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氏遗址

①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的分布》，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史前时代城址陆续被发现，部分并经发掘。综合20多年的发现，已知这批史前时代城址分别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总数据不完全统计，达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发现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陆续被介绍而引发的关于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也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一得之见，并着重讨论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以就教于识者。
一
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见于报道明确属于史前时代的城址,约15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包头大青山南麓；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周围三个地区。这批史前城址均为石城聚落，面积除凉城老虎山城址达13万平方米，其它多在2万平方米左右，如小沙湾石城址面积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筑围墙并不封闭，显然是因山就势而筑的防御色彩十分浓厚的城堡聚落。这批石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间[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于河南境内,见于报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两亚群。豫北太行山东麓的2座城址，位于漳、卫河之间；豫中地区的5座城址，分别位于沙、颍河的上中游。就面积而言，后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确认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为大，均在15万平方米以上。其它为3万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岗城址[5]现有东西两座并列城堡，面积仅约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王城岗城址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脱胎于环壕聚落的近圆形平面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的夯筑方式来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似还应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于发现。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7]。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8]。海岱地区的古代城址，规模宏大，如比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9]，近年发现的景阳岗城址和教场铺城址，面积分别达到约35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10]。位于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积也达2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11]，应该属于这一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积均在10

② 慈溪有哪些名胜

杜白二湖区
如果说上林湖是以其清秀的风光和旅游资源丰富而著称，那么杜湖、白洋湖则以其钟毓神秀和众多历史文化遗迹而闻名。慈溪人对杜白二湖情有独钟，称为三北大 地两颗熠熠闪辉的明珠。
杜湖与白洋湖，其实相距仅200米之遥，杜湖在东，白洋湖在西，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姊妹湖”。如果沿着白洋湖往西而行，就会发现原来上林湖同杜白两湖相距也不过隔了几道山峦，真是湖光灵气，遥相呼应。
杜湖：作为慈溪市的第一大湖，它的面积有3700多亩，初来乍到的游客一定不相信有这么大。如果有兴去游一番，那原来的看法就会大大改观。其实，杜湖跟杭州西湖一样，也分里湖与外湖两个部分，只是因为两湖中间有条5公里长堤相隔才会产生杜湖并不大的错觉，可是，如果放眼远眺，依然浑然一体。沿着湖堤西行，湖的南边是连绵的群山，北边是十里长堤，树木葱茏，山峰掩映，烟波浩渺，水天一色。但遇到阴霾密布的天气，则一扫平常的美丽景致，那阴阴的山风，滚滚浊浪，令人不寒而栗。湖堤北面高田村，有座砖木结构的晚清建筑；湖南面的解家村有定水寺遗址，是唐初名臣、书法家虞世南的故居；南宋越国公袁韶也安葬于此，实在为杜湖添色不少。
杜湖的西面便是形成于两汉期间的白洋湖，与杜湖不同的是，其面积才1700亩，但三面环山，狭长回迂，如果把杜湖比作大家闺秀，那么白洋湖倒象位落落大方的农家姑娘，清秀而恬静，令人赏心悦目，不忍离去。
白洋湖：其实白洋湖的诱人之处，主要还在于它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遗迹；湖西山麓规模宏大的革命烈士陵园，埋葬着中共慈溪县委组织部长郑侠虎、宁绍台农协特派员沈邦祺及沈一飞等近百名烈士。与烈士陵园隔湖相望的，是近代著名的爱国侨商吴锦堂先生墓，坐北朝南，正南刻有吴公小传及自撰联：“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从中可以得见先生那一颗热爱故土的殷殷之心和高风亮节的情怀。
距吴锦堂墓的不远处，便是修复一新的千年古刹--金仙寺，它创建于南朝梁代，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几经毁葺，风貌依然。寺院山门正对着白洋湖，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痴痴地望着历经千年而依旧盈盈清碧的湖水。每当夕照西来，残阳如血，四野一片寂静，浑厚的钟声悠悠地传过来，带着千年铜锈，充塞着每一个角落。倦飞的鸟儿穿过湖面，穿过钟声，各归其巢。
上林湖越窑遗址
中国瓷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国名的英文缩写China一词的原意就是瓷器，可见中国瓷文化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大约在东周时期，我 国就出现了“原始青瓷”，至东汉时期完成了向青瓷的过渡，开创了人类生产瓷器的历史。而这个举世瞩目的演进，就是在上林湖窑区完成的。唐代，上林湖越窑青瓷生产进入全盛时期，成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产品最精美的青瓷产地，且历经唐、五代、北宋六百余年，长盛不衰。
陈列室中精美绝伦的青瓷器，无论从造型、纹饰、釉色、胎质、品种、数量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全国各大窑系。历代文人常常将上林湖越窑莹碧润泽的色彩、如冰似玉的晶莹胎质、千姿百态的器皿造型、极富想象力的纹饰，作为入诗上画的题材争相吟咏。
展室墙上的地图告诉我们，上林湖生产的青瓷器，当时不仅上贡皇室，内销各地，还漂洋过海远销到亚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日本、朝鲜、印度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上林湖越窑青瓷器。它们被收藏在各国博物馆，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五磊寺
慈溪境内有不少灵山古刹，其中当推五磊寺最为著名，她位于杜湖东侧，和金仙寺上下对应。一面是烟波浩淼的湖面，一面是高耸挺拔的山峦，浓重的佛教文化为这里的景点罩上了一层祥和的气氛，五磊寺有浙东第一古寺之称。
五磊寺名胜古迹较多，寺门前有一水池，取名“真明池”，碧水从东面的象眼冢汩汩流出，注入真明池后又经小渠流到月亮湖，常年不枯竭。
池水清洌甜爽。池旁有赤松五棵，作为五磊寺的香木，为后世传人所栽。离寺不远的山坡上，有参天古树数株，有些树龄难以估计，需几人才能合抱。寺内以樟树居多，枝叶繁茂，四季常青，与五磊寺的金黄建筑交相辉映。各种经幢阁楼美不胜收，殿堂亭榭尽浮佳气。历代的文人墨客为五磊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丽章佳句，五磊寺在杜湖边的石湫头设有下院，专供上下山者小憩。到20世纪30年代初，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法师曾在此驻足，创设“南山律学院”，后因分歧未果。但五磊寺还是因此成了宁波一带天台宗的发源地，可见影响之深远。
>>铐栳山
又名仙居山，它以漫山翠盖，奇石瀑布而箸称。铐栳山上的植被，以松、竹、桐为主，在炎热的夏季步入这幽幽林道，只觉丝丝清凉。到了山顶，茶树万丛，清香阵阵袭来。
拷栳山有东西两逢，东峰高424米，西峰高357米，拷栳溪水随岭迂回流泻，两股源流在上方瀑布岭汇合，冲出涯口奔腾而下，一路上跳跃着银白色水花，遇峭壁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瀑布。西湾米筛潭瀑布最富有特色，在汛期，瀑布如烟如雾，瀑声如雷似鼓。
沿着陡坡上去，迎面凌空跨溪的石桥叫汀步桥，溪上溜滑的那个石梁叫泥鳅。站在这石桥上极目四周，都是佳景，南面为念步石阶，西面是岩山，北望西湾，一片葱笼。
站在这岗顶上，我们再看，东峰上有仙居寺遗址，西峰上有清波院遗迹。
它们都是魏晋遗迹。这里还有莫子纯读书处和宋代摩涯石刻等。
>>虞氏旧宅
慈溪虞氏旧宅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虞氏旧宅位于慈溪市龙山镇山下村，系虞洽卿赴上海经商发迹后在家乡营造的私宅，通面阔59米，通进深94米，共由五进房屋组成。
前部分三进，建成于1919年，由照壁、台门、厅堂、第三进及厢房组成。正厅中原挂有“天叙堂”匾，取“叙天伦之乐”之意，后成为虞氏旧宅的代称。后部分由主楼、后楼两进西式建筑组成，建成于1929年，是整个建筑的主体和精华所在。
虞氏旧宅是近代建筑中西合璧的成功范例
不同风格的建筑都呈左右对称结构，位于同一中轴线上，主体突出，过渡自然，具有很强的整体感。主楼融中国传统建筑和多种外来建筑风格于一体，于高墙深院内营造了一个相当精致和谐的环境，同时在外观上以灰墙青瓦，尽量与周围民居相协调，体现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对外来建筑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
虞氏旧宅的建筑施工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虞氏旧宅建筑无论石作、砖雕、木雕、梁架还是混凝土，都用料讲究，精工细作。特别是主楼的混凝土结构和装饰，70多年过去了，至今很少见到开裂、酥化、脱落现象，马赛克地面和墙面瓷砖至今完好如初，色彩鲜艳。混凝土檐口线条棱角分明，廊柱柱身、围墙上部等处的混凝土塑成的毛莨叶、卷草纹、垂幔等装饰工整饱满，其精湛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虞氏旧宅的装饰艺术独具特色，具有很高艺术价值
虞氏旧宅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装饰，梁、枋、雀替、门楣、连楹、柱子、围墙、楼梯、墙头、地面上，触目皆是，或富丽堂皇，或精致秀丽，均具有相当的艺术特色。
虞氏旧宅是一座优秀的近代建筑，它把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外来建筑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并能和谐地矗立于中国江南乡村的建筑环境中，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③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的分布》的遗址分布有什么共同点

