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堡石峁遗址

『壹』 石峁遗址的保护工作

石峁遗址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因数千件流散的玉器而闻名。由于遗址的范围大，遗址范围内的修路、取土等建设活动，甚至对遗址的滥挖、盗掘等仍时有发生，遗址的保护形势急迫。鉴于遗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长期性，与会学者纷纷呼吁，应在当地尽快设立石峁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加强对遗址的日常监管和看护。同时，尽快制定保护措施和遗址的保护规划。
通过加强宣传，增强当地居民文物保护意识，避免遗址进一步遭到破坏。加大对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大打击盗掘的力度。保护好遗址是后续所有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神木的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如何同经济发展相协调，如何保护展示，这是政府应当慎重并着手考虑的。专家希望，石峁遗址的发掘能纳入到当地文化建设的体系，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保护、展示，尝试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协调发展。陕西省文物局刘云辉副局长表示，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遗址的文物考古及遗址保护工作，推动石峁遗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记》、《汉书》有关黄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当今陕西黄陵县以北偏东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所在的神木县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同时,依据《潜夫论·志氏姓》、《列子》、《山海经》《大荒西经》、《左传·成公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国语·齐语》等典籍分析,认为不仅黄帝后裔白狄在陕北地区活动，黄帝部族的直接后裔周人的也都在陕北活动。
最后，沈长云教授再次强调，根据考古专家发现石峁古城的年代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正与黄帝活动的时间大体相当，由此更能确定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所居。 《光明日报》国学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发了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陈民镇先生《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一文，认为把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挂钩，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石峁古城有没有可能是黄帝后裔的居邑呢？在传统的古史观念中，黄帝与尧舜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华夏集团”。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距今约4300年，相当于“龙山时代”。我们知道，“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发生的关键阶段，中国文明在这一阶段逐步定型。过去一般将“龙山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龙山时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这一调整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重视。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
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这一记载有一定的根据，再结合《说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记载，黄帝到大禹之间间隔了900年。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始年的认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 来源： 光明日报
拙文《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发表以后，引起学界不少人的关注。其中有对拙文提出批评者，如陈民镇先生。他认为我的论证是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说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他承认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龙山晚期，但却以同时代的襄汾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为由，提出尧舜以前的黄帝不会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发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记载，他认为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我有关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认为，石峁遗址所属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质和游牧传统，与黄帝代表的华夏文明是不相称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对南方农耕文明的一种防御性建筑。
所谓不要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话我也赞成。但这里的关键似乎并不在可否让考古学遗址与古史传说挂钩，而在于这样的挂钩是否准确与合理，或如作者所说，在于你这个钩挂得是否轻率与简易。实际上，当今考古界这类“挂钩”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如将登封王城岗说成是禹都阳城、将襄汾陶寺遗址说成是尧舜都邑等等。作者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却独反对“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文化”，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会说，其所主张的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然而学术研究的是非优劣难道可以用“大多数”或“少数”作为评判标准么?
“大多数学者”所称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当今多数学者（包括作者）都说陶寺古城是尧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献到底有哪一部明确指出尧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记》只是说“昔唐人都河东”，后人将唐人理解为陶唐氏，又将陶唐氏说成是的尧的“号”，于是变成了尧都在河东。殊不知顾颉刚早就指出：“在《左传》上，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见《古史辨》第一册），《鹖冠子》中甚至有“尧伐有唐”之语，《吕氏春秋·古乐》亦分陶唐氏与帝尧为二事，是尧与唐并不能混为一谈。他之后的徐旭生虽仍坚持帝尧陶唐氏的说法，却又对陶唐氏在河东（即晋南）的认识大加批驳，说陶唐氏旧地只是在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事实上，《史记·货殖列传》早有“尧作于成阳”的记载，成阳在今山东菏泽地区，不知今学者为何置《史记》的记载于不顾。限于篇幅，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也不能对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问题展开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我有关论述的文章。这里只是想借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数”范围内的学术主张，不一定就是没有道理而应该被弃置不顾的。
