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遗址标识

Ⅰ 武安市有哪些革命遗迹

武安是革命老区，现存许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革命遗址。为了加大对革命遗址的开发、保护和利用，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该市开展科学普查，对所获得的资料数据进行查访、核实后，统一进行表格登记，制成电子文档，精心做好图文资料的搭配，做到每处遗址有说明、有登记表、有数码照片。
近两万字的采访记录和400余副高质量照片使193处革命遗址有了详实的档案资料，共分为三大类。从性质上分，属全国革命遗址189处，其他革命遗址4处。从类别方面分，重要党史事件及重要机构或人物活动纪念地141处，重要党史人物或革命领导人故居28处，烈士墓地6处，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或纪念亭共计43处。从保护级别方面分，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处，即晋冀鲁豫中央局旧址；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处，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出发地旧址，舍利塔和武北抗日高小旧址；属邯郸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有3处，即百官烈士祠堂、李河林烈士碑、梁沟兵工厂旧址；属武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处，即武安烈士陵园、贺进烈士陵园。 从性质上分,属全国革命遗址189处,其他革命遗址4处。从保护级别方面分,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处,即晋冀鲁豫中央局旧址;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处,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出发地旧址——舍利塔和武北抗日高小旧址——禅房寺。

Ⅱ 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党史如何划分

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党史如何划分？

中国近代史究竟研究那一个时期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学者认识是不一样的。

中国历史载籍中早有近代的提法，但是近代以来历史科学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来自欧洲的史家。在西文里，modern times 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清末民初翻译西方著作时，人们把modern times 译为“近世史”。在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采用“近世史”、“近代史”这个概念时，往往指的是离他们不远，仍在发展中的历史。如梁启超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20世纪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中将“近世史”的开端从道光时开始。

事实上，绝大多数作者都主张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是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理由是很充足的。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明末，认为新航线的开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郑鹤声认为：“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放在16世纪初的葡人东来。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讲义》也认为中国近世史始于明代中叶，欧人东来。

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比肩欧洲近代史的想法，是希望借此说明中国近代种种巨大变化的由来，自有其著述的理由。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到中国，其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就中国历史来说，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夕，有着300年之久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固然不能说欧洲的近代历史对中国毫无影响，但是要指出，这种影响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把明末到有清一代的历史全要讲到，我们还是不能进入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从著作的技术性要求来说，也是不无困难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长编两卷只作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是中央政治学校的讲义，其南方印书馆的版本从明末作到清朝康雍乾年间，中央政治学校的印本，上册与南方印书馆版本基本相同，下册从鸦片战争讲到辛亥革命。本来要叙述中国近代史，但大部分篇幅用在叙述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却叙述简略。这些作者在抗战期间从事撰述，劳碌奔波，困苦莫名，难竟全功，是可惜的；但这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的不合适，不无关系。

有趣的是，给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作“引论”的罗家伦，却不同意郭廷以的看法，而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他在《引论》中说：“如果史学家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史，也不过是为研究便利，和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起见，把它当作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而已。”。蒋廷黻与罗家伦一样，认定中国近代史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认为虽然自明季以来中西有接触，但那时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因此对于中国影响不显著；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发生了新的关系，因为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民族救亡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反思百年国耻，倾向于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这场战争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开端。自1933年李鼎声出版《中国近代史》以后，陆续有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的著作用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书名。可见，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这一概念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以“中国近代史”作为教材或专著的中国近代史类著作高达数十种。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接受苏联史学的分期法，把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标志。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近代”，从世界范围来说，那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前封建主义的时代，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称为“现代”，指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因此“近代”与“现代”就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属性，成为两个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现代”指的是最近的，现今仍在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以此观点，观照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的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开端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1949年以前的著作，绝大部分作者都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与学者生活的当前时代联系起来。1947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时限的完整定义，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造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始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划为中国近代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虽然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定义中国近代史，却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给出了科学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规定。范文澜的书是1945年完成写作，1947年出版的，那时他还不可能预计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49年获得最后胜利。但是他在该书的《说明》中劈头就说：“《中国近代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上编又分两个分册，1840年至1905年为第一分册，1905年至1919年为第二分册。本书是上编的第一分册。”该书目录明确标明：“上编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他的志愿未遂，上编第一册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后便无下文。但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大框架，却基本上奠定下来了。