共同点：1.分布范围广；2.主要集中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
原因：居专住在长江黄河附近地区水源属非常丰富，有水的地方人才能生存，有水的地方猎物多，喝水的冲击还能形成平原，而平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所以，生活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有利于生存与发展。

④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分布》这些遗址的分布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史前时代城址陆续被发现，部分并经发掘。综合20多年的发现，已知这批史前时代城址分别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总数据不完全统计，达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发现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陆续被介绍而引发的关于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也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一得之见，并着重讨论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以就教于识者。
一
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见于报道明确属于史前时代的城址,约15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包头大青山南麓；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周围三个地区。这批史前城址均为石城聚落，面积除凉城老虎山城址达13万平方米，其它多在2万平方米左右，如小沙湾石城址面积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筑围墙并不封闭，显然是因山就势而筑的防御色彩十分浓厚的城堡聚落。这批石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间[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于河南境内,见于报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两亚群。豫北太行山东麓的2座城址，位于漳、卫河之间；豫中地区的5座城址，分别位于沙、颍河的上中游。就面积而言，后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确认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为大，均在15万平方米以上。其它为3万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岗城址[5]现有东西两座并列城堡，面积仅约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王城岗城址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脱胎于环壕聚落的近圆形平面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的夯筑方式来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似还应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于发现。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7]。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8]。海岱地区的古代城址，规模宏大，如比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9]，近年发现的景阳岗城址和教场铺城址，面积分别达到约35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10]。位于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积也达2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11]，应该属于这一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积均在10〜15万平方米。这是黄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难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样，其年代分属于两个时期：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庄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属于龙山文化的城址，年代当和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城址相近。
二
长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不论从其广阔的分布区域还是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上，都令人们耳目一新。这批城址，暂可分作两群。
A、川西城址群
位于成都平原西侧岷江上游两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川西平原确认的4座史前城址，规模均较大，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的面积均达30余万平方米，宝墩城址面积也达25万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内外两重城垣，面积也达12万平方米[13]。据初步研究，这4座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间。
B、江汉城址群
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两岸湘、鄂两省境内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东西两侧。目前确认的有8座。长江中游是中国境内率先实现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县城头山[14]和湖北江陵阴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头山古城面积约8万余平方米，其时代据最新发掘成果已重新确定为早期城墙始筑于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约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院[17]、公安鸡鸣城[18]、应城门板湾[19]等均属于屈家岭文化城址，年代推测在距今5000年~4800年。这一区域内的城址，以属于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20]规模最大，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也约80万平方米。
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心区,近年也有发现大规模城址的报道[21]，因具体情况尚不明朗，目前暂不作讨论。
三
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注意：
1.这些城址，仅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这是中国新石器文化最早发育和最为发达的两大地区。
2.中国早期城址最早出现在距今约6000年前，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继衰亡。其最蓬勃发展的时期约在距今4800年〜4300年间。而且各地城址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大体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别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且多位于该文化的腹心地区。城址规模有大有小，若仅依此标准固然可以划作不同的等级，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小城址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龙山时代长达千年的兼并战争和万国林立的历史真实，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和小国（姑称之为国）对大国的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区域的霸权势力范围和区域政治中心,但远非有些人所说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结构[22]。因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说明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加剧，其各自筑城防御的目标，或说可直接面对的敌人，重在内――同一文化相邻部落集团，而非外――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戒备和对立的关系。再从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看，当时在各独立的文化区域内，尚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而是一种各自为政，割据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谈不上大城者为都，小城者为邑的等级结构。张忠培先生对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权贵分割成被他们分别统治的地域势力范围。把良渚文化中众多的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时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情况，有理由说大体与之类似。而正是遂后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区首次完成了这统一进程，在一个比较辽阔的区域内最先建立起一尊统治的局面，并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奠定了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开了三代文明在这一地区持续辉煌发展的首页。
4.城址的兴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为例分析，登封王城岗城址[24]的年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废弃。由城内发掘及出土物观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岗遗址的繁荣期。淮阳平粮台[25]的夯土城垣属不晚于三期的遗存，南门卫房属三期（下另叠压一层房基，未发掘），内侧第7、8、9层叠压主城墙，似此时城墙或者已废。但外侧叠压主城墙的附加夯土（编1〜5层）则属第四期，表明城墙曾经从外侧修补增筑。城内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为三、四期遗存，则这一时期应是遗址的繁荣期。进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内出菱形方格纹罐形鼎、篮纹罐及残 ，同属于第三期的H45内出侈沿深腹细绳纹罐、长瘦袋足绳纹 及I式盘、敛口斜腹盆等来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两段。则平粮台古城始建于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废弃，而至第四期时，再次修补重筑。其间城址存续的二百余年间，曾经废弃、修补，重筑的过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叠压在3层下，被H316打破，城墙及H316和3层同属郝家台二期，表明城墙存续的时间也不长。辉县孟庄城址的情况也是迭经修废[27]。由此可见，城的兴起和衰落都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种集中的社会现象。城址的兴建、废弃、重筑，正好表明其间经历的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的历史真实，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经历的巨大动荡和激烈变革。
四
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大批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它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中原城址群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后期庙底沟文化发生严重裂变，各地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纷纷崛起。此前蓬勃发展的庙底沟文化，其分布范围以陕晋豫邻境地区为中心，北达河套平原，南至汉水中游，东到郑洛地区，西至渭河上游。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尽管存在着一些细微区别，但其主体文化面貌则大体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敛口的盆、敛口钵、双环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铁轨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发达，以黑彩为主，兼用红彩，多见白衣彩陶，主要用圆点、月牙形，弧线三角或直线条带组成花状几何形彩绘图案和写实的鸟纹。表明这一地区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繁荣发展的时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后，这一局面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内，关中地区的半坡晚期类型、豫西晋南的西王村类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和郑洛地区的秦王寨类型同时崛起。它的实质是各氏族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并日益显示出其独立性。由此，各区域文化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随之增强，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加剧。此时秦王寨文化的扩张便是一个耐人深思的例证。据孙祖初对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这一文化的早期阶段，其分布范围大体限于郑洛地区及沙颍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东平原、黄河沿岸地带、晋南地区、伏牛山北麓。发生于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日趋激烈，直接导致保卫氏族集团内部公共财产的设防城堡相继出现。这种大型防御设施的产生及其掠夺性战争的加剧，必然推动氏族集团内部的变革，促使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集中并进而与神秘的宗教权力相结合，从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权显贵，产生出最早的特权阶层，为早期国家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把中原地区推入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在这一点上，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似乎走着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如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江汉平原区的屈家岭文化等，与中原地区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为发达。