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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遗址盆

发布时间: 2020-12-04 23:34:55

❶ 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的黑陶钵与出土于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分别说明了什么

黑陶钵: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是母系氏族社会最有特色的原始手工业部门版.其重要意义在于打破权了以前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一元论,使人们认识到南方长江流域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表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也是孕育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
人面鱼纹彩陶盆: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有大量的动物形纹饰,如鱼、鹿、蛙等,以鱼纹最为典型。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公认的彩陶艺术精品。类似内容的彩陶盆在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很像一种特制的葬具。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❷ 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稻谷、底部有许多小孔的陶盆和陶鼎等文物,这说明了河姆渡人在生活方面的一大进步

懂得用蒸的办法制作米饭。 (绝对对的。)

❸ 河姆渡重要文物发现有哪些

1、河姆渡: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东北

2、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被发现的

3、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

4、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❹ 河姆渡文化遗址被发现发现的意义是什么

河姆渡文化是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金吾庙村的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它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反映了7000年前长江流域氏族的情况。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我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

黑陶是河姆渡陶器的一大特色。河姆渡文化在人工制品上,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石斧等打猎所用的工具,也有比较少的装饰品,更多的是木器和骨器。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农业上使用的耒耜。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尤其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

在河姆渡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漆器,其陶器制作有一定的水平。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

较为特殊的陶器有陶灶和陶盉两种。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而陶盉则被认为是古代的一种酒器。河姆渡文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遗址中有大量的稻壳,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7000年前的稻米。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

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囤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因此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发现,不但改变了我国栽培水稻从印度引进的传说,甚至还可以依此认为河姆渡可能是我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除了以稻作农业为主外,还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遗址中除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作物遗存,还有其他许多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和薏仁米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遗址的动物遗存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最具代表性的农具“骨耜”即采用鹿和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

骨耜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长久与土壤摩擦而残缺或形成双叉、三叉式。这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这种制作方法为河姆渡文化遗址所特有。

河姆渡遗址共有骨耜170件之多,与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物相对应,说明河姆渡农业已从采集进入到耜耕生产阶段。

遗址中所发现的柄叶连体木桨,证明那时已有舟楫的使用了,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猎活动中乘用。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

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我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以河姆渡发现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

河姆渡遗址中的许多桩柱、立柱、梁、板等建筑木构件,和加工成的榫、卯、企口、销钉等,显示当时木作技术的杰出。

柱子两端凸出的小方形称为榫、柱上凿出可将榫插入的孔为卯。在垂直相交的构件接点上,使用榫卯结构技术。把我国出现榫卯木作技术的时间从金属时代前推了3000多年。

遗址中所发现的企口板、销钉孔两种木构衔接法,令人惊叹不已,至今仍为木工工艺所沿用。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技术,可说已为我国木结构建筑打下了基础。

根据木桩的排列与走向分析,当时的房屋呈西北、东南走向。房子的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它在冬天能够最大限度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的作用,因而被现代人所继承。

河姆渡时期的房屋建筑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使之有利人类的生活和居住。

除建筑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最早的水井遗迹。河姆渡文化时期,居址周围河沼遍布,但水体与海水相通,致使盐分升高、苦卤而不堪饮用。所以水井的出现是人类为提高生活质量所作的努力,是人类本质所导致的。

河姆渡遗址中的纺轮、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棍、梭形器和机刀等,据推测这些可能属于原始织布机附件,显示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由手工编织发明了原始的机械。

河姆渡遗址中相当多的骨哨,是一种乐器,也是一种狩猎时模拟动物声音的狩猎工具。

陶埙也是河姆渡的代表遗物,埙身呈鸭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也是我国一种古老的乐器,只是河姆渡的陶埙只有吹孔而无音孔,可见它的原始。

河姆渡遗址的原始艺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造型独特,内容丰富多彩。主要表现在象牙雕刻、陶器纹饰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线条流畅,造型美观,令人叹为观止。

人体装饰品有璜、管、珠、环、饼等,其中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萤石制成,在阳光下闪烁着淡绿的光彩,晶莹美丽。还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

河姆渡遗址充分显示出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发展不亚于华北的文化,这可证明我国文化其实是多元发展,各有特色的。

