说，从出土遗物判断，荞麦岭商代遗址主体年代为二里岗下层二期略晚至二里岗上层一期之间，即早商晚段与中商之间。“另外，在遗址下层发现有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遗址下层年代应与夏代晚期相接近。”

荞麦岭商代遗址是目前江西可以明确为二里岗时期的早商遗址，分布范围大，地层堆积深厚，发现遗迹众多，出土遗物丰富，年代系列清晰。“这些对于认识江西地区商文化全貌有重要作用。”徐长青说，遗址的文化内涵以中原商文化因素为主，融合了本土的文化因素，是中原商文化传至南方地区的重要证据。“同时，出土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地层关系明确，叠压有序，对于探寻江西夏商时期文化提供了条件。”

⑤ 石家庄台西商代遗址在哪那里好不好玩

台西商代遗址位于藁城市台西村东北，是一处大规模的商代中期遗址。1973—1974年进行两次发掘，揭露面积2000多平方米，除发现房屋、灰坑、水井、墓葬、酿酒作坊等遗迹外，还出土了3000余件文物，其中包括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漆器、骨器、原始瓷器、甲骨、植物种仁、医疗器械等。

台西2号房址

遗址中房址的发现对研究商代建筑及建筑上使用人牲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台西遗址共发掘房址14座．除两座“半地穴式”房屋外，其余都是以木架为主、夯土或土坯混筑墙壁的地面建筑。房址平面多呈长方形，间数不等，有单间、双间、多间之分。有些房屋还保留部分残墙，为复原房屋的大体结构提供了可靠依据，这在商代遗迹中十分罕见。屋顶形式以硬山式、平顶式和斜坡式为多，有的房屋山墙上开有通风的小型“风窗”，开后代建筑物上使用“风窗”之先河。房屋墙基底部有建房前用云母粉事先划定的轮廓线，这些既能看出它们比早期建筑的进步性，又为研究商代建筑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有些房屋在建造时使用了人牲进行奠基，多者达8人，这是我国建筑史上使用人牲的最早例证。

台西遗址中发现2眼水井，结构保存完好，井底用木桩构成“井”字形井盘，为使井盘更加牢固，用大小不等的木桩插入井壁，井内尚遗留有汲水时落入井中的陶缸、木桶等盛水用具。这两眼水井的发掘为以前一直很难窥视全貌的商代水井形制揭开了一角面纱。

遗址中共清理墓葬112座，分布相当密集。墓葬结构都比较简单，比较大型的墓葬有殉葬现象，有的殉葬者还受过刖刑。墓内随葬品主要有铜器、陶器、骨角器、玉石器、漆器、蚌贝器、卜骨、祭食等。其中青铜器有礼器、生产工具和兵器等。这些青铜器制作精良，纹饰繁缛、富丽，显示出商代中期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尤其是1972年出土的一件铁刃青铜钺，具有特别的考古价值，对研究我国冶金发展史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经科学鉴定，铁刃系由陨铁锻打而成，由此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铁器。

铜 斝

酿酒在商代有了很大发展。当时一些贵族奴隶主不仅饮酒享乐，而且还用酒来宴赏和祭祀甚至到了因酒误国的地步，在甲骨文、金文和一些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但实物资料却异常稀有。台西遗址中发现的酿酒作坊，填补了这一缺憾。遗址F14是一座比较完整的酿酒作坊，其内发现大批盛酒器具及大量酿酒用的植物种仁，诸如桃仁、李、枣、草木等。尤其是出土了8．5公斤酵母的残壳，表明已经开始使用人工培植的酵母菌壳。这些迹象证明商代的酿酒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我国医药学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已经从实践中积累了利用植物作药治病的经验，台西遗址中所出的砭镰和药用的桃仁、郁李仁、杏仁等植物种仁，反映了我国商代医药就已经相当发达，医疗技术已经相当高超。出土于一座中型墓葬的砭镰，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医疗工具。

另外，遗址中还出土大量的陶器，以及红、黑彩绘制的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漆器残片。漆面乌黑发亮，纹饰绚丽多彩，有的镶有绿松石、有的贴金箔，表明商代中期漆器工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精美的丝麻织品、白陶器和一些刻有文字的陶器残片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丝织业和文字发展增添了新的资料。

藁城台西遗址是继安阳殷墟、郑州商城、邢台曹演庄等遗址之后商代考古又一重大发现。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范围的大小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内容看，台西可称得上当时北方一重镇。

鉴于台西遗址的重要性，1988年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⑥ 为什么商代灰坑边上会有商代墓葬

灰坑，考古学术语，是古代人类留下的遗迹之一，主要由废弃的水版井、窖穴等形权成。灰坑有可能是垃圾坑，也有可能是储物坑（或窖藏），有可能是祭祀坑，各种坑都有其成因。
有灰坑，就说明这里曾经是人类长期生活居住的场所。所以在附近发现同时期的墓葬就很正常了。

⑦ 有人能介绍下郑州市人民公园,商代遗址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25平方公里，距今约有3500多年。城垣内外发掘出商王朝时期的大量
房基、地窖、壕沟、墓葬、冶铜烧陶作坊等遗迹，为研究商代早、中期的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礼仪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规划主要涵盖了商城及其周边地区所有文物古迹，传统街区和文化遗存，突出了对以商城城墙为核心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整体城市保护。商城遗址保护的前期工程主要包括商城城墙遗址保护、文庙复建工程和城隍庙修复等部分。其中，商城城墙遗址保护工程是此次工程的重点。目前，文庙、城隍庙的复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⑧ 有商周遗址无墓葬为何

1、商周墓葬是有的，媒体报道的也不在少数。
2、2014年2月24日，杭州余杭发现古墓葬群 系商周时期典型石室土墩墓；2011年8月11日，漳州发现5座距今约3000年的商周时期墓葬；安阳殷墟更是举世瞩目的商代墓葬群，所以说有遗址无墓葬是没有根据的，基本上每个遗址都伴着墓葬。只是很多墓葬都被盗过。
3、商代帝王墓可以殷墟大墓为代表，墓坑平面皆为矩形，中掘出二层台，墓穴有腰坑，内葬犬一头。大墓有四墓道，次者为二墓道或一墓道，亦有不建墓道者（如武丁帝妃妇好墓）。殉葬的近侍置于一层台上或墓道中，墓外另有殉葬之牲、车马坑，以及大量的奴隶杀殉坑。墓上不起坟，但有的墓（如妇好墓）上已建有面积不大的祭祀建筑。
周代帝王大墓形制基本同上，但诸侯亦有用四墓道者。大概自春秋起，墓上已逐渐累土为坟。建于战国晚期之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其王与后、妃三陵并列，上构高大夯土台，台上建祭祀建筑。该墓中出土一块名为《兆域图》的铜板，上刻划有陵墙、土丘、祭室及附属建筑之名称及尺寸，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建筑设计图。陕西凤翔秦国贵族之墓地虽建于战国，但仍未起坟，然于外围掘沟环绕。已发现的周代大墓均采用土圹木椁形式，墓室用井干式大木堆砌。
在葬制方面，等级制度在周代特别突出，除前述之墓道外，墓内棺椁亦有规定，即“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随葬的礼器为，天子、国君九鼎，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实际发掘资料表明并不完全按此规定，有的有所增减。一种可能是死者受到特殊礼遇，另一种可能是在“礼崩乐坏”情况下的僭越。至于普通百姓则属底层，有的掘穴而埋，有的连墓圹也没有，常在灰坑或灰层中发现他们的尸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