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独秀，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讨这一问题，应该从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历史进程开始。经过对这一时期及其以后的各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原地区先于国家而出现的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过大量聚敛私人财富进而树立其在氏族集团内部的权威，而是通过攫取公共财产分配权及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而取得的。就这一时期经过大面积发掘的几处聚落遗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郑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渑池班村[31]、新安盐东[32]等遗址的发掘中，均可见仓储区在聚落内部相对集中，可知储存的财物仍为氏族成员的公共财产。私有财产的观念在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况大体与这一结论相吻合。主要见于郑州大河村[33]、后庄王[34]、西山、洛阳王湾[35]和陕县庙底沟[36]等处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均为单人葬，尽管墓葬规格有别，但皆极少见随葬品。孟津妯娌遗址M50的主人，从其埋葬位置和墓圹规格观察，显然是一位氏族权贵，但除了棺椁和佩戴的象牙箍显示其权威外，却并不见有更多的身外之物。这些情况，与同时期的其它地区随葬用器物的丰富多彩，适成为鲜明的对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庙底沟遗址中仅有的两座各随葬一只蛋壳彩陶杯的墓葬中，两只杯子明显具有屈家岭文化的风格。在郑州大河村遗址仅有的随葬两件背壶的一座墓葬，墓主人为老年女性，两背壶却又系大汶口文化风格的器物。与之相比较，同期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县陵阳河[38]发现的大墓均有二层台、棺椁，墓中随葬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礼器和工具、猪头、猪下颚骨等视为财富的标志物。曲阜西夏侯[39]、临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则随葬多达百余件的陶器。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许多墓地中都表现的非常明显，表明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财富已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上转移并集中。相对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权贵们在财富的拥有量上与氏族一般成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内，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较合理，换言之，这是一个大致平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显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加强氏族集团内部团结，提高氏族权贵们的威望和号召力，增强对外扩张的力量。掌握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发言权的氏族权贵们，同时也就获得对其它氏族的生杀予夺大权，最初的绝对权威就这样树立起来。郑州西山、渑池班村遗址发现的残酷的人祭遗存，可以视为对违犯族规家法而对氏族成员处以极刑的例证。不靠大量聚敛个人财富，而是大体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通过攫取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建立个人绝对权威，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历史传统，在中原龙山时代及其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得以延续和发扬。
第二，中原地区氏族部落集团的统治者们，推行了一条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并得到社会广泛拥护的路线，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主要可以概括为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促使国家机器不断趋于完备。包括完善官僚体制；《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创立刑法；仍据《五帝本纪》帝舜之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 过，赦；怙终贼，刑。”发展强大的军队。按黄帝之时，已“教熊貔貅豸区虎，”张守节在《正义》中谓此“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似是以猛兽命名的军队番号。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区有关仰韶晚期及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看，中原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未见有耗费民力的大型礼仪建筑，可知这一部族的传统是崇尚节俭，不事奢华的。反观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的统治者们，此时却在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忙于修建规模巨大的贵族坟山和祭坛，穷奢极欲，无度挥霍，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制作工艺复杂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后随葬。对社会财物的巨大浪费，终于导致社会崩解，文化式微。从这一意义上，乃是最早说明了一个被后世的历史发展反复证明的简单真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第三，中原地区“天下一尊”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决非一场平稳的过渡，而是经过长期的血与火的战争实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的完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进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最终决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方战胜落后的陈腐的一方的结果。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灭商，战国时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统，无不反复地证明了这一规律。
夏部族所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是以嵩山及其周围地区为基点，以伊洛平原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开推进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强大的东夷部族集团。夷夏斗争的序幕，约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经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区，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颍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历史文献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炎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应该讲的也是这一时期夷夏斗争的故事。东夷集团在龙山时代力量之强大，约略可从山东境内如城子崖等一批规模宏大的城址、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中的发现[42]及以精美蛋壳黑陶为代表的制陶业和整个手工业的高度发达而见一斑。龙山时代夷夏斗争的结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衰落。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一点我们可以从夏王朝建立之后夏夷斗争仍然时断时续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启示。夏初，太康无道，夏政凌迟，因而失国。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实质上是东夷部族对中原夏王朝政权的一次颠覆。而后羿代夏后，夏后相逃至同姓斟灌氏处避难。寒浞代羿，灭二斟，杀帝相。其时,相妃后 以有孕之身，逃归有仍，生少康，更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杀少康以斩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更有夏遗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联合二斟残余力量，灭浞复国，史称“少康中兴”。由这段历史可见，中原夏部族曾以联姻方式与东夷集团某些部族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而整个东夷集团则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样，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尊统治的政治局面，始终处于分裂割据，内乱不已的状态，使得夏人可以从容进行联姻结盟，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战略，从而最终建立并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后，促进了以青铜冶铸业、建筑业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山东龙山文化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尽管东夷集团的强大力量一有是以后整个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胁，但显然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无法根本扭转其颓势,而只是强弩之末了。
第四，以尧、舜、禹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尧、舜、禹的时代，约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当，也正与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领导的统一战争约略同时。这一时代产生的许多优秀的部族集团领袖，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部族集团领袖是在严酷的实际斗争中产生并经部族成员推举出来的。流行于这一进程晚期被后世文献推崇备至的“禅让制”，其实质就是部族集团领袖经过长期的实际斗争考验深受拥戴而经推举产生。这一进程，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43]，包括舜之代尧，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禅让”，而是夹有暴力的夺取。即便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如果说尧、舜以贤、孝礼让而名于天下，则大禹纯粹是以勤奋智慧和功绩卓著而树立起自身的绝对权威的。部族集团领袖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并深受拥戴，因而被授予许多特权并由此成为夏以后世袭天下的统治集团建立专制制度的基础。至启杀益而自立，这一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蜕变而为世袭制的专制制度。由此中国社会沿着夏王朝开创模式的轨迹，开始了漫长的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历程。
第五，中原地区“天下居中”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泛吸纳各地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宽广胸怀和能力，决定了它成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炉,奠定了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础。
仰韶晚期及整个龙山时代的中原社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是一座融汇四方文化精华的巨大熔炉。早在仰韶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就与东邻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岭文化广泛交融。至龙山时代，则更多地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业中一定数量的黑陶的生产，器表装饰中的泥饼、泥条和圆形镂孔装饰等，器类中的鼎、规鬲、瓮、豆、杯等。来自东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以及代表君权和神权结合的玉琮上的兽面纹等，在二里头夏文化乃至后来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并发展而为最具特征的文化内涵。在这些陶器、玉器、兽面装饰等的表象后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内蕴的统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显其博大精深。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广泛吸纳各地创造的文明成果的社会，必然不断发展进步。有些学者在探讨山东龙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的衰落时，往往将之归结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说”是这一研究的必然归宿。但是，大约肆虐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范围内广见记载的一场人类浩劫。中原文化同样面对无情洪水的威胁。它非但没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实际上，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内乱不已的社会局面，一个暴虐的统治集团，腐败透顶，失去民心的社会统治，即使在短时期内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也正应是中原周边地区几支辉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统一并最终建立夏王朝为标志的话，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巩固，则是以后文字的发明和广泛传播。从目前考古资料看，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属于裴李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大量发现的刻划符号，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的刻字陶文[45]等，可见文字的发明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后，曾经在推行文字的统一和使用传播上做出过伟大贡献。只有囿于目前的资料，这一进程，仍然只能认为完成于以甲骨文的广泛使用和传播为标志的商代时期。

