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铲遗址

A. 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了哪些物品

李岗村位于新郑县城北，遗址中有一些形状奇特的石斧、石铲、石磨盘、石磨棒、陶壶等40余件。

石磨盘是原始社会晚期的遗物，是碾谷物的生产工具，形状像一块长石板，而两头呈圆弧形，像鞋底状。石磨盘是用整块的砂岩石磨制而成的，正面稍凹，可能是长期使用造成的。

真是难以想象，7000年之前，在如此遥远的时代，人类就能够用整块的石板琢磨出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这的确是一种凝聚着原始人类高度智慧的生产工具。

裴李岗文化遗址有墓葬114座、陶窑l座、灰坑10多个，还有几处残破的穴居房基。出土各种器物400多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以及陶纺轮、陶塑猪头、羊头等原始艺术品。

遗址东半部为村落遗址，文化层厚一两米，内含遗物极少。西半部为氏族墓地。墓坑呈长方形，边缘不整齐。随葬品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制的或琢磨兼施的，其中典型器物有锯齿石镰、两端有刃的条形石铲等。陶器均为手制，代表器物是三足陶钵、筒形罐等。

裴李岗文化的陶器以泥质红陶数量最多，占陶器总数的一多半，夹砂红陶次之，泥质灰陶最少。陶器均为手制，大多为泥条盘筑。有纹饰的器物较少。

而石器则以磨制为主，有石铲、石斧、石镰、石磨盘等。

B. 卡若遗址的文物遗存

该遗址面积大，保存好，遗存丰富。发现有房址、道路、石墙、石台、石围圈、灰坑等遗迹。出土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装饰物等，还发现有炭化的粟米和动物骨骼等。卡若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澜沧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卡若村，1978～1979年发掘。遗址分为早、晚两期。发现房屋基址28座。其中的圆底房屋，经复原，是一种以室内立柱和周边斜柱搭成的圆锥形窝棚式建筑。另有竖壁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建筑。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在穴四壁垒砌石墙，有的并在上部续建一层楼居，显示出建筑的地方特色及营造技术的进步。还发现可能与原始宗教有关的圆石台、石围圈遗迹。工具以大型打制石器为主，兼有细石器和磨制石器 ，骨器也较丰富。陶器以饰几何图案刻划纹的最具特色。发现农作物粟和家畜猪的遗存。当时经济生活以粟作农业为主 ，辅以经常性的狩猎。 卡若遗址的房屋建筑。据初步分析，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木结构的草泥墙建筑。以草拌泥筑墙可以增强坚固性能，使其不开裂缝。居住面用土垫平，然后夯实或烘烤，使其坚固耐用，房屋中央有石头砌成的炉灶。室内和房子四周较均匀地分布有柱洞。第二类为半地穴式的卵石墙建筑，居住面规整而坚硬。墙壁用石块靠穴壁垒砌，黄泥抹缝，多为方形，从村落布局看，当时人们居住的区域已有一定规律。房屋遗迹像是打破了叠压关系，比较复杂，可以分为3期遗存，至少延续了500年左右。原始村落布局除房屋外，还发现有石铺路、石墙建筑、窖穴等，说明居住者在努力改善居住条件。
卡若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粟粒和谷灰，这说明早在4000多年前，西藏就有了原始的种植业。同时已经知道选择适应性能良好、抗逆性很强的票来种植。据考古学家发现，粟这种粮食作物在我国种植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这里出土的粟粒和谷灰同西安半坡遗址窖穴中的粟粒和谷灰情形基本上是一致的。看来，卡若遗址的先民当时是以农业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狩猎和采集则是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 迄今为止，共揭露遗址面积1800平方米左右，发现房屋遗迹31座，石墙3段，圆石台二座，石围圈3座，灰坑4处。出土文物数万件，包括石器7978件，骨器368件，陶片200多块（其中可复原者46件），装饰品50件等。卡若遗址已正式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卡若遗址的时代，应属4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人类物质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学会了磨制石器，发明陶器，开始了各种植物的种植和动物饲养。卡若遗址出土的东西基本具备这些特点。
