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辙遗址

❶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和青铜器证明了什么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证明距今3700年左右，我国已有了双轮车。二里头的青铜器是我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

❷ 二里头遗址那么重要为什么不开发

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原则是:抢救为主，保护第一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发掘只会破坏遗址原貌和重要的遗存。
中华第一龙并不是在2005年的二里头遗址发现的

❸ 什么是“二厘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寻找夏文化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发现“龙图腾”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虽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❹ 什么是五都荟洛

在洛河沿岸、东西不足10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五大都城遗址，人称“五都荟洛”。如此密集的都城遗址，联系如此密切、时间跨度又如此之大，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1、二里头遗址：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二里头遗址被考古界称为“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遗址、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最早的双轮车辙痕迹。二里头遗址的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可能改写中国历史纪录。

二里头遗址占地3平方公里，其时代距今3800年至3500年，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规模最大的城市。该遗址1957年被发现，经考证为夏都斟 所在地。40多年来，二里头遗址的文物钻探和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不断，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平方米，有很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以该遗址文化内涵为代表而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弥补了考古学上夏文化的缺憾，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王都建设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偃师商城遗址：夏商王朝的界标
偃师商城遗址距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位于偃师尸乡沟一带，面积约20平方公里，1983年被发现。经考古工作者20余年的调查、发掘，结合文献资料，现已确定偃师商城为商都西亳。
距今3600多年的偃师商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商代早期城址中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帝都。它经过周密规划，选址得当、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布局合理，总结了我国自仰韶文化晚期开始的造城经验，开了其后建造都城的先河，在我国都城建设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偃师商城被作为夏商王朝的界标。

3、汉魏故城遗址：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位于偃师市、孟津县、洛龙区交界处，占地面积100平方公里。它始建于西周，此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相继以此为都，至唐初废弃。前后延续有1500多年，作为都城时间近600年。汉魏故城是我国所有都城遗址中，定都总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且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城遗址。
该遗址内埋藏着西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最为典型、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对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等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保护区现存有内城、宫城、金墉城、外廊城、永宁寺、太学、辟雍、明堂、灵台、白马寺等重要文物遗迹，部分城墙保存完好。

4、隋唐洛阳城：当时世界上不多见的大城市
“以洛河为轴线，两岸对称发展”是如今洛阳市发展的目标。其实，早在千年前的隋、唐两代，洛阳就是这样的城市布局。当时的东都洛阳城，就是沿洛河两岸建设的。它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占地面约47平方公里，与如今的洛阳城面积相当，是当时世界范围内不多见的大城市之一。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内进行了数百次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13万平方米，发现城门、院落、宫殿基址、池湖遗迹、道路遗迹多处，基本搞清了主要遗址的分布和整体布局。隋唐洛阳城不但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如日本）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5、东周王城遗址
市大遗址保护办公室负责人介绍，由于东周王城遗址位于市中心，绝大多数被建筑所覆盖，历史上遗址遭破坏比较严重。因此，在国家确定的首批重点保护的36处大遗址中，东周王城遗址没有入选。但鉴于东周王城遗址的重大价值，在洛阳大遗址保护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与会专家一致呼吁，应将东周王城遗址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大遗址行列。我们期待着这一愿望早日实现。

其它：
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邙山陵墓群
邙山陵墓群位于洛阳市区北部、东北部的邙山上，占地100多平方公里，是目前我国面积最大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邙山陵墓群分布着东汉至北魏时期的帝王后妃、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的陵墓，还有不计其数的平民墓葬，时间跨度500余年。根据文献记载，这是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个朝代的16座帝陵及其陪葬墓群，著名的汉光武帝陵是其中之一。目前，邙山陵墓群现存陵墓可见封土的就有470余座，素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❺ 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属于什么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二里头，本是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和中国千千万万个村落名一样，她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但就在她的身后，在绿油油的麦田下，却隐藏着3000多年前华夏民族的一段辉煌的历史，这段历史也被其后人遗忘了3000多年，直到50年前她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才从此跻身于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我们也由此知道，在数千年华夏史前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这里产生了最早的“中国”。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读着这些“最早”，自己难以放下手捧的《最早的中国》。驱使自己一口气读完的是那份对史前中国求知的欲望，是这些“最早”背后先人们无限的智慧，是在大量实物证明下作者叙述的自信，是拨开迷雾见晴空透亮的感觉。不知多少中国人陷于“知现在中国”而不知“史前中国”的迷惑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进入学堂，手捧“国史”回溯泱泱中国，似清晰，又似模糊，文字记载的历史总感觉没有“商鼎汉罐”来得实在，也总感觉文字记载难以尽现泱泱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好在“重孝”、“好墓葬”的传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实物，让我们不断的剥离掉那一层层的历史土层，一步步地去无限接近那“史前之中国”的源头，去追寻早已远去的祖先们的身影。