⑤ 远古时代到处是森林沼泽，行走艰难，人类是如何在各大洲之间迁徙的

远古的人类为何迁徙？答案是跟着吃的走，他们会跟着好天气和能狩猎到的动物而迁徙。

在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中，古人的迁徙也是非常频繁的，很多部族也都有过遥远的迁徙。《史记·周本纪》就详述了周部族多次的迁徙。

现代考古学表明，泰伯其实并不是最早到达江南的中原人。

上海师大的王伟、邵雍认为，中原文化始终影响着吴越文化。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经历了由北向南的推进过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江南成了这一文化推进过程的通道。这一过程不是统治者有意推进，而是政治或战乱带来的客观后果。

而泰伯奔吴，当是有意而为，是沿着这条本已存在的文化通道到达江南的。

⑥ 夏朝首都在哪里 夏朝都城是现在的哪里

夏朝一共有17个国都，分别是：崇（今河南洛阳嵩县）、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告成镇）、阳翟（今河南许昌禹州）、斟鄩（今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丘（今河南商丘睢阳区）、纶城（今河南商丘虞城县利民镇东南35里）、平阳（山西安邑或晋阳）、鉏（今河南滑县）。

穷石（今河南洛阳南）、夏邑（今河南商丘夏邑县）、帝丘（今河南濮阳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2公里庙街原城）、老丘（今河南开封祥符区国都里村）、西河（今河南安阳东南）。

1、夏都斟鄩

禹初建国时，定都阳城。有学者推断，位置就在今天河南登封县的告成镇。太康迁都斟鄩，即今河南偃师二里头村附近。夏朝主要活动中心在洛阳一带，定都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斟鄩。

几千年过去了，斟鄩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为人们难以寻觅的历史遗迹。1959年春，徐旭生先生在豫西一带寻找夏墟时，在偃师县城西南9公里处的二里头村南，洛河故道之阳，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视。

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发掘了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继河南龙山文化之后的文化堆积，最初考古学定名为“二里头文化”，把它作为夏文化的代表。经过四十余年的考古发掘和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交叉研究，认定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国都——斟鄩。

2、禹都阳城

大禹因治水有功接替舜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即位后建立夏朝，定都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告成镇)，这里后来发掘出王城岗考古遗址。

3、启都阳翟

启是大禹之子，即位后以阳翟为都城，并在南面的钧台大会诸侯。阳翟即今许昌禹州。也有人推测临近禹州的郑州新密新砦考古遗址是夏启之都。

4、大康流亡地：阳夏

太康外出打猎，都城被有穹氏首领后羿所占领，太康逃至阳夏并死在那里，阳夏即今周口太康县。

5、仲康小朝廷：斟鄩

后羿夺取政权后从鉏（安阳滑县）迁于穷石（焦作孟州），太康之弟仲康在斟鄩建立了一个小政权称夏王，得到部分诸侯和方伯的暗中支持。

6、相迁于帝丘

仲康死后，其子相继位，势力有所发展，引起后羿和其属下寒浞的警觉，在后羿武力逼迫下相被迫迁往帝丘，并在那里得到斟鄩氏、斟灌氏部落的支持协助，力量进一步发展。帝丘在今濮阳市濮阳县五星乡，这里传说是上古颛顼帝所居，后来成为春秋时期卫国的都城。

7、少康逃难与复国之路：有仍、有虞、纶、斟鄩

后羿被下属寒浞杀害篡权，寒浞派其子浇灭斟鄩氏、斟灌氏，攻打帝丘杀死相。相之妻后缗逃至娘家有仍氏（山东济宁）并在那里生下遗腹子少康。

少康长大后为躲避浇的追杀又逃至有虞氏部（今河南商丘虞城），在那里任疱正主管膳食供应，并且娶部落首领二女为妻，得封地纶（虞城东）。

少康以此为根据地建立武装，发展壮大并最终杀回有穹国，杀寒浞及其子，返都斟鄩复国中兴。

8、杼迁原、老丘

少康之子杼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夏王。王朝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杼将都城迁往黄河以北的原（济源），之后为了征伐东夷部落，又从原迁往老丘（开封祥符区陈留镇）。

9、胤甲迁西河

杼之后的芬、芒、泄、不降、扃国都一直未变。扃之子胤甲即位后，将王都迁往西河。西河具体位置不可考，大约在山西西南部。胤甲死后，其子孔甲继位，是败国之君，其间夏朝政事荒芜，逐渐失去人心。接下来的皋和发在位时间都不长。

⑦ 夏朝之前真的还有一个“虞朝”吗

上古时代远比今人想象的要复杂，多样性极其丰富，同样也十分残酷。王权的诞生非常艰难。【虞朝】猜想是否成立，可以在现有的可靠资料上，按照二重证据法来合理推测：

按目前已发现的考古遗址来看，黄河流域在上古一个空前强大的军事部族出现之前，是没有王权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朝代」。只存在【邦氏】。这个军事部族应该就是对应着石峁遗址。考古学家俞伟超有一篇研究石峁遗址军事建筑的论文。其中提到，石峁古城的城防设计，与西亚、中亚的主流形制一致，且更有融会贯通、青出于蓝之势。它是黄河流域目前为止最早的王权证据。如果谁说在此之前还有王权，那就必须有相当的证据。

