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宿游记

1. 找了好久的星宿漫画．．．

一共有两部 一部是《不可思议的游戏》，还有一部是《梦幻游戏》，还有点剧场版。

2. 求一篇游记 一千字左右 超急

忆太雷同志
罗章龙

我与张太雷(春木)的交谊,从五四运动前至广州起义(1918-1927)前后达十年之久。他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智勇兼全的战斗同志。又是我直谅多闻的益友。

太雷同志领导广州起义,英勇殉国,距今已五十五个年头了。缅怀先烈,我怀着无限景仰的心情,略抒所感,以志纪念。

我们初期来往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当时他是北洋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与于方舟同来北京大学联系有关学生会的工作。我们初次见面,略事寒暄后,他就说:“我们是乡亲。”我很诧异,他说:“我居江苏,应是江东子弟,你家住洞庭湖南,地属南楚。我们确是‘三楚’(即东楚、西楚与南楚)乡亲。”太雷器宇轩昂,言谈慷慨,而且很有风趣。他对军阀政府卖国求荣的种种倒行逆施,深表义愤。对于青年和学生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向往也表现得极为热心。这次虽属初见,印象极深。以后,我也常到天津,多次和他会晤、商榷工作。

北京大学教师中有位俄人教师柏烈伟,教授俄语并研究中国文学,是一位汉学家,与我有交往,从柏那里得知一些有关苏联十月革命的消息和文献资料。太雷来北大时,流露对十月革命的兴趣,我与他均经常与柏烈伟见面。这期间,我们同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和当时欧洲革命的影响。那时在北京的华俄通讯社(即塔斯社)招聘一些学生任工作人员,太雷也就欣然应征。后来渐渐地,他与苏联有了较多的接触,从思想上益加坚定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太雷曾在天津创办过劳动报(来报),从当地英文泰晤士报上译取报道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工厂如何剥削工人的消息,以及工人罢工斗争新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这都是他早期的革命实践,在天津方面他所做的工作比别人要早。

一九二0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酝酿成立期间,太雷与天津一部分同学于方舟、韩麟符、安幸生等率先参加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党成立后,太雷也早就参加了党组织的活动,经常往来于京津、上海与日本之间。

一九二三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这次罢工斗争牺牲很大,外面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对罢工有种种不符合实际的说法,也成为党的“三大”会议中争论的议题。但是太雷对“二七”罢工的意义认识很明确。他力斥那些错误的说法。后来还为文阐述“二七”的意义,指出:“二七运动最先表示中国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为争人民的自由,京汉铁路工人是先锋”,“二七运动开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等,态度鲜明,评价确切。在“三大”会上,他也就是这样对革命史实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明智论断。

我在上海三届中央工作时,与太雷共事较久。太雷时任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常在中央局机关开会。他喜在会前、会间和会后漫谈,上下古今均属谈话题材。特别是在评论时事、月旦人物方面,他更是议论风生。王熙春(三大中央工作人员)为作记录,整理后往往即成文章初稿。那时我们二人都参加了《向导》编委会。在编委会中,他主要分任撰写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他说:《向导》文字不一定每篇都好、无懈可击,但总的说来,对革命是一往无前的,有开创精神,如同弧光灯塔,明灭在惊涛骇浪中,起着导航作用。太雷在编辑工作中要求严格。尝说:“我们要不时地检查《向导》发表的文章,收集读者批评意见,注意群众反应和影响,真正起到导航作用,切不可漫不经意。”我们二人分别负责的稿件总是相互校阅。当时国际代表马林以孙铎等笔名在《向导》发表文章,我们如发现有不当时,立即提出,商得作者同意援笔改正。他说:“国际代表对中国的事情,总不免有些隔阂,我们对他们的文章,更应好好帮助。”《向导》编委会每期定稿编毕后,他总是反复研究,从内容至文字不断改易稿件,不厌其详。为此,常有延期交付排印之事。他说:“一文既出,驷马难追,不得不慎重立言。”他在《向导》编委会中除了写文章外,还作了许多翻译校订的工作。那时我们还设有一个资料室,订了许多外文报刊杂志,他负责英文,我负责德文部分,共同整理,登记卡片,做索引等项繁琐工作。