根据范文澜的设计，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荣孟源、刘桂五等学者在1948年编写了初中历史课本《中国近代史》上编，明确标举“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本课本的编辑说明指出：“本书为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课本。全书分二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840-1919）；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919-1945）。”这本课本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上编》，它不仅为新中国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历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书编纂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总结，也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多数学者主张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并且以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而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在4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1933年，上海，光明书局）和同一作者著的《中国现代史初编》（1940年，香港，国泰出版公司）所处理的内容和时间范围基本相同。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明确了。王廷科论证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划分，他根据列宁关于区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的判断，提出：“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所谓‘现代史’就是指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他主张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他认为，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的主要方向；因此，中国历史就由“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不能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不加区别地一并划入中国现代史范围；应当如实地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如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并列起来，一起划入中国近代史范畴，“那么在客观上就贬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

在20世纪50-6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刚刚建立，学者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还在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就是晚清政府的历史，也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1919年以后的历史，主要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事实上，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寻新中国成立的由来，他们的研究视线，也仍旧停留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上。

这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在继续，人们迫切希

望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由来，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转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对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给予高度重视。从政治上说，1949年以前的历史刚过去未久，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在，加之海峡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对1919年后的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碍难之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因为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也还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

同时，“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识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这个社会，“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当时，李新、刘大年、荣孟源都持这种看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主张将1840－1949年的历史打通来研究。胡绳早在1981年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就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列举出不以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种种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主张把近代中国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97年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时，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笔者也曾附会其中，继续阐释胡绳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意见并且讨论与中国近代史分期有关的问题。经过这一次讨论，大体上统一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

这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符合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确立，是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学科体系。

在作出这种结论性认识的时候，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一是苏联的历史分期主张。苏联把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看作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世界的近代史；把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看作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是世界的现代史。这种观点打破了西欧中心论的传统观点，体现了历史观的进步，但是不能简单地拿来套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正像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欧洲的历史分期法套在中国历史上一样。中国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近代历史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欧洲和苏联都未曾经历过的。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是贯穿于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的，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及其以前，这个任务都没有变化。其区别在于革命的具体对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而出现变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领导力量的不同而出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系统论述。毛泽东在1935年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1924年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1927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中的革命还是如此。”毛泽东在1939年说：“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环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这两段话，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讲清楚了。概括来说，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幼弱，无力完成领导这个革命走向胜利的任务，不能不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个领导任务，所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的“两半论”成为全党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总理论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重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由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理论上的需要。基于此，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向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把它作为确定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主要依据。他对此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其系统的“两半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全党同志及马列主义理论家与史学家观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论出发点。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多年间，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主要侧重于中国的半殖民地问题，并由此出发分析和强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战争的一些特点。1923年7月，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体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广大国民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928年10月，又指出：中国红色根据地能存在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1935年12月，他在分析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形势时说：“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的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由上可知，毛泽东这期间虽然也谈了半封建社会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但他更强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

从目前见到的材料可以断定，毛泽东从抗战前夕的1936年开始，已完全认识了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特殊国情；他在此后的四五年间，经常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分析中国社会，并依据这种分析来制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及“如何研究战争”时指出：“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在同文中至少5次提到这个“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与经济的一些特点。显然，毛泽东最迟在该年已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了。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国情得出的结论。李文称毛“关于中国社会的思想”由于受到过何干之研究的“直接影响”，到1938年初才形成，这纯属是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

毛泽东在以后的几年之中，尽管有时还偏重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国情的分析，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却更多地时常出现在其讲话和著作中。1938年3月，毛泽东在对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部分学员讲话时强调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务。”该年5月，他在名著《论持久战》中又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年11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

进入1939年后，毛泽东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对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总结性的阐述。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来是不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与动力等问题时说：“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全面、系统和集中地论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与民主革命的诸问题，其中第一章第三节专门论述“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强调：“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在论及中国社会性质与近代民主革命的关系时说：“只有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940年初，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与转变时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

总之，毛泽东向来注重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考察，并对它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在近二十年中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作过一系列精辟、深刻而独到的阐述，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不断完善和日益深入人心。在他看来，了解和明白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件事关革命大局的头等大事，千万不可忽视而掉以轻心——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最基本的根据”。毛泽东所确认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如果单从概念上去咬文嚼字地理解，或许会觉得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原本说明不同情况的概念拼在一起有些欠妥帖；但是，如果我们将之视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创新，则会发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毕竟是经受过中国民主革命斗争检验的、因而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且至今仍充满着辩证法活力的正确论断。它并未褪色和过时。*