卡若遗址的地层堆积，主要为昌都红土层，底部泥质较多，以杂色页岩为主。上部为红色砂岩，红层中因断屑和褶皱关系，有时显露出三叠纪及保罗纪地层。卡着遗址的全新地层堆积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厚2米，有二期文化堆积；北部厚2.5米，有三期文化堆积。
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石器也有磨光石器，种类也较多。计有铲类、锄类、切割器、投掷器、尖状器、砍砸器、敲砸器、刮削器、碎磨器、石砧等，还有石镞、石矛等细石器，有的石器，特别是磨光石器有的采用玉石制作，打磨得极为精细。
出土的骨器有骨钻、骨针等。各种各样的骨针，制作得非常精细，这说明当时生产和工具制作的技能都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还有烧制有各种花纹的陶器，其中以一种双体陶罐最为突出。出土的装饰品中，有用玉、石、骨等制作的环、珠、镯等，说明卡若遗址的主人已经产生了美的观念，知道打扮自己了。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和海贝是卡若居民与各个地区的民族相互交换而来的，这说明尽管西藏和其它地区之间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但并不能断绝本地居民和其它民族的正常交往。 卡若人建造居址：(一)一般选择河流两岸的舌形台地。这种地方，靠近水源、地势平坦、海拔较低、土地肥沃。(二)舌形台地面积一般不大，可供人们建造居址的空间有限。所以居址面积不会很大。这些从卡若遗址可以得到反映。卡若遗址的面积约1万平方米。和平原同类遗址相比要小得多。如内地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面积都在数万平方米以上，大的达数十万平方米。(三)由于空间狭小，建筑十分密集。卡若遗址已发掘的1800平方米范围内就出土房屋达29座之多。其中还有些是楼屋。卡若人的房屋，一般在10-30平方米之间，其中一座近70平方米。这些房屋发展序列是：早期主要是半地穴平底和半地穴圜底房屋，稍晚出现地面房屋和双室房屋。到了晚期，主要是石墙房屋。有的还可以复原成半地穴二层楼屋。这种楼屋，上层住人，下层养家畜。
卡若遗址的农作物只发现小米一种，但出土数量很多。推测当时卡若人吃的粮食主要是小米。小米耐干旱，耐寒冷，卡若人生活的地方适合种植小米。卡若人进行农业生产的工具可能有许多木质工具。木质工具不易保存，所以发现的主要是石质工具和骨质工具。其中石质工具最多。具体讲，有挖掘用的石铲、石锄等；有收割用的石刀以及研磨谷物用的石磨盘、石杵等。其中出土的石刀数量较多，式样也较丰富。有单孔石刀、双孔石刀、三孔石刀和两侧带缺口的无孔石刀。石刀的刃部有弧刃、平刃、凹刃几种。这些石刀主要用于收割谷穗，使用时用绳子把石刀捆在手上，类似我国北方某些地区农村收割谷穗用的“掐刀”。
发掘中，只出土了一种家畜骨骼－家猪骨骼。一般认为，人类饲养家畜的历史，最早的是狗。所以，推测当时除了猪以外，可能还有狗。考古学家还认为，猪的饲养可能和农业经济有关。农业出现，一是定居了，二是有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存，捕获的小野猪一时吃不了，干脆关起来圈养，等长大之后食用。久而久之，野性去掉了，还会繁殖，变成了家猪。除了出土家猪的骨骼外，还出土了许多其他野生动物的骨骼。经专家鉴定共13个种，都是现生种。包括：狐、马鹿、狍、藏原羊、青羊、鬣羚，以及兔、鼠兔、喜马拉雅旱獭等。还有鸟的骨骼。从而可以推测，卡若人猎获的动物，有的供人食用，有的供人皮毛，还有的供人骨料等。
这些野生动物骨骼中，有一个种最值得主意，那就是狍子。狍子在今日昌都地区已经看不到了。据文献记载：狍子的分布主要在我国东北、华北和长江以北的某些高山之上，如海拔2000－2500米的湖北神农架。卡若遗址发现狍子骨骼，说明5000年前的卡若地区高山气候与我国华北相似。卡若人狩猎工具有投掷用的矛和石球等。矛是用石料加工成的，捆绑在木棍头上当标枪用，投向大猎物。石球用绳索捆包住，类似现代体育项目的链球一样甩出去，投向猎物。还有一种狩猎工具就是弓箭。弓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还不太清楚。箭包括箭杆箭头两部分。其中箭头是用石料制成的。这种石箭头，锋利、坚硬，可以穿透猎物的骨骼。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出土了一具人头盖骨，上有一节残断的箭头。可以想象，石箭头断在骨头里，杀伤力一定很大。卡若人还用石制的砍砸器砍砸动物骨骼，用石制的切割器切割兽肉。卡若遗址还出土一件骨制的刀梗，梗上有槽，槽上可以镶嵌细石叶作刀刃。细石器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和现代人的刮胡子刀片相比。