太雷对于中西史籍,涉猎颇广。尝云:“要树立正确的革命史观,就非熟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不可。”他读威尔斯所著《世界史》,对我说:“威氏著史,颇多偏见,欲正其误,便需要另写一部世界史与之抗衡。”但终由于大家没有时间,无法去做,引为憾事。

太雷所写的政论文章,逻辑性严谨,政治性很强,思考成熟才下笔,其文章中也常带有讽刺幽默意味,如在《向导》三十期上著文,把黎元洪说成“黎菩萨”,把曹锟说做“保定的猴子”,又在《向导》上写短文,以乞丐的口吻讽刺洋行买办为“刚八度”(Comprador)等等,极富趣味,不一而足!

大革命时期我党和国民党实行合作,这是当时国共两党极重大的决策。太雷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卓有成就,是非常出色的。

自一九二一年起,太雷同马林到桂林参加孙马会谈,以后又在上海、广州、莫斯科、武汉等地工作,都与国共合作政策有关。他曾多次将其亲历体验向我详谈。

据他说:当初孙中山本人对国共合作并无确定的信念,同时国民党内部和他左右意见也很分歧,其中国民党右派人士更多猜忌,两党合作的阻力是存在的,因此孙中山初次对马林谈话,心理上亦多所顾虑。

其次,当时国民党是中国革命阵营的第一大党,他的历史和影响也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孙中山左右均以革命正统自居,对于其它国内政党,是不大看重的,这就造成两党合作的一定障碍。

太雷理解到上述情况,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的机会,向孙中山及左派人士做了不少的解释工作。当时国际代表站在客卿地位,有时不便直言无隐,太雷便从旁加以协助,尽力宣传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力日臻强盛,实为世界革命阵营惟一可靠的盟邦。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革命政策的实质与工农新兴力量抬头,也是史无前例极堪信赖的新因素。这些因势利导的进言,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经过两党努力,终于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

一九二四年,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会,太雷适在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是分批前往莫斯科的。我初次到苏联,满以为住宿找人均不成问题,哪知车到莫斯科站后顿感人地生疏,茫然不知所措,等旅客大多已出站或由人接走后,我未免有些心急。车站服务员见我独自留在站台,无人来接,就问我是到什么地方去的。我告她去Kommital,她说:“你应该在车到明斯克时发电报通知他们,这样才会有人来接。”当时天色尚早,还未上班。又问我有无熟人,我这时想起了太雷,但又不知他的住址。服务员建议我找《真理报》中国部询问,他们消息灵通。她为我拨了《真理报》的电话,找到中国部。对方问我找谁,我说找T.L.Chang。正巧太雷那天留宿在那里。他接电话后,怪我没有早点电告他,并连说不要急,他马上来车站接我。莫斯科车站很广大,但太雷很快找到了我。最后我们一同被安排住在莫斯科的Luxe旅馆,Luxe是法文,意指“豪华”的意思,是当时莫斯科最大的宾馆。

太雷任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兼翻译,担负很繁重的工作,他精神充沛,毅力惊人,工作有条不紊,深得守常的赞许,极称其能,说他学贯中西,才华出众。后来,我去欧洲工作,他的担子更重了,但独任其难,仍感到胜任愉快。

他兴趣广泛,工余之暇常漫步莫斯科的旧书店,收集西方文学艺术书刊,与罗亦农、王一飞往来很密,他们都很好学,也喜爱郊游。当年到莫斯科的同志,都要去游列宁山。一次,守常、太雷、我和亦农等结伴去列宁山度假日,大家自带罐头,席地而坐,不拘形迹,纵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问题。当谈到访问苏联的邓肯DenKen歌舞名人时,太雷评价道她舞姿瑰丽、崇高可爱。又对罗丹的雕塑艺术备加赞赏。甚至对于海京伯驯狮虎绝技,亦甚感兴趣。可见他知识面涉猎很广。在莫斯科时,我们还同去Opera观看过芭蕾舞及歌剧,太雷也是一位知音者。