回到黄帝与石峁古城关系的争议上来，我感到作者对我的批评，仍是靠着“大多数”立论，以所谓“一般认识”作为是非标准，提出他的不同于我的主张的。
首先是黄帝的年代问题。前已指出，作者强调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就是为了显示作为“五帝”中的后两位“帝”生活在龙山时期，即石峁古城开始建造于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来衬托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与石峁古城无关。说黄帝为“五帝”之首而远在尧舜之前，当然是“一般认识”，然而这个认识对不对呢？当今学者，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包括徐旭生，实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述的那样一套以黄帝为首，其他几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了，大家都承认所谓“五帝”实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去证明这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譬如黄帝，其作为周人的祖先，我们到底有何证据说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们把黄帝——周人这支氏族的世系与颛顼诸帝的世系比较的结果，还是有什么确切的史料证明黄帝生活的时代一定比诸帝久远？帝喾据说是商人的祖先，我们姑且相信这个说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凭什么就说他一定在黄帝、颛顼之后，而在尧舜之前呢？所可论定者，大概只有颛顼在尧舜稍前的一些时候，因为有《左传》诸书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说颛顼作为有虞氏的首领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从论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在这里给出的黄帝距今5000年而在尧舜之前的“证据”，即所谓《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幸的是，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却很值得怀疑。一则，据陈梦家、方诗铭诸家的研究，《纪年》的编年纪事实起自夏，今《路史·发挥》所引《竹书纪年》提及黄帝之事，并非《纪年》原文。其二，就“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这句话而言，亦是罗泌隐括其所用材料之语，非《纪年》原文，而罗泌著《路史》在《今本纪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为，安知此语不是罗泌据《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我想，即令这句话出自真的《纪年》，也没有必要信以为实，因为《纪年》写作在战国末年，其时已有将黄帝等传说中人物编在一个谱系上的书籍出现，此与黄帝等人本来的部族首领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纪年》照此而称说黄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岂可信以为真。这里，我倒想问，除了这类战国晚近的文献，还有哪些先秦时期的古籍能够提供黄帝距今5000年的证据呢？
其次是黄帝与华夏暨华夏文明的关系问题。作者仍按老套路说，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所创造的文明当然是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只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黄帝及其部落不会在北方长城地带留下他们的足迹。这套看似有理的说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无法回答何以有那么多文献，而且是较早的文献提到黄帝活动在今北方长城地带的问题，如拙文所举，不仅陕北留有黄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黄帝与蚩尤征战并在那里“合符”和作为都邑的文献记载，还有他的后裔白狄族与周人活动在陕晋一带的记载与考古学遗迹。作者对我所举的这些论据未做正面回应，也是在回避这个问题。看来，作者是混淆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祖先黄帝传说与真的黄帝部族的历史这二者间的界限。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华夏民族形成以后体现在华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表现，而我国华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后，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各蛮夷戎狄的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体后才出现的事情。至于华夏族何以奉黄帝为共同祖先，并把他置于诸位祖先之首，则是周人属于黄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缘故。作为周人祖先的黄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这与他日后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被当作华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两回事情，二者互为关联却并不矛盾，我们不能以后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实背景。
最后是石峁遗址及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作者将石峁古城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归入草原文化的范畴，将石峁居住的人群视作与南方农耕文明相对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不严密又不科学。所谓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风光的。石峁遗址属于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基本属于一种农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阶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开沟文化的早期。这里涉及到朱开沟文化分布区域早晚期地理环境的变迁问题。学者研究，当朱开沟文化的早期，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尚为森林草原景观，降水量也较多，是较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其时朱开沟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田广金《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页）。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这个地方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环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观转化，当地的经济也才变为半农半牧经济，而这已相当于商代开始的时期了，我们不能以后例前，说黄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是从事畜牧业经济，甚至是“游牧经济”。可以设想，正是这样一种气候环境的变迁，才促使居住在这里的黄帝族后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东徙南迁，才有了后来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并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为主导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华夏民族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石峁古城作为周人祖先黄帝族的居邑，也可称得上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贰』 齐家文化的文化特色