卡若人衣着，除毛、皮外还有纺织物。从出土的一件陶器底部内(T623：117)留下的布纹痕迹(制陶时留下的)看，每平方厘米经线和纬线各8根。可见织物粗糙，还很原始。另外还出土很多纺轮、骨锥、骨针等也是证明。其中出土的骨针不仅数量多，制作也非常精制。最小的一枚长2.4厘米，直径0.1厘米，类似今日的钢针。可见卡若人的缝纫技术是很高的。制陶业是新石器时代人们的重要生产部门，卡若人也不例外。可能是由于高原缺氧等原因，制陶水平并不很高。从出土的陶片看，烧制陶器的火候不高，温度也控制的不好，烧出来的陶器陶质疏松，颜色也不均匀，呈红、黄、灰、黑等色。卡若人制作陶器的陶土未经陶洗，并掺有一定量的沙子和云母等，为的是增加强度。制陶以手制方法为主，轮制技术还未掌握。大件陶器用泥条盘筑法，小件使用捏制法。形也很简单，主要是罐、盆、碗三种，无论哪种陶器，都是小平底。极少数器物有流。
器形虽简单，但纹饰却非常丰富。出土的陶片按制作方法可分为9大类：刻划纹、绳纹、抹刺纹、附加堆纹、剃刺纹、印压纹、篦纹、篮纹、彩绘。如果以图案分，可分数十种，如：平行纹、方格纹、三角折线纹、菱形纹、涡纹、叶脉纹、贝纹、绳纹、剃刺纹、压印纹、指甲纹等等。这些纹饰，多为几何形纹饰，十分抽象，有深刻内涵。如：三角折线纹可能表现起伏的山脉。涡纹表示水的旋涡。还有一部分是对实物的直接描述，如叶脉纹，表示植物的叶脉，贝纹表示贝等等。还有一类除了美观，对陶器本身有加固作用。如绳纹，可以密集陶胎；附加堆纹，可以弥合器物接缝等等。卡若遗址出土一件双体兽形罐，是一件内涵深刻，造型绝妙的艺术品。通高19厘米，形体似雄、雌两兽对卧。其中一体以双勾三角折线纹为主，另一体以双勾菱形纹为主。纹饰采用刻划手法，还施以黑色彩绘。从这件器物可以看出卡若人高超的艺术水准，还可以看出卡若人对世间阴阳两性的理解。
在卡若人经济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交换。估计可能是以物换物的交换。从遗址中出土的玉斧、玉装饰品等玉质制品中可以推测出来。这些玉器制品，玉材多为硬玉类，颜色有碧绿、浅绿、白色等。据调查，都不是本地产品。很有可能是从远处交换来的。
遗址中还出土一些贝饰。经鉴定所用材料均为宝贝(COWRIE SHELL)。这种贝主要产于我国南海。在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中也常常见到用于制作装饰品。因此卡若的贝，极有可能是通过文化传播，或直接、或间接以交换的手段获得的。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远古时代的卡若人也是如此。卡若遗址中出土的装饰品就是证明。如：璜、环、珠、项饰、镯、贝饰、牌饰、垂饰。原料有石、玉、骨、贝等。这些装饰品大多制作精细。例如一件乳白色的簪，长14.6厘米，用骨料磨制而成，明亮光滑，一端呈尖状，一端雕成重叠的蘑菇状。可用于束发。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并非披头散发。
璜有骨璜和石璜两种。其中一件乳白色石璜是用大理石磨制而成的，内径6.2厘米，宽1厘米，厚1.4厘米。全器呈三分之一弧形，两端各一小孔，似玉，质感柔润光滑。璜是佩带在人胸前的饰物，有很强的装饰性。
遗址中还出土两串项饰，一串用长方形珠串成，另一串由长方形和管状珠串成。长方形珠是用粘土制成的，中央有孔。管状珠是用鸟类的骨头制成的，中央也有孔。这些头上插的，胸前挂的，项上戴的，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把这些美丽的饰物装点在身上，是何等的楚楚动人呀！
卡若人和其他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一样，有自己的图腾。图腾，一般是某种动物，也可以是某种植物或日月山川等非生物。卡若人的图腾是什么呢？就现有的发掘材料还很难说清楚。但不妨可以做一些推测。从卡若遗址发掘出大量遗存中，没有发现与鱼有关的东西。如捕鱼用的网、鱼钩，还有人们吃剩下的鱼骨等。相反，这些东西，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是极为常见的。因为鱼是那时人们的重要食物。是不是卡若附近没有鱼类资源？也不是。卡若附近的澜沧江里鱼就很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卡若人不吃鱼呢？考古学家们认为：卡若人可能以鱼为自己的图腾，把鱼当作为自己的祖先加以崇拜，所以就不吃鱼了。
另外，在发掘中，还出土了两处圆石台，一处直径1.5米，高0.25米；另一处直径为2米，高2.3米。 都是用砾石筑成。估计可能是用于祭祀活动的遗迹。 原始社会，图腾制度出现后，人们的社交、婚姻、家庭、祭祀等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图腾。图腾对于氏族血系共同体的巩固，氏族成员的团结，以及氏族的经济活动，战争等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C. 樊城堆遗址的发掘