当时欧仁·鲍迪埃所作《国际歌》,歌词原为法文,在莫斯科流行的有俄、德、英三种译文,独无中文译词,诸多不便。东大同学曾试行翻译,虽能上谱,但词意却不全合,代表团乃建议对原译文加以修订,太雷亦热心参加,几经推敲,始成初稿。他还协助东大同学将共青团歌词译成中文。太雷尝说:鲍迪埃是工人阶级真正的革命诗人和歌手。他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亲身奋斗。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战斗,他一生多次参加战斗,没有虚度青春。太雷还对鲍迪埃其他文学作品细心研究过,认为这些作品和他的《国际歌》足以使反动派寝不安席!

莫斯科附近有“中国城”,为元朝进军西欧的遗址,东方同学对此段历史均感兴趣,议论纷陈。同行某老同志即兴赋诗云:“当年成吉斯可汗,铁马金戈混亚欧。古往今来谁敌手,肖条异代不同畴。”太雷对我说,蒙古民族远征,成吉斯汗究属一代人杰,在历史上岂能一笔抹煞。可见他平日论史有不苟同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太雷自江西来到武汉,我由北方绕道上海来武汉。我与太雷久别重逢,同住旧德国领事馆,时称鲍公馆。他任鲍罗廷翻译,我们又同在武汉中央局工作,兼为湖北省委委员。“五大”会期间,我们又同在主席团秘书处工作。这段期间,我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后来他移居武昌湖上园,我迁往胭脂山湖北省委所在地(原刘玉春公馆)。两地一在山前,一在山后(中隔蛇山),他经常越山上小径来访,我们二人有时为了研究问题或订正文稿抵掌剧谈,恒至深夜始散。

在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斗争中,他是坚决支持湖北省委的主张的。在中英外交折冲中,他和范鸿宣劳最多,实现了收回英租界的任务,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华的气焰。记得在一月全武汉市召开庆祝收回租界的群众大会上,鲍罗廷站在所居楼房的阳台上发表演说。鲍严词指责英帝国主义者为国际海盗(InternationalBandit),各国外交官听了,为之骇然。太雷在旁作翻译,当时没有麦克风等扩音设备,但太雷声音洪亮,传达中国工人的最强音,群众听了非常鼓舞,欢声雷动。在当年,还是第一次听到公开对英帝国主义斥责为海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威风。

一九二七年夏斗寅叛乱,我党用全力动员工农兵各条战线力量,削平大难,湖北省委更是全体动员,纷纷到前线参加战斗,太雷也是十分勤劳。其时,湖北各地如黄安、阳新、麻城等县的地主武装叛乱,也颇为猖獗。当地情势岌岌可危,省委会议上主张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策略,以强硬的手段对付地主叛乱,太雷均积极参加行动。我和太雷曾一道到农村现场,参加恢复秩序、巩固农会权力的斗争。

太雷对时局认识极有见地。他对蒋介石的两面派面目和独裁野心,早有觉察。他任鲍罗廷翻译时,鲍与蒋经常见面,他总在侧。蒋常有意拉拢他,他毫不为所动。武汉大革命危机时期,太雷竭力主张联合左派镇压右派。他曾说:“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就在郑州会议。郑州会议是历史上鸿门宴的重演。”又说徐州会议是断送大革命的最后一幕。这些事今天已是众所周知了,而当时许多人都还蒙在鼓里。