首先，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它的崛起也给人腾空出世、异军突起的感觉。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其次，二里头的都邑所在的洛阳盆地“背邙面洛”。无论从交通、地理条件、自然气候以及文化的“杂交”等方面，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种坚实的物质基础。二里头遗址的宫殿群、交通要道以及功能区的划分无不显示出二里头遗址是一个经过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第三，自古以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乐分贵贱，礼别尊卑”，是对礼仪之邦的一种诠释，因此礼制是理解中国文明的钥匙，作者以“礼制”的研究作为主线，从酒礼，祭祀和战争，礼乐器等方面细致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这种阐释不仅包括上层结构的“王权”和“礼制”，还包括下层结构的“生业(官营手工业)”和“生活”。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玉器等都是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二里头的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如作者中所言，“没有作为“先祖”的二里头青铜器，也就没有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的洋洋大观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浑霸气，没有其后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第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二里头时代已经告别了“小国寡民”的“邦国”时代，经进入了王朝时代，天时，地利的优势，使得二里头文化接受四方冲击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涅槃”升华;同时也得四方之赐，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发展和政治的成熟。而二里头文化的强势辐射，与其说是自二里头文化积极地、有系统地向外进行信息传送，不如说是以各地的接受方为主体，有选择地加以吸收。

同时，书中包含了大量有关中国考古学学术探索历程的史学回顾，如二十世纪初的“古史辩”运动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三十年代殷墟的发掘、五十年代郑州商城发现、以及半个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从某种角度讲，这些考古学史甚至本书都是中华民族自我探索的印记。

总之，许宏研究员凭借极富激情的文字和一幅幅精彩的写实照片，将我们带入了那座令人神往的二里头庞大都邑，那个激动人心的最早的“中国”，进而掀开了那段中华民族不应忘却的集体记忆。

❻ 十大考古哪里有新发现

10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评选会在北京落幕，26个初评入围项目的发掘主持人介绍了遗址的发现发掘情况。经过评审和投票，最终产生了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同处春秋战国时期，新郑先后作为郑国、韩国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539年之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北城门遗址和郑国三号车马坑进行发掘，据该项目负责人樊温泉介绍，郑韩故城选址科学、形制完整、气势宏大，展现了其在中国都城城市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突出作用，而北门遗址中带车辙的道路遗迹和出土的车辆马匹相互结合，为描绘春秋战国的生活添上浓重一笔。

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章丘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发掘的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是山东地区，乃至黄河流域最早的城址之一。该项目负责人王芬介绍，这展示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为我们认识黄河下游史前社会的转变及复杂程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宗教考古有了重大突破

为探究唐宋之后以大上清宫为中心的道教分布、影响范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鹰潭市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推断出主体殿宇基址的年代为明代早期至清代前期。端庄沉稳的红条石建筑基座，灵气秀雅的鹅卵石园林地面，使得整个宫观既有北方官式、皇家宫观建筑特点，又兼具南方传统建筑风格。“大上清宫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一教祖庭遗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该项目负责人胡胜说。

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位于吉林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处的丘陵南坡上，相传唐代有将军东征高丽时在此获得一匹宝马，故又名宝马城。宝马城选址是经过精心考量的，占据最为高敞地利，城内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正对长白山主峰，天气晴朗时，主峰尽收眼底，体现其超然的地位。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禅五岳之举，封长白山神为兴国灵应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遗址进行了4年发掘。该项目负责人赵俊杰介绍，神庙遗址的整体布局与以中岳庙、西岳庙等为代表的宋金时期皇家山岳祠庙非常相似，凸显其规格之高，也为更好地理解宋金时期祠庙建筑布局和规制，以及礼制建筑的传承关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陵墓发掘弥补考古缺环

东汉共有帝陵12座，其中11座位于河南洛阳境内。东汉陵寝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陵墓由“天下之中”到“南面称王”轨迹演变的关键节点，属于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其帝陵位置和分布长期以来是考古学的缺环。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对东汉帝陵及其陵园进行了大规模勘探，明确了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即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南向，墓室为方形“甲”字形回廊墓。该项目负责人严辉说：“这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陵园归属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发掘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东北部，考古队发现一处大型成人墓地，墓葬总数在2000座以上，规模空前，是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性质应为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为研究渭水流域史前时期葬制葬俗、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该项目负责人杨利平说。

区域文化遗存见证历史足印

早在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就提出史前文化格局的“重瓣花朵”模式。他认为，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周围还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江浙文化区，“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共同努力下，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走进公众视野。该项目负责人于建军介绍，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首次提供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对了解新疆地区4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重要意义。

此外，通天洞遗址出土的典型莫斯特文化遗存，在国内只发现于少数几处遗址，为解决学术界争议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遗存，以及莫斯特技术的传播路线提供了依据。

在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彭阳县文物管理所斩获颇丰，包含仰韶时期、常山下层、晚商、刘家、先周、西周、战国、秦汉等多时代的遗存和文化类型。“商代晚期遗存含有刘家、中原、寺洼等地文化因素，说明晚商时这里已经是一处具有多文化杂居的中心性遗址，而不是一处单纯的土著遗存。”该项目负责人马强认为，这为研究晚商到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北边陲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资料。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发掘，不仅是明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内陆水下考古的有益尝试，‘围堰’发掘手段为今后的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该项目负责人刘志岩说。该遗址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发掘，为研究张献忠大西军征战历史、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提供丰富实物资料，有助于解决明史中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