自来1977年试掘以来，经两自次正式发掘，揭露面积累计达825平方米，取得了一批实物资料，初步了解了它的文化内涵和性质。樊城堆遗址于1975年被发现，1977年、1978年、1980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遗址为土墩型遗址，高出旁边田地1～3米，南北长124米，东西宽100米，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其文化堆积可分七层，第一、二层为商周文化遗存，距今约3500年左右；第三层为龙山文化遗存，距今约4000年左右；第四至第七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距今约5000～4500年，其下文化层与赣江东岸的筑卫城遗址下文化层属同一类型。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铲等生产工具，杯、碗、罐等生活用具。另外还发现制陶窑址。

D. 裴李岗文化遗址的遗存

裴李岗遗址面积2万平方米。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198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该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发掘出墓葬114座、陶窑l座、灰坑10多个，还有几处残破的穴居房基。出土各种器物400多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以及陶纺轮、陶塑猪头、羊头等原始艺术品。
遗址东半部为村落遗址，文化层厚1至2米，内含遗物极少。西半部为氏族墓地。墓坑呈长方形，边缘不整齐。随葬品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制的或琢磨兼施的，其中典型器物有锯齿石镰、两端有刃的条型石铲等。陶器均为手制，代表器物是三足陶钵、筒形罐等。出土的木炭标本经测定，距今约8000年，绝对年代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

E. 薛城遗址的古文化遗址

沙沟遗址
该遗址位于沙沟镇沙沟五村村内，遗址南部有条古河道穿过，整个遗址几乎全部被村庄覆盖，只中间留有空地。遗址为高出河床两米左右的台地，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在遗址范围内，地面散见许多陶器残片。经三次考古调查，搜集各类标本达300余件(片)。石器有石斧、石镞、石环、石锛、石铲等，陶器有盆形鼎、罐形鼎、镂孔杯、高足杯、罐、盆、鬲、豆、器盖等，陶质有磨光黑陶、褐陶、夹砂红陶及少量的白陶。另外，还发现几座残墓，一为儿童墓葬，头东脚西，骨架上覆盖红陶罐片；一为成人墓葬，仰身直肢，头东脚西，有随葬品黑陶杯、罐、白陶鼎等；另一墓为南北向，出土有褐陶鬲、罐等。前两墓属于新石器时代，后一墓属于东周时期。该遗址现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奚村遗址
该遗址位于夏庄乡奚村砖厂的南部，大明河东岸，南靠河北庄西部田湾村北，河西岸是庞庄村，总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此遗址在耕土下是文化层，出土文物有石斧、夹砂红陶鼎足、壶片、磨光黑陶残片等，根据出土文物初步鉴定为新时器时代遗址。
灰谷堆遗址
该遗址位于夏庄乡潘楼村东南约500米、古蟠龙河北岸。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古迹考》载：“仲虺墓在奚仲墓东，俗呼为灰谷堆，灰虺讹也。”由此知奚仲之十二世孙商汤左相仲虺葬于此。整个遗址呈台形，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表面暴露有大量的夹砂泥质褐陶、灰陶及黑陶残片，所见文物有鬲腿、豆柄以及其它器物的口沿、底等，根据器物的残片，初步定为商周遗址。

