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鱼嘴遗址占地

『壹』 柳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柳州市文物考古队和柳州市博物馆联合对广西柳州鲤鱼嘴岩厦贝丘遗址进行了第2次发掘，总计发掘面积约8平方米，共发现陶片、石器、骨器以及石核、废石片等千余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鲤鱼嘴遗址位于柳州市区南部大龙潭公园内的大龙潭东北、龙山南麓的岩厦下，北距柳江河约3公里。遗址面积约200余平方米。

1980年初，柳州市博物馆罗秀英和桂林市文管会谭发胜在大龙潭周围进行摩崖石刻调查时发现该遗址，并采集到少量夹砂陶片。是年10—11月，柳州市博物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对遗址进行了发掘，面积总计56平方米，但除T1南部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区域未发掘到底。该次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比较丰富，其中，遗迹包括墓葬6座；遗物包括陶片、石器、骨器及蚌器等千余件以及大量的水、陆生动物遗骸（见《考古》1983年第9期）。资料公布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使该遗址成为探讨柳州、广西乃至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一个重要遗址。1994年，鲤鱼嘴遗址被公布为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为了妥善保护遗址免受雨水破坏，柳州市文物部门在遗址重要堆积区域修建了保护棚，对遗址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址保护棚逐渐老化，每年雨季，雨水浇淋对遗址堆积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同时，1980年的发掘在遗址地层关系的判断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为配合新保护棚的设计，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对鲤鱼嘴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对所有发掘出的原生堆积土用5毫米孔径的网筛进行筛选，并使用浮选机进行浮选。依地层迭压关系及出土文化遗物的变化，遗址堆积自下而上可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出土遗物主要为数量众多的石器以及少量水、陆生动物遗骸。石器以燧石石器为主，砾石石器次之，未见陶器及其他质地的文化遗物。燧石石器主要为石片石器，石核石器较少，包括刮削器、尖状器和切割器等，另有大量的石核和废石片。刮削器、尖状器均是从石核上直接打击剥落下来的，大部分未经二次加工，极少见北方典型细石器中的细石叶和各种形态的细石核。与典型细石器相比，鲤鱼嘴细石器的加工方法和制作技术明显表现出简单粗糙的特征，与北方细石器也显然不属于同一系统。砾石石器以砍砸器为主，且制作粗简，加工技术单一，多为单面单向打制而成，以中小型石器为主，表现出典型的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器物特征和技术风格。

第二期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角器及较多的水、陆生动物遗骸。因为属于该期的堆积大部分已在1980年发掘中被掘去，所以出土文化遗物较少。文化遗物仍然以细小的燧石石器为主，砾石石器次之，其器类和技术风格与第一期基本相同，唯一重要的变化是该期发现了陶器。陶器均为残片，以夹粗砂红褐陶为主，部分为灰褐陶，质地疏松，火候较低，器形以敞口、束颈的圜底（釜）罐类器物为主，器表多饰粗绳纹或中绳纹，以印痕较浅、较凌乱的粗绳纹为主，部分器物的口沿上压印一周花边，口沿下施一周附加堆纹，附加堆纹贴附不牢，极易脱落。陶器制作方法基本为泥片贴筑法。

第三期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及各种水、陆生动物遗骸。同样因为属于该期的堆积大部分已在1980年的发掘中被掘去，所以出土文化遗物较少。陶器仍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但夹砂大部分为颗粒较细的天然砂粒，少部分为方解石或石英碎粒。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印痕较浅，但规整致密。制陶方法仍为泥片贴筑法，但部分陶片上可见轮修痕迹。陶器器壁较薄，火候较高。器形仍以圜底釜（罐）类器为主。石器发现较少，燧石质细小石器和砾石打制石器基本不见，只见少量磨制石器。骨器数量也较少，仅有骨锥一种。

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对各期出土遗物特征的分析，鲤鱼嘴遗址第一期出土大量的打制石器，但不见磨制石器和陶器。其中砾石打制石器具有典型的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同类器的特征，但燧石质的细小石片石器则代表着一种新的质材、新的石器类型和新的石器制作技术的出现，表明其属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或称为中石器时代。第二期燧石质细小石器和较大的砾石石器继续存在，但新出现了陶器，其中饰粗绳纹或中绳纹、敞口、束颈、圜底的陶釜（罐）类器，与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三期文化和邕宁顶蛳山遗址第二期文化的同类器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年代也应大致相同，约在距今9000年前后。第三期燧石质细小石片石器和砾石石器基本不见，而出现了磨制石器；陶器则以细绳纹为主，同时出现了轮修技术，表明其陶器制作方法上的进步，其年代明显晚于第二期，大体在距今6500年前后。

需要指出的是，鲤鱼嘴遗址尽管存在3个时期的文化堆积，但第一期与第二期以及第二期与第三期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缺环，也就是说，它们在时间上是不连续的，说明人类曾经长时间不在该遗址生活。不仅如此，从地层堆积上看，即便是同一时期的文化堆积，其间也存在着一定的间歇层，说明人类曾短期离开鲤鱼嘴遗址而另觅新的生活地。考虑到鲤鱼嘴遗址的堆积内涵（以水陆生动物遗骸为主）及周边的地理环境，当时人类的主要食物——介壳类和鱼类水生动物，当主要取自于遗址前面的大龙潭。但大龙潭水域面积有限，不可能长期为人类提供足够的食物保障，在人类采集不到足够的食物以维持群体生活的情况下，人类便另觅新址居住和生活，而一旦大龙潭中的水生动物数量恢复到足以保障一定数量人口的生活所需的程度，便又有人类来到鲤鱼嘴定居生活。

鲤鱼嘴遗址的再次发掘及地层的重新划分和确认，可基本建立起柳州地区史前文化最基本的发展演化序列；大量燧石质细小石器的发现，说明柳州地区史前文化与桂林和南宁地区史前文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而上述三地区在陶器上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为今后深入了解柳州、桂林和南宁三地区间的文化关系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实物资料；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的发现与研究、各文化层的科学采样和分析，对了解和复原当时的生态环境及人类生存方式等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