一九二七年“七一五”汪精卫分共以后,我和润之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直到十一月扩大会议,我们又在上海重逢了。在这次中央会议上决定重新布署全国工作,恢复工委、农委与军委。我又重负中央工委工作。会后,中央决定他回广州。他临行前到了全国总工会(即工委),谈到广州党团组织,经过四月十五日粤系军阀的屠杀革命力量后,受到严重摧残,干部力量急待充实,并提出新的斗争方案和对形势的估计。为此,全总党团专门召开了会议,我传达了太雷的建议,并提出了配合广东工作抽调干部,加强广东工委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一些同志赴广东加强战斗力量。太雷也表示,回广东后首要恢复工人运动规模。加强工农武装,开展斗争新局面。后来事实表明,上述诸同志在广州起义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先锋作用。太雷早年随鲍罗廷工作时,接触军事工作较多,熟谙武装斗争。他亲自主持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发动后,最先是苏联领事馆送来消息,随后路透社刊布电讯,内容均比较简单。中央得讯十分欣喜,全总集会进行讨论实力声援问题,当即决定派苏兆征同志立即动身前往香港转广州,同时为加强支援广州起义力量起见,又决定增派谭寿林和马骥等前往广州工作。但是次日忽得噩耗,太雷已在阵地牺牲,军失主帅。如晴天霹雳,大家对于此项消息,实感意外,起初疑信参半,旋经证实,广州起义队伍除少数撤离市区,向东江转移,大部队伍均在市内激战中损失,伤亡不可胜计!

广州起义的激烈战斗及其失败,实为我党建党以来重大事件,其影响震动全国及世界,全党同志和工农群众极为悲恸。广州起义后我曾奉命往南方巡视,召集九龙会议,进行抚恤并积极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与工会组织。参加会议的陈郁、邓发、贺昌诸同志回忆广州起义经过,以及太雷在东山指挥战斗与殉国情况,会上激情回荡、恸悼万分。当时我悲愤填膺,曾赋诗以吊太雷,诗云:

间气钟灵秀,

太雷人海龙。

轩昂渡岭表,

广暴作先锋。

镇海扬镰釜,

珠江帅工农。

红花岗上望,千载贯长虹。在广州暴动一周年时,全总为纪念广州暴动曾发表了宣言,并准备出纪念专刊(后因印刷条件所限未能实现)。《中国工人》第三期以广州暴动为主题,刊布了许多纪念文章,我也以“沧海”的笔名,著文纪念广州暴动的无名英雄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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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寻一篇游记，500字左右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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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禅山亦谓之华（读二声）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读一声）”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译文:
褒禅山也称为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就称此山为褒禅山。现在人们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和尚的墓舍。距离那禅院东边五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它在华山南面而这样命名。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剥蚀、损坏近乎磨灭，只有从勉强能认得出的地方还可以辨识出“花山”的字样。现在将“华”读为“华实”的“华”，大概是（因字同而产生的）读音上的错误。
由此向下的那个山洞平坦而空阔，有一股山泉从旁边涌出，在这里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叫做“前洞”。经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个洞穴，一派幽深的样子，进去便（感到）寒气逼人，打问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险的人也未能走到尽头——这是人们所说的“后洞”。我与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象越奇妙。有个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灭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来。我们走进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欢游险的人来，大概还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来此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内更深的地方，大概来到的游人就更少了。当（决定从洞内退出）时，我的体力还足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继续照明。我们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张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来，而未能极尽游洞的乐趣。
于是我有所感慨。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得益，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广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危险而又远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虽然）有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志气与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令人迷乱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支持，也不能到达。可是，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来说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这难道谁还能讥笑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收获。
我对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叹古代刻写的文献未能存留，后世讹传而无人弄清其真相的事，哪能说得完呢？这就是学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谨慎地援用资料的缘故。
同游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临川人王安石记。 赏析一:《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的代表之作。表面上看，本文是一篇游记，其实是借题发挥的议论文。本文的最大特点是记叙、议论相结合，记叙为议论服务。作者先记叙了自己游山洞的经历。山洞“深”、“难”、“奇”，因有人“怠而欲出”，自己随之而出，所以不能“极夫游之乐”。接着，作者转入议论，“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这样就把人分成两类，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崎岖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游览爬山，也适用于一切工作。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从小熟读儒家经典，仰慕孔孟，立志高远。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就是探寻险远之处的奇伟瑰怪吗?当然，王安石深知，欲达险远，首先需要立志，这是主观条件。没有远大志向就永远到达不了“险远”。王安石有这个志向，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要经世致用，这个愿望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里讲得清清楚楚。有了志，就要持之以恒，有主见，不随波逐流。否则，也不能到达“险远”。在此基础上，自身还要有足够的力量。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讲，这个“力”是德、才、学、识各个方面综合能力的体现。以上三个方面，志、恒、力都是攀登者自身具备的条件，可谓内部条件。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处，如果“无物以相之”，也不能到达。这里的“物以相之”指什么?作者王安石是有深意的。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时是就开始推行“青苗法”，效果很好。初试改革，他信心十足。然而改革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阻挠。改革如果没有最高权利──皇帝的·评论·赏析语文人生 ·支持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怀疑者、攻击者纷纷而至的时候，关键就看皇帝的态度了。王安石对此十分清醒，他希望皇帝能支持他。当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后，并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或者说，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支持他变法改革。年仅20岁的宋神宗继位后，想有所作为，他重用王安石。于是，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论述了宋仁宗执政四十多年的种种弊病，指出了歌舞升平的背后存在的严重危机。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熙宁变法”。神宗死后，不满十岁的哲宗继位，大权落在太后高氏手中。高太后对变法早就不满了，她执政后，起用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于是变法失败。相之之“物”，还包括一支高素质的官员队伍。王安石非常重视人才，可以说他是一个“人才决定论者”。他笃信“有治人，无治法”。要想振兴宋朝，必须造就一大批既有忠心，又有能力，可以胜任朝廷重托的各级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八字纲领。但由于宋神宗求成心切，熙宁变法在缺少一支精干的官员队伍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了。由此看来，“物以相之”是何等的重要啊!林纾评析《游褒禅山记》时说道：“此文足以概荆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谓非定力以济之，即有志亦复无用。故公之行新法坚决，不信人言也。所谓‘无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尽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须人以助。武灵王行新法，有肥义诸人相之；公不得韩、富为之相，专恃吕惠卿、李定辈，无济也。‘于人可讥’，则指同时指斥新法者；‘在己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尽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强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按至和为仁宗年号，公实未相，新法亦为萌芽，吾言似少近穿凿锻炼。不知言者心声，公之宿志如此，则异日之设施亦正如此。”林纾的此番分析可谓“此言得之”。令读者费解的是，王安石针对“仆碑”提出“深思而慎取之”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否游离于主题之外呢?是否对上段议论有所冲淡呢?细细琢磨，作者把这一小段放在大段议论之后写是有深意的。“仆碑”虽“仆”，毕竟是“碑”，但“其文漫灭”，谬种流传，不得识其真面目。学者不应该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应追根溯源，求其本质。王安石变法，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危险，中国向来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说法，一旦变法失败，王安石能否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呢？王安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有人称王安石为“奸人”吗?王安石壮志未酬，他成了后世毁誉交织、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盖棺难定论的人物。仇视王安石的人极尽诬蔑栽赃之能事，欲“漫灭其文”。由此看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这是多么令人惊心的话语啊!由此而知王安石洞悉人生。后人评价此文说：“逸兴满眼，而余旨不绝。”(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宋大家王文公文钞》卷八)“借题写己，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唐宋文醇》卷五十八李光地语)“用笔最折。”(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三十)这些论述都道出了本文的深层含义，可谓王安石的“知音”。
赏析二:
本文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某日，是作者与他的两位朋友和两个胞弟同游褒禅山后所写。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第1段：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现在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第2段：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第3段：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第4段：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第5段：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贾谊）。”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褒禅山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基于本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
赏析三:《游褒禅山记》是以借游山探洞为题,阐述治学之道.它是以议论为主,记游为次,通过记游进行说理的优秀散文.
王安石这次游褒禅山,因未能穷究山洞奇险之景,"不得极夫游之乐"败兴而归.然而他在自我引咎追悔,反复思辩中,深刻地领悟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道理,并由此对治学之道进行深入的思考.
先叙后议,结构严谨自然.文章从介绍褒禅山得名之由落笔,既而简要地叙述了华山前洞和后洞的概况,然后通过详细地描写他们进入幽暗深邃的后洞的经过写出了作者"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的真切感受,真可谓一语双关,既是对游洞实景实情的描写,也是对全文中心议题的表示.接着,作者又用入洞越深,记游者越少的事实来强化自己的切身感受,慨叹自己在"力尚足以入,火尚以明"的情况下,却随着人群畏难退缩,半途而废,乃至追悔莫及的惆怅之情.文章从客观上的记叙向主观的议论逐渐自然过渡,记叙和议论紧密结合.上下文一气呵成,显得气势流畅.
前呼后应,议论层层相关.文章围绕着"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这个中心议题逐层展开,文意由叙探洞转向议治学.作者学习古人求思之深,故"往往有得"的治学精神,认识到在客观条件许可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树立雄心壮志,才会不避险远,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勇往直前,最终必定能取得奇伟,瑰怪,不同凡响的成就.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决不会因为遭到他人的讥讽而后悔.文章紧紧扣住"深""难""奇"三字,从志向,力量,物质条件三方面,进行游洞和治学二者间的相互比拟,由实而虚,因事明理;触类旁通,融叙事与议论为一体.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者从消极悔恨到积极反省,从感到不尽兴变为有所得的思想情绪的变化.
在游山途中,一块字迹模糊而仆倒在地的碑石,竟引起了王安石极大的兴趣,他从碑石上"花山"二字考证出当时人们把"华山"的"华",读作"华实"的"华"是错误的.并且由此联想到因为古代文献资料的不足,在治学过程中,常常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于是他强调指出:治学中应具有"深思而慎取"的态度.作者借残碑议治学,以小喻大,首尾贯通;不仅加深了文章议论的深度,更表现出作者严谨的章法和奇妙的构思.
这篇游记语言凝炼且富有逻辑性,准确而概括地表达了文章曲折深奥的哲理