Ⅲ 上海有哪些革命遗址,党史名人故居啊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位于上*海市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沿街并排两幢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坐北朝南。
该楼于民国9年（1920年）夏秋间建，与左右紧邻4幢同类房屋同时建成，属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一部分。是为上*海典型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
该幢住宅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李汉俊与兄李书城的住宅，人称“李公馆”。李书城，系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李氏兄弟为该楼最早住户。楼南路侧当时尚存农田，环境颇僻。李家将两楼内墙打通，楼梯合一，组成一家。106号楼上是李汉俊卧室，楼下客厅约18平方米。
民国10年7月23日(即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在此客厅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陈公博、周佛海和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等13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23～24日，张国焘先报告筹备经过，说明会*议重要意义，提出讨论的问题；旋由各地小组汇报活动*情况；成*立党纲和工作决议起草委*员会。25～26日起草文件，27～29日讨论《党纲草案》和工作决议草案。会*议讨论热烈，对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取得一致。7月30日，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和搜*查，被*迫中止。最后一天的会*议改至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举行。（注：最后一天的日期未能确定，7月31日与8月1日两说。）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制定并通过了第一个党纲：“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和“联合第三国际”；所通过的第一个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并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使工会避免成为其他党派之傀儡”；还就宣*传、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与第三国际的联*系等问题作出相应决定。大*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 民国11年，李家他迁，该处为其他居民租用。民国13年增建厢房。后来楼下开设商店，解*放前后为恒福昌面坊。
1951年10月，经勘查确认后辟为纪*念馆，名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1958年，按当年原状修复，拆*除厢房。进入大门为天井，经过6扇玻璃窗门进入会*议室，室内置有长餐桌、圆凳、茶几、椅子、两斗桌及花瓶、茶具等，均按当年式样仿制。新中国建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经过调*查核实恢复了会址原貌，建立了会址纪*念馆，1959年5月26日，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还设有辅助陈列室，展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文献资料。有三部分内容：1.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2.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产生及其活动；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Ⅳ 山西有哪些红色遗址

此次普查革命遗址较为集中的是晋中和长治。晋中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前方总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高级党政军机关活动时间较长的地区，有536处革命遗址。长治市是革命老区，是太行、太岳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党战役的发生地，现发现遗址519处。在革命遗址类别中，重要党史(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有1412处，重要党史(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有727处，革命领导人(重要人物)故居有218处，烈士墓有197处，纪念设施有554处。其中，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黄崖洞保卫战烈士陵园、白求恩纪念馆、朱德总司令在陵川旧址、刘胡兰纪念馆、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晋绥解放区革命烈士陵园、晋绥军区司令部遗址、晋西北行政公署遗址等。

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历史沿革

30年前，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怎样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的问题，也包括对党史的一些混乱状况拨乱反正的问题。所以，中央成立了一个党史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工作机构。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任主任是胡乔木。1988年7月，两个工作机构合并成为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
走进中央党史研究室大院，最引人注目的是办公楼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那么，中央党史研究室究竟承担着哪些工作呢？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介绍，中央党史研究室既是党史研究部门，也是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整个党或者整个社会上涉及到党史问题的有关工作，我们都要组织或参与。”李忠杰概括了党史研究室的职能，主要是党史研究、党史学习教育、党史宣传、党史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党史资料征编、党史咨询，还参与党史遗址保护和相关场馆建设、党史题材作品著作的组织或出版以及红色旅游等项工作。
党史研究室还会参与红色旅游工作？各级党史部门积极对红色旅游进行工作指导，在制定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建设红色旅游场馆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两年，许多地方党史部门利用掌握的丰厚党史资料，开始了对重要革命遗址遗迹的普查。
宣传党史、让人们了解党史，也是党史研究室的一项重要工作。李忠杰说：“年轻人很关心党史，年轻党员很关心党史，但是党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走过了什么道路、取得了什么成就、有过什么曲折、有过什么教训，可能不完全清楚，需要学习。”
“大家从网络上、报纸上、其他各种读物上会看到很多关于党史的文章、故事、奇闻轶事等等。不过，对这些文章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有的是真实的，有些是不准确的，甚至还有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歪曲党的历史丑化我们党，来诋毁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需要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做好澄清历史事实的工作。”李忠杰表示。
实际上，日益走向开放的党史研究室正在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着党史的“育人”作用——《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一书成为学习党史的入门教材，在各类媒体上开办“永远的丰碑”专栏让人们通过短小精悍的故事获得有益的启迪。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宣传“攻势”——“十二五”期间累计出版书籍1026部，组织各种纪念活动634次，拍摄影视作品166部。
如今，全国从中央、省、市到县四级都有党史机构，总数达到2836个，工作人员一共有1．7万多人。多年以来，这群人为了神圣而崇高的党史事业，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对党史事业始终甘于奉献，激情不减。