河姆渡文化遗址在宁绍平原共有49处,其中以姚江两岸最密集,共有31处,重要遗址有余姚市丈亭镇鲻山遗址、三七市镇田螺山遗址、宁波市江北区傅家遗址。

1976年,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

1977年至1978年第二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为约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晚期为约公元前4000年至前3300年。

❺ 以下图片不会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展出的是 骨耜、炭化稻谷、人面鱼纹彩陶盆、纺轮、小陶舟、骨哨

人面鱼纹彩陶盆不会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展出,因为它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专坡。

骨耜:
骨耜是用偶蹄属类动物的肩肿骨制成的。其上端厚而窄,是柄部;下端薄而宽,是刃部。柄部凿一横孔,刃部凿两竖孔。横孔插入一根横木,用藤条捆绑固定。两竖孔中间安上木柄(即来),再用藤条捆绑固定。这样,一件骨耜就制造出来了。使用时,手持骨耜上的木柄,用脚踏插入横孔的木棍,推耜入土,然后手腕一翻,就能掀起土来。骨耜比石器轻便灵巧,而且表面光滑,不容易沾泥,适宜在江南水田里使用。 骨耜的使用,充分地显示了河姆渡人的聪明智慧。
这种器物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农具。 用它挖土,既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又能提高劳动效率。

❻ 关于河姆渡遗址的历史问题

河姆渡遗址 Hem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河姆渡遗址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七千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编辑本段]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编辑本段]地理环境
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东面南北走向的乌石山、羊角尖山、云山等低山丘陵三组山系构成硕大的工字,这种地貌尤如今天围海造田工程上抛筑的丁坝和顺坝,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陆功能。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时,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从长江口顺潮而下的泥砂搬运到这里后,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挡而沉积下来,使河姆渡一带的淤积快于其两翼,当海退开始后,河姆渡一带自然最先出露成陆。根据低塘镇西村地下31米处发现的贝壳层的年代8020年,推测海退发生在距今7500年左右,所以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确实是四明山前的一块高地。研究过程中委托南京大学所作的河姆渡遗址地质土样古代微生物、孢粉、土壤粒度和含盐量的检测结果印证了课题组的研究结论。
根据河姆渡遗址孢粉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分析,7000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热,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4℃,年降雨量比现在多500毫米左右,与现在的广东、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别就是遗址南面还没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岭溪水在遗址的西南流过。遗址的东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濒临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处于湖泊沼泽、平原、草地、丘陵、山冈多种地貌的复杂环境,所以这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当河姆渡成陆时,“工字形”地貌两翼,即现在的余姚城区以西、宁波市西郊以东地区尚处于浅海之中,海水涨落有规律地推动湖水升、降,为河姆渡人的稻田创造了自灌条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稻谷。因此河姆渡人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多劳力去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有时间去发展纺织、漆木器生产。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河姆渡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而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则是决定因素。
[编辑本段]经济发展
(1)农业和家畜饲养: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2)渔猎: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3)原始手工业: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编辑本段]考古发现
(1)凤鸟形象牙匕状器:河姆渡人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2)房屋和水井: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3)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4)墓葬: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编辑本段]文化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雕刻和堆塑的动植物图案,有陶塑的猪、羊、人头等,有骨雕和象牙雕作品,还有至今仍能吹出乐曲的骨哨。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编辑本段]相关链接
(1)文化的定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
(2)稻作起源问题: 1973河姆渡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全世界。因为还有大批农具、加工工具和炊用器共同出土,所以随即掀起一股水稻起源研究热。与媒体的热情相反,少数顶级考古和农业专家认为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成熟,在它的以前还应有较长的发展阶段。1995~2000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连续发掘后,发现上下叠压的距12000年前的几粒野生稻谷和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接着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土样标本中检测到人工栽培稻谷的孢粉,从而找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和它从野生稻驯化而来的科学依据。玉蟾岩古稻的发现,说明亚洲东部的人工栽培稻、粟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大小麦、南美洲的玉米都是差不多时候出现的,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结果。
(3)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的问题:(1)环境说 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结束,大沽塘古海岸线形成(今329国道南侧),并在海潮作用下不断淤高。这样四明山北麓的雨水北排渐渐困难直至堵塞,河姆渡高地的优势逐渐丧失。姚江平原西部的曹娥江口北伸后,排泄流程增加,导致部分洪水东泄,加重了姚江腹地的内涝,河姆渡终于成为水涝灾害频发地区,当遭遇风、暴、潮结合的天文大潮时,河姆渡难免遭受没顶之灾,从而形成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我们可以从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主要器物数量对比上发现环境恶化严重地影响氏族的生存。距今5000年前,全球范围又一次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这就是古籍《尚书·尧典》记载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西方的《圣经》上也有诺亚方舟拯救人类的类似传说。从考古上,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淤泥层,北面最厚处达2.5米。这次特大洪水最后浸蚀了河姆渡——大隐之间的平地,姚江改道东流,河姆渡出露,海水上溯,从四明山下来的河姆渡人不得不退出这个地区,向南迁徙。(2)外来文化入侵说 河姆渡遗址第一、二层文化与杭嘉湖平原的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有较多的共性,三、四层文化相对比较独立,所以学术界对河姆渡文化的分期存在1-4层都是河姆度文化和3-4层是河姆渡文化,1-2层是马家浜文化的两种看法。后者认为距今6000年前太湖流域曾遭遇特大水灾,马家浜文化举族迁向宁绍平原,与当地文化融合后形成以马家浜文化为主、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新文化。