夏建立之后，有虞氏、陶唐氏、有穷氏、有易氏等继续存在，有的则被消灭。随着技术进步的到来，石峁所象征的军事时代，被青铜器和马车取代，天下也就兴替了。

⑧ 慈溪景点有哪些

慈溪，位于东海之滨，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南翼环杭州湾地区上海、杭州、宁波三大都市经济金三角的中心，区位和交通优势十分明显。

慈溪著名景点有：

1、杜湖
作为慈溪市的第一大湖，它的面积有3700多亩，初来乍到的游客一定不相信有这么大。如果有兴去游一番，那原来的看法就会大大改观。其实，杜湖跟杭州西湖一样，也分里湖与外湖两个部分，只是因为两湖中间有条5公里长堤相隔才会产生杜湖并不大的错觉，可是，如果放眼远眺，依然浑然一体

2、白洋湖
其实白洋湖的诱人之处，主要还在于它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遗迹；湖西山麓规模宏大的革命烈士陵园，埋葬着中共慈溪县委组织部长郑侠虎、宁绍台农协特派员沈邦祺及沈一飞等近百名烈士。与烈士陵园隔湖相望的，是近代著名的爱国侨商吴锦堂先生墓，坐北朝南，正南刻有吴公小传及自撰联：“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从中可以得见先生那一颗热爱故土的殷殷之心和高风亮节的情怀。

3、五磊山风景区
五磊山风景区环境清幽，风光宜人，古树名树众多，主峰海拔424米，并有内外五峰环聚，有小“庐山”之称。景区集山水风光与佛教文化于一体，既有自然天成的山林野趣，又有古朴幽美的名胜古迹。

4、五磊寺
五磊寺是慈溪境内最为著名的寺庙，她位于杜湖东侧，和金仙寺上下对应。一面是烟波浩淼的湖面，一面是高耸挺拔的山峦，浓重的佛教文化为这里的景点罩上了一层祥和的气氛，五磊寺有浙东第一古寺之称。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景点，如：杜白二湖区、上林湖越窑遗址 、五磊寺、铐栳山 、虞氏旧宅、达蓬山等。