5. 写一篇游记 (记录假期外出游玩的过程) 作文300字

才刚放假，爸爸、妈妈便计划好带我们三姐妹到空气清新、风景怡人的清境农场玩两天，我们雀跃不已，高兴得手舞足蹈！
隔天一大早，妈妈提早叫我们起床，准备出发了，到达清境农场，我们住进了当地民宿，民宿的环境真优雅，就像是群山中的一块巧克力打造的木屋，屋里的格局很适合全家居住，非常有特色！晚餐的菜色香气袭人，我们也尽情享受这份用餐的恬静！
此时，适逢一家新开幕的漫画店提供大优惠，借阅一本书或漫画书只要一块钱而已，所以妈妈带着我们三姐妹一起去光临，让我们满载而归！
爸爸、妈妈带我们走在满山满谷的翠绿草地上活动筋骨，有时在上坡路段我们还比赛看谁先到达目标，爸爸说：运动，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体力变好，另一方面是让全家人有机会相聚，在这片充满羊儿的山坡上，我们渡过了悠闲且健康的假日，随后踏上归途。

6. 花儿多烂漫宿新市徐公店中杨万里看到什么

宿新市徐公店中杨万里看到:
这是一首描写暮春农村景色的歌，内描绘了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象容和可爱的儿童，头两句“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点出儿童捕蝶快乐，天真的背景。这儿有一道稀疏的篱笆和一条幽深的小路。篱笆旁还有几棵树，花瓣从枝头纷纷飘落，嫩叶还未扑蝶图。
成阴：篱笆和小路，点明这是农村；“花落未成阴”和结句中的“菜花”都说明这是暮春季节。
后两句“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将彩笔转入画面的中心，描绘儿童捕蝶的欢乐场面。“急走”、“追”是快速奔跑追逐的意思。这两个动词十分形象贴切，将儿童的天真活泼、好奇好胜的神态和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而“飞入菜花无处寻”则将活动的镜头突然转为静止。“无处寻”三字给读者留下想象回味的余地，仿佛面前又浮现出一个面对一片金黄菜花搔首踟蹰、不知所措的儿童。
这首诗运用白描手法，平易自然，形象鲜明。杨万里为官清廉，曾遭奸相嫉恨，被罢官后长期村居，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描写自然真切感人，别有风趣。

7. 有动漫寄宿人家吗

？？从未听说过！楼主到日本看看吧！！--------------------------------------------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