❼ 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稻谷、底部有许多小孔的陶盆

懂得用蒸的办法制作米饭。 (绝对对的。)
请采纳答案,支持我一下。

❽ 介绍一下河姆渡遗址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20世纪七十年代,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文化遗址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可以概况总结为两点:
1、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河姆渡文化把中华史前文明又向上推进了两千年;
2、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纠正了我国栽培水稻是从印度阿萨姆传递过来的传统说法,有力地证明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

❾ 1978年前后的河姆渡遗址变迁情况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经1973、1977年两次发掘,揭露面积达2600余平方米,发现了四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①。在第二次发掘中,又将第四层分为上、下两层。河姆渡遗址的第三、四层以新的文化面貌区别于这一地区以往发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十几个碳14数据表明,这一层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陶器,除支座外,均为以稻草茎叶、稻壳为羼和料的夹炭黑陶。烧制时缺氧及羼和料的特殊性质是陶器呈黑色的根本原因。陶胎疏松粗厚,硬度低,吸水性强,形制不规整。主要器形有釜、钵、盆、盂、支座等。釜最多,均圜底,深腹,器身多有一周突脊,依口部的变化可分成敛口、敞口、折沿等几种。陶器除表面磨光的以外,釜、罐的下半部往往拍印绳纹,刻划花纹也很常见,多数是由植物纹演变而来的圆点和线条组成的各种图案,也有一些器物上刻划出动、植物形象(图2—10)。堆塑的动物形象在这层极少发现。 除陶质容器外,第四层还出土了一些木碗、盆等器皿。 河姆渡的居民当时都住在木结构的地面建筑内。在第四层中,发现了十余排由木桩、圆木、木板组成的建筑群。根据桩木的分布及走向,初步推断,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至少有三栋大体平行的建筑。其中保存较好的一栋建筑,有平行的四排桩木,长度在23米以上,宽约7米。从桩木的分布看,这是一冻长图2-10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骨器1.器座;2.盂形器;3.盘;4.器盖;5.盘口釜;6.敛口釜;7.敞口釜;8.支座;9.梭形器;10.双耳罐。 20余米,进深约7米,并附带一个宽约1.3米的前廊的长屋。在建筑群内,未发现经过加工或由于人们长期踩踏而形成的居住面、墙基和灶址,却发现了大量的有机物堆积、苇席残片等。这种建筑应是一种高干栏式的长屋,上面住人,下面堆放杂物。它的建筑方法是以桩木为基础,其上架设横梁,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再在上面铺设楼板,在楼板上立柱、作墙,盖顶。木构件之间图2-11河姆渡遗址建筑构件的榫卯类型采用垂直相交的榫卯及绑扎等方法连接(图2-11)。河姆渡的这种木建筑,是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出现的,这里地势低洼,潮湿温热,干栏式建筑,具有良好的通风、防潮性能,是当时人们的理想居址。 第四层的生产工具有石、木、骨质三大类,许多骨、木器工具式样新颖,加工精巧,在同时代的遗址中别具一格。骨器是这里生产工具的主体,数量、种类都居同时代遗址之冠,农耕、渔猎、手工工具一应俱全。最有特色的是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以偶蹄类哺乳动物肩胛骨、髋骨为材料制作的耕具,共出土了170余件。这种骨质耕具长度一般在20厘米左右,为便于缚柄,肩臼处多凿一方孔,骨板正中部还有磨出的坚槽及小方孔。