⑨ 虞太熙为何许人也，有没有详细资料

两条虞氏后裔史料 一、《江南通志》载：虞太熙，肃子也。任宗丞，与兄太微、太宁，弟太冲，相继擢第。居家以孝弟闻，立朝以名节显。熙宁间陈述古以治经有行荐之经筵以备台阁之选。 《宋故扬王荆王府侍讲朝散郎充集贤校理轻车都尉虞公之碑》云：卒以元丰八年十月乙亥，其葬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其寿六十有八。其友丹阳王存为之铭曰：公讳太熙，字元叟，上世自会稽徙江南，为李氏将兵上饶，因为上饶人。祖讳戬，赠殿中丞。父讳肃，以尚书屯田员外郎致仕，卜居于阳羡之荆溪，累赠太中大夫。有子五人，其一早亡，其四皆名文学，举进士。长太微、次太宁与公继擢第；季太蒙，礼部再奏名，不第，弃冠带，晦迹于荆溪之阳。予从其兄弟游四十年，故知公为详。——此碑文为《元丰九域志》编者王存撰，由翰林承旨邓伯温书，奉议郎刘照刊。虞太熙，是虞氏迁徙到江西上饶的其中一支，但凭碑铭文字，不足以考证其世系。《通志》所载，与近代发现的碑铭基本符合。仅有兄弟四人的记载，互有出入——即《通志》载“弟大冲”，而碑铭载“季太蒙”。也就是说，通志中虞太熙排行第三，而在碑铭中排行第四，况且还有“冲”、“蒙”的不同——或是虞太熙有兄弟五人？虞太熙，与陆游祖父陆佃相交甚厚。当虞太熙出任太平州时，陆佃曾寄诗以送：黄尘初出国门东，杨柳青青画隼红。占得度关云色异，想知登望月明同。曾传嚼蜡风情外，更悟烹鲜政事中。闻说太平迎候远，安排骑竹有儿童。（《送虞太熙学士知太平州》）陆佃，字农师，官至尚书左丞，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北宋文学大家刘攽也曾写诗寄送，为虞太熙赴番禺上任前。诗云：远师犹觉丹青似，大邑知无盘错忧。梅岭山长因海尽，夜郎江阔傍城流。鲸鱼浪作伧人鱠，槎客常随贾舶舟。莫为风帆径清浅，秘书仍自有蓬丘。（《送虞太熙著作知番禺县》）虞氏一族，在南海一隅做官的倒有不少。东汉虞国和虞歆任日南太守，三国虞翻又被下贬广州。自古，梅岭以南是流放的好去处，不知虞太熙又是为了何事？二、元宋禧曾撰《虞家城记》，光绪《余姚县志》曾引此文。后来，明初贝琼又在《复古堂记》中提到了虞家城。宋禧，仁宗庆历七年为侍御史；八年，同知谏院；寻出为江南东路转运使，改荆湖北路。皇祐四年（一○五二）为山东转运使（《金石萃编》卷一三四）。后以兵部郎中、直龙图阁降知凤翔府。嘉祐四年（一○五九）知汝州）。其《虞家城记》应撰于宋亡后，避难梅川时。宋禧《虞家城记》云：余避难梅川时胡处士达道尝谓余曰乡有虞家城者父老相传为虞世南宅基吾壮嵗犹见其遗址髙一丈许厚三丈馀吾祖母出其地余因与其从子惟彦过其处则其址之厚如处士往嵗所见髙则四尺馀耳周围度之为丈百有五十旁近居者多虞氏按舆地志及孔晔记汉日南太守虞国宅在馀姚屿山南郡志谓治之东北三十里有屿山今所谓虞家城正在其南二里许国宅此无疑谓其宅在治西一里灵绪山南葢郡志误也郡志既误而此相传为世南宅基者意世南亦居是地乡人自其盛者传之耳按郦道元水经注云虞翻尝登是山望四郭戒子孙曰可留江北居後世禄位当过于我声名不及尔然相继代兴居江南必不昌诸虞氏由此悉居江北又云山南有百官仓即虞国旧宅据此则绪山别称屿山而郡志沿之殊不为误且虞氏奕世贵盛多开第宅据翻之言固有居江南北者又不特专此城以居也顾其城厚完非永兴辈其力或不能办此贝琼《复古堂记》云：梅川为馀姚之胜处士虞玄佐氏居焉凡自邑而往者逆折行数十里而山石林木皆古人民棊布星错务本而不争多至百岁朝莫往来东阡西陌间熙熙然如无懐葛天氏之徒则风俗古矣玄佐繇逺祖永兴公以来歴三十七世而屿山之南犹号虞家城其室庐古衣服古器皆古鼎匜无新制客有过其门者病其习之过於野居之过於常窃非笑之以为不合於时也独乐之不厌且名其堂曰复古日读古书其中鸿生硕士咸为赋咏而又徵记於余乃告之曰孔子生春秋时往往伤今之不如古则春秋已非古矣矧距孔子二千馀年中国胥沦於夷至变其嗜好变其语言贱朴素而尚奢靡先王之法荡然无复存者可胜叹哉有能以复古为事岂非性之独异乎人出於气习薫陶之外也然古今人不相逺以今观之则古之为古矣乌知古之不为今乎以古观之则今之为今矣乌知今之不为古乎吾将通古今而一之非有古也亦非有今也求其道而己矣道越万古犹一日使吾之所言皆古人之言使吾之所行皆古人之行衣不必逢掖也冠不必章甫也其人犹古也徒泥其往而诡於今忘其内而饰乎外曰是能好古而不徇时者也余未之信焉呜呼方俗之益偷益伪尚幸见若人於所不获见是知古之可复誓将往而从之以咏有虞之音其为适何如耶姚江之上必有和余者於是乎书洪武十年（1377年）岁在丁已冬十月初吉欈李贝琼在东轩写。贝琼在《复古堂记》的前言中，借虞鲁瞻之口，云：“非是之谓也，虞氏之居余姚，自汉日南太守以来，代有显人，至唐永兴文懿公为尤著，文懿公实泰之远祖，流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屿山之南有虞家城，周围一百五十丈，相传以为故宅之基，尚巍然独存，诸父每相与登眺，白烟凉草，触目凄然，辄弹指叹曰：虞氏之先尝光著矣，奈何无迓续徽猷者乎？复古之名，盖以此也。”虞鲁瞻之“二十七世”，是对自己而言的。对于其叔父虞玄佐，则是二十六世——是虞世南的第二十六世孙。