考古学上的齐家文化，为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而得名。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青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和宁夏南部地区，其年代在距今四千年前后。此前，学术界公认的文化特征主要有二，一是有一群独具特征的陶器，二是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还有一批独具特色的玉器，其内涵之丰富，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美，令人折服。当为齐家文化乃至西北原始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冶铜业的出现，表现出西北地区这一部族先民的杰出智慧与才能，是齐家文化对中华民族早期青铜器铸造和生产力发展的一项突出贡献。皇娘娘台、大何庄等地已发现红铜器和青铜器共 50 多件，种类有刀、锥、凿、环、匕、斧、钻头、泡、镜和铜饰件等，还有一些铜渣。齐家坪遗址出土了一件有长方形銎，并附一对小钮的铜斧，刃部锋利，全长 15 厘米，是齐家文化最大的一件铜器。尕马台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镜，直径 9 厘米，厚 0．4 厘米，一面光平，一面饰七角星形纹饰，保存较好。 齐家文化玉器，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已伴随着齐家文化的发现而面世了。不过，比起对红山玉器、良渚玉器乃至石家河玉器、含山玉器来，对齐家文化玉器的认识与重视，似与这发现的历史和它应有的地位还很不相衬。 其实，齐家文化具有产生大量精美玉器的背景和条件。
首先，在齐家文化前面有丰富多彩、极富特色而历经一千多年发展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先民们的原始手工业不仅有制陶、木作、纺织和石器制造，而且生产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同时，还创造了陶祖（男性生殖器）、人形、动物形陶塑、陶制房屋模型和成组人物舞蹈绘画以及用墨笔书写的上百种符号等等。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家文化，怎么不会比马家窑文化“更高、更强”呢！其次，在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外均有十分丰富的玉矿，古人说的“昆仑玉”，今天我们说祁连山玉等，就在这里。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条件下，齐家文化先民们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玉器，便是很自然的了。
在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内，尤其甘、青境内，曾出土有数量更多、质量更精美的齐家文化玉器。其器类在三十种以上。除了常见的品种之外，发现有许多新的品种。如礼器玉琮，除形制各异、大小不等的素面纹琮外，还有竹节纹琮、弦纹琮，更有在琮的一端、射孔之上装饰有或牛、或羊、或熊、或虎等浮雕纹饰的兽首或兽面纹琮、人面纹琮或琮形器。兵器有戈、矛、刀、钺、戚，个别的兵器上还嵌有一枚或几枚绿松石；装饰品有各种玉佩饰、坠饰、发箍等。更有值得我们惊讶的是，在收藏家和古玩店里先后见到数件圆雕玉人立像，性别有男有女，尺寸从十几厘米到超过半米高不等，古朴而生动，有的雕像在各器宫部位嵌有多颗绿松石。这类雕像或许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制作的。还有各种多孔形器，许多多孔形器雕成扁平的鸟形、兽面形或鸟兽变形图像。众所周知，这中间的许多珍贵品，都收藏于各地的古玩收藏家手中或古玩店里。齐家文化玉器使用的玉材，主要是甘肃、青海本地的玉，还有新疆和田玉。有人估计大约是7与3的比例，即百分之七十是本地玉，百分之三十是和田玉。在齐家文化圈内的甘肃临夏----榆中境内的马寒山和酒泉等地，有墨绿色、艾青色、豆绿色玉材以及属蛇纹石鸳鸯玉和试金石类黑色石材。武山的鸳鸯沟即出鸳鸯玉。齐家文化玉器中的工具类如斧、锛、凿等，便主要选用本地玉，一部分工具还直接选用接近石质或玉内含有较重石质的材料。但齐家文化玉器已有相当数量是由新疆和田玉制成。一般说来，礼器类的琮、璧、环、璜、钺、刀、璋等，都选择玉质滋润、色泽纯美的本地玉或和田玉。和田玉的发现与运用当早于齐家文化，但大量用来制作礼器和部分工具，当始于齐家文化。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2年12月20日公布了陕西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遗址重大考古发掘成果。通过两年多的系统调查和发掘，考古人员确认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史前遗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等专家用“震撼、兴奋、石破天惊”等词汇来评价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这次考古发掘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
重要大发现有三方面，一是发现了六件完整的玉器。奇特的是，这些玉器都是砌在石墙内部。石峁的玉器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流散在外的有4000件左右，但通过考古发掘发掘出玉器这在石峁遗址还是首次。可以说，这就就为流散在世界上的石峁玉器找到了“家”。
二是在一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层地面下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都有24个头骨。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通过考古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石峁石城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发掘工作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背景，更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中科院考古专家会用“震撼、兴奋、石破天惊”等词汇来评价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但其实，这次考古发掘只是对石峁外城东门址进行了发掘，只是整个石峁遗址的一小部分，用陕西考古研究员院长王炜林的话说，就是“好戏才刚刚开始。”
红陶鸟形器齐家文化的陶器中，有许多雕塑成动物形象的作品，
其中以鸟形的为主。这件器物外形似一只水鸟，腹部丰满，
曲线起伏变化，犹如在水中游动，简洁生动。 在喇家遗址博物馆，距今约4000年的一场突发地震现场发掘后
完整保留下来，灾害场面惨烈，但母亲守护孩子、返身救助亲人
的遗存更是穿越历史时空令人动容。

『叁』 石峁遗址的介绍

石峁（mǎo）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于陕西省版榆林市神木县权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初步判断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据专家研究有可能是黄帝的都城昆仑城，也有专家提出了质疑石峁遗址是距今约4000年左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这个曾经的“石城”寿命超过300年。1976年，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在山西进行考察，从山西民间听到关于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于是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先后有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肆』 一个叫什么峁城遗址距今4200年

石峁（mǎo）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于陕西回省神答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初步判断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据专家研究有可能是黄帝的都城昆仑城，也有专家提出了质疑，但是随即著名史前考古学家沈长云先生的反驳； 石峁遗址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
石峁遗址是距今约4000年左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这个曾经的“石城”寿命超过300年。1976年，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在山西进行考察，从山西民间听到关于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于是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先后有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