发掘时见到了与骨器绑扎在一起的竖直木柄。刃部形状有两齿、四齿、平刃、弧刃、斜刃等,从这些不同形式的刃部推测,知这些骨器具有耒、耜、锄、臿等农具的不同功能。 与骨器相比,石器颇显逊色,数量少,种类单纯,只有斧、凿、砺石等。基本为木作工具,一般只磨刃部,器身尚保留打制、琢制痕迹。 河姆渡遗址地势低洼,保留了不少完好的木器,从中不难看出这里的先民掌握了较先进的木器制造工艺。木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工具,有铲、矛、匕、槌、浆、器柄等,这些器物表面都打磨光滑,有的上面还刻有精美的花纹( 这里出土的以木、骨、石为原料制作的蝶形器,外形似蝴蝶,两翼展开,上端较平,下端圆弧,正页微微弧凸,错磨平整光滑,背面中部有一道或两道平行的纵向突脊,两脊之间形成一道不通上端的凹槽,脊上都往往有钻孔,两翼上端亦常有横脊或钻孔。一般长十几公分,宽二十几公分。这种器物的用途,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意见认为是安在标枪头或矛头尾端的定向器,在其飞行过程中起定向和平衡的作用①。 河姆渡的屠民,使用玉、莹石制作璜、玦、管、珠和饼形及丸形装饰品,同时喜欢在器物上刻划花纹,除在陶器表面见到的植物、动物刻划纹外,在骨、木器上都发现了不少刻划的纹饰。有的纹饰是利用长、短不等的线段组成的图案,也有动物形纹样。在一件骨质的器柄上,正面雕刻两组双头凤纹,图案生动,完全称得上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第四层的居住区内,发现大量炭化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的堆积,厚约0.2—0.5米,最厚的地方超过1米,有的地方还发现了米粒。很多稻谷还保持原来的外形,颖壳上稃毛清晰可辨。稻谷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这是迄今我国发现较早的人工栽培稻②。大量的稻谷堆积及成套农具的存在,反映这里的农业比较进步。除水稻外,遗址中还发现了成堆的橡子、茭白、酸枣及桃子、薏米仁、菌类、藻类、葫芦等,除个别品种可能为人工栽培的以外,绝大部分应来自采集。 发达的稻作农业,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遗址中普遍发现猪、狗、水牛的骨骼,从猪的死亡年龄及陶塑小猪助形态看已经是人工饲养的产物了,水牛此时也可能已被驯养。

❿ 河姆渡遗址简介

河姆渡遗址是浙江省余姚市一处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芦山寺村的姚江北岸。

遗址发现于1973年夏,此后的两次发掘发现遗址包含4个叠压地层,揭露了干栏式建筑等遗迹,出土了夹炭黑陶等遗物和大量动植物遗存和栽培稻谷,一时轰动学术界,其代表的考古文化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1982年,河姆渡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考古》杂志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发现地建有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展示区。

(10)河姆渡遗址盆扩展阅读:

河姆渡遗址共发现61余种动物的遗骸,主要见于第一期和第二期,尤以第一期居多。这些遗骸多因古人食用后丢弃而较为破碎。其中,无脊椎动物3种,脊椎动物58种,脊椎动物中以哺乳类为最多,此外还包含爬行类、鱼类和鸟类。在遗址中发现的猪和狗为驯养动物。

在发现的猪标本中,少年个体和成年个体占到90%,且第一期发现的陶猪身体比例介于野猪和现代家猪之间,证明当时已有养猪食肉的行为。遗址中出土的狗标本和狼存在明显的差异,且在居住区发现了疑似狗粪,证明当时已驯养狗。

此外,发现较多的水牛标本,说明当时也有可能驯养水牛。其余动物为捕猎所得,包含象、犀牛、麋鹿、红面猴等在浙江野外已不存在的物种。据研究,这些物种遗骸应当是本地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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