而在光绪《余姚县志》中，载宋代虞宾为虞世南第十四世孙，而虞宾之后又有四代——至虞埴为十八世孙。因此，明初虞玄佐，距离宋代虞埴，有八代之距。按虞埴的进士年份为宋嘉定四年，即公元1211年，而贝琼书写《复古堂记》时为洪武十年，即1377年，两者差距在170年左右——八代的差距，能基本吻合。虞家城，是确凿存在过的——按史载，盖在唐代。今在考其地，为慈溪乌山一带。近代出土的虞氏墓砖，大多在县城东北的穴湖和陈山一带，而虞世南之父曾葬于更为东北的杜湖之畔。所以说，余姚虞氏的某些分支，向姚江以北逐渐迁移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但宋禧把县东北三十里的屿山，与县西一里的屿山（或称绪山，今称龙泉山）进行替换的做法，却是十分荒谬的——因为，虞家城即使是像他所说，是虞世南筑就——“非永兴辈，其力不能办此”——但也是唐代的产物。仅根据屿山的重名，宋禧先生就把虞国宅也搬到县东北三十里去，显得气力过头了。记得清唐仲冕在《岱览》中书及宋先生，卷十二录宋禧诗刻后记云：右额云诗石，并真书，勒唐太一真武二像碑阴。考《宋史》，禧以庆历八年二月同知谏院，五月出为转运使，盖由荆湖北路转京东路。皇佑四年，距庆历八年，五年也。禧有宋罗江之目，其人不足称矣。寻《五杂俎》：时台官宋禧上言:“此盖平日防闲不密,所以致患。臣闻蜀有罗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愿养此狗于掖庭,以警仓卒。”时谓之“宋罗江。”方知宋先生擅作荒诞语，由来已久，不应作惊奇。《水经注》载：（姚）江水又东径黄桥下。临江有汉蜀郡太守黄昌宅，桥本昌创建也，昌为州书佐，妻遇贼相失，后会于蜀，复修旧好。江水又东径赭山南。虞翻尝登此山四望，诫子孙可居江北，世有禄位，居江南则不昌也。然住江北者，相继代兴，时在江南者辄多沦替。仲翔之言为有征矣。江水又经官仓，仓即日南太守虞国旧宅，号曰西虞，以其兄光居县东故也。是地即其双雁送故处，江水又东径余姚县故城南，县城是吴将朱然所筑，南临江津，北背巨海，夫子所谓沧海浩浩，万里之渊也。县西去会稽百四十里，因句余山以名县。山在余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东径穴湖塘，湖水沃其一县，并为良畴矣。江水又东注于海，是所谓三江者也。郦道元的年代，距离虞翻并不遥远，而且当时还有世系可考。《水经注》对“江水又东径黄桥下”，“又东径赭山南”，“又经官仓（虞国旧宅）”，“又东径余姚县故城南”，“又东径穴湖塘”，“又东注于海”的姚江沿岸地理描述，与今日状况完全吻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对于虞国宅具体位置的认定呢？虞家城，也许是虞世南时代的产物（但亦无史志及文物可以佐证），但与虞国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况且，唐代的虞世南和他的家人，大多时光都是在建康度过的，后来又定居长安，还有什么必要去营造这样一个防御性的庞大建筑体系呢？按贞观之治年代，这是难以想象的。虞家城的建筑年代，可能是极其动乱的南北朝——因为孙恩农民起义和侯景之乱，给当时的虞氏家族造成了极大恐慌。按贝琼文字，可知虞泰，字鲁瞻，曾在明朝洪武年间任监察御史。虞玄佐，字繇，为虞泰从叔父，乡间的教书先生。贝琼在另一篇《东白轩记》中，写到“姚江虞玄佐氏有读书之所，题曰东白，命其从子今监察御史鲁瞻来谒……”——即是虞玄佐的书房，为“东白轩”。而虞鲁瞻除了担任监察御史，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著名的书画家，据说其山水画仿佛米芾，而贝琼也曾在其山水画上题云：御史新来水石工，数峰依约米南宫，试添茅屋新林下，著我江南鹤发翁。附：贝琼资料贝琼，字廷琚，一字仲琚，又字廷珍。曾祖贝珪，宋理宗时由苏州徙崇德(今桐乡)，筑室语儿溪上，遂为崇德人。元末世乱，隐居教授，往来于华亭(今江苏松江)、海昌(今浙江海宁)间，生徒云集。又曾主教幽湖(今桐乡濮院)朱显道家。48岁时始领乡荐，游京师，作《真真曲》，由此知名。明洪武三年(1370)，举明经，召修《元史》。同官李敏卿等称其叙事直而不徇。史成，受赐归乡。洪武五年，奉命出任浙江乡试官。次年，任国子助教，后改作中都国子监，教授勋臣子弟。与张美和、聂铉齐名，时称“成均三助”。曾叹古乐衰废，堂堂成均(官设学校)，徒具其名，作《大韶赋》以寄感慨。在史馆，与金华宋景濂相友善，凡有著作，常互相推让。及景濂为司业，建议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于天子之学。太祖拒不采用，而当时犹有赞同者，琼乃作《释奠》以解辩之，赢得识者之赞赏。其坚持正道，大多类此。洪武十一年，致仕归。翌年，卒于家，葬于语儿乡。贝琼从杨维桢学诗，取其长而去其短；其诗论推崇盛唐而不取法宋代熙宁、元丰诸家。文章冲融和雅，诗风温厚之中自然高秀，足以领袖一时。著有《中星考》、《清江贝先生集》、《清江稿》、《云间集》等。