Ⅵ 江阴市爱国抗战遗址有哪些

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位于江阴市人民中路60号，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为中西合璧版的权2层楼房。民国初年由江阴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吴汀鹭先生所建，整座建筑坐北朝南，集木雕、灰雕、砖雕、石雕与一体，有照壁、花园和前、中、后房屋三进四侧。
抗日战争时期，此宅曾被侵华日军强占为驻澄警备司令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军队接收，1947年被作为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1949年4月22日，江阴县城解放后，要塞司令部由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接管。4月28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首届党委扩大会议在此召开，成为海军司令部所在地。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江阴要塞司令部在此正式成立，刘世湘任司令员，唐君照任政委。此后，这里相继驻扎过陆军、海军部队。
1992年9月被列为江阴市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解放军某部正式将其移交给江阴市人民政府。经过精心修缮保护，旧址成为融名人故居、优秀建筑、党史遗址于一体的人文景观。2009年2月被命名为江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年5月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Ⅶ 武汉市有哪些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建筑物,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

一.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第一期（2005年公布，2011年修订）（12）
1.武汉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
江汉区八七会议旧址纪念馆
武昌区毛泽东旧居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第二期（2011年4月1日）（14）
1.武汉市辛亥革命系列景区
武昌区辛亥革命纪念馆及首义广场
江夏区中山舰纪念馆
二.湖北十佳红色景区
1.武汉市革命博物馆
毛泽东同志旧居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
2.“八七”会议旧址纪念馆
汉口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1926～1927年武汉市
：武汉党史遗址
武汉党史遗址遗迹有146处，其中重要历史事件及重要机构旧址50处，重要历时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27处，革命领导人故居20处，烈士墓19处，纪念设施30处。加上其他遗址遗迹29处计175处。
22处重要党史遗址分布
1.中共中央组织部遗迹（江岸区铭新街13号）
2.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暨瞿秋白旧居（江岸区吉庆街126号,原辅义里27号）
3.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江岸区胜利街165号）
4.中共中央军委武昌办事处旧址（武昌彭刘杨路乾福巷6-13号）
5.中华全国总工会暨湖北省总工会旧址（江岸区友益街16号）
6.武汉国民政府旧址（汉口中山大道708号）
7.共产党武汉支部机关遗迹（武昌多公祠5号）
8.中共中央长江局（1927年）暨湖北省委机关旧址（江岸区珞珈山街，原珞珈碑路12号）
9.中共武汉区委机关遗迹（首义路省民主党派大楼附近，原武昌黄土坡下街27号)
10.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汉口解放大道2185号）
11.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武昌都府堤20号）
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遗迹（江汉区自治街41号）
12.“八七”会议会址（江岸区鄱阳街139号）
13.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旧址（武昌解放路南段）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湖校区遗迹（洪山区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校内）
14.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江岸区长春街57号）
15.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汉口旧址（江岸区胜利街332-352号）
16.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旧址（武昌昙华林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内）
17.中共中央长江局（1938年）国际宣传组遗迹（江岸区洞庭街冷冻厂附近）
18.《新华日报》社大陆里旧址（江汉区民意一路大陆里4-6号）
19.姚家山新四军第五师司政机关旧址（黄陂区蔡店乡姚家山村）
20.木兰山风洞革命活动旧址（黄陂区木兰山西南坡半山腰处）
21.三店徐王湾“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旧址(新洲区三店街坨坑村徐王家湾南“王氏宗祠)
22.侏儒山战役遗址（侏儒山为武汉西部屏障，是通往江汉平原的重要战略要地）

Ⅷ 党史的重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Ⅸ 咸阳的革命遗迹有哪些

旬邑、淳化、三原、泾阳、长武等党史资源大县；

共遗址160个，其中革命遗专址148个，其他遗址12个。

历史事件和重属要机构旧址91个，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10个，

重要人物故居14个，烈士墓地23个，纪念设施22个；

Ⅹ 霍山县 革命遗址30处分别是哪些地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县设有标志物的革命旧址遗址有30多处，但10多年后这一带就有一些标志物已遭破坏。其中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师)在上土市镇决心庵驻扎旧址等30处革命遗址系首次发现。具体哪些地方没有公布。

这些革命遗址数量多、类型多、范围广，既有党的重要机构旧址，也有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活动地；既有重要事件、重大战役战斗旧址，也有革命烈士事迹发生地或墓地；既有重要的革命历史文化遗址，也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兴建的有关纪念场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