⑩ 炎帝黄帝尧舜禹在山西境内的传说,遗址和地名

临汾尧庙、尧陵、仙洞沟等，大禹渡、蒲州城等
神农氏
神农氏是传说中的炎帝。炎帝是中国的太阳神，又说他是农业之神，教民耕种，他还是医药之神，相传就是神农尝百草，创医学。传说神农死于试尝的毒草药。
黄帝
黄帝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
黄帝生性灵活，能说会道，道德情操高尚，被拥为西北方游牧部族的首领。他联合炎帝，打败由蚩尤率领的九黎族的入侵，代神农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成为“黄帝”。相传黄帝时期有许多创造和发明，如养蚕、舟车、文字、音律、算数、医学等。
历史上尧，舜，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故称“轩辕后裔”，“炎黄子孙”。
颛顼
颛顼，姓姬，号高阳。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二十岁时，黄帝将帝位传给了他。
即位后，进行政治改革，颛顼又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宗教改革。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到颛顼时，仍信奉巫教，杂拜鬼神。颛顼禁绝巫教，强令他们顺从黄帝族的教化，促进了族与族之间的融合。他在位78年，死时90多岁，颛顼子孙很多，屈原就是自称颛顼的后裔。
帝喾
帝喾，姓姬，号高辛，黄帝的曾孙。帝喾在位时人才济济，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帝喾在位70多年。
尧帝
尧帝，姓尹祁，号放勋。因封于唐，故称“唐尧”，由于他德高望重，人民倾心于帝尧。他严肃恭谨，光照四方，上下分明，能团结族人，使邦族之间团结如一家，和睦相处。尧为人简朴，吃粗米饭，喝野菜汤。自然得到人民的爱戴。
尧到年老时，由四岳十二牧推举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了舜。尧帝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又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考察，最后才放心的禅让。
舜帝
舜帝，姓姚，传说目有双瞳而取名“重华”，好有虞氏，故称虞舜。舜之父瞽叟，其弟名象。由于四岳的推举，尧命他接替自己的首领职位，并把两个女儿给他作妻室。《尧典》所记舜的主要事迹有：命后稷按时播植百谷；挖沟开渠以利灌溉；疏通河道，治理洪水；公布五刑，除去四凶族。舜知人善任选用能人，如舜任命了许多官职：命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命弃作后稷，主管农业；命契作司徒，主管五教；命皋陶管理五刑等等。舜为首领时，把各项工作都做的很好，开创了上古时期政通人和的局面，所以舜成为中原最强大的盟主。正如《史记》所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实际上，当舜之时，国家机器的雏形已经具备了。死后，禅位于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