F. 涞源县历史古迹

1、拒马源抄中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拒马源北侧台地上，文化层包含物有打制石器、烧骨、烧果核、红褐色素面陶片、黑褐色素面陶片、陶支架、碳等。据测定这处遗址距今9000±100多年，这一时期属母系氏族公社的萌芽时期，人们还过着狩猎、采集生活。这一发现，将人类的陶瓷史提前了2000年。
2、南屯仰韶文化遗址
位于拒马河南岸，文化层内包含物有石铲、红陶泥质磨光钵口沿、红陶夹沙划纹陶片、黑陶夹沙素面陶片等，属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约6000年，农业、家畜饲养、渔猎、制陶技术都已发达，婚姻已由"群婚"发展为"对偶婚"，这里就是一个氏族部落的遗址。
3、纣王城
商周时期，人口逐渐增多，居落遗址相应增多，面积及文化层堆积也较为丰富，已发现的遗址大都分布在拒马河及其支流沿岸，如下北头先商时期遗址、甲村商代遗址、三甲村商代遗址。
三甲村商代遗址，即为史载"纣王城"遗址。《河北通志稿》记："纣王城，在涞源县东十五里，清统志相传纣派比干筑，此中有比干庙，清畿辅通志、按山西通志名商王址存"，史载与出土文物相合，此处当属“纣王城”无异。

G.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简介

位于独树镇北2公里张庄村与翟庄村之间。南北长180米，东西宽120米，面积2.2万平方米。该遗址于1976年发现，经二次试掘，出土石器有石斧、石铲、锯齿石镰、石锛、圆柱形石磨棒等。陶器为残片，棕红色陶居多，其它有泥质黑陶、泥质红陶和灰陶等，主要有圆锥形及方锥形鼎足，粘贴口沿罐、平底碗、侈口双耳壶、折沿盆等。还有发现颜料、刻符等，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已占一定比重。经国家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测定，年代在7千年左右。此处遗址含裴李岗文化因素和仰韶文化特征，当是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国家《考古》杂志于1983年第五期专期作了介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H. 广西有什么著名的历史遗址

灵渠，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湘桂运河，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灵渠流向由东向西，将兴安县东面的海洋河（湘江源头，流向由南向北）和兴安县西面的大溶江（漓江源头，流向由北向南）相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2018年8月13日，灵渠等4个项目入选2018年(第五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融安县南朝古墓群。融安县地处桂中北部，地属山区，全县大部分地区为山坡土岭。融安县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代为融州。秦未汉初、三国时代为潭中县地。唐、宋、元、明时期为融州。融安县发现及发掘的古墓葬中都是以南朝古墓为主。在广西南朝古墓中很有它的代表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甑皮岩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广西桂林市甑皮岩路26号，地处桂阳公路与万福路交汇处，距市中心约8千米，公交车可直达，是岭南地区唯一一个国家级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文物景区。
晓锦遗址坐落在距资源县城13公里的晓锦村后龙山上。经有关专家对原始文化层与出土文物进行分析，晓锦古人类遗址至少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应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期可能至商周时期。
百谷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那毕乡大和村百谷屯东北，为旧石器时代遗址。 百谷遗址原始地貌保存完好，石制品埋藏丰富。已发现数量较多的石制品，及可供年代测定的玻璃陨石标本。遗址表面还发现更多的大型砾石石器。在高岭坡遗址内，出土了石制品69件和玻璃陨石等。之后又出土石制品90余件，证实砖红壤是石器的原生地层，推断距今约70万年，把人类在广西活动的历史大大提前。
顶蛳山遗址遗址地处邕宁邕江支流八尺江右岸，是一处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遗址，整个山丘呈椭圆状南北延伸，地势东高西低，总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被列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和国家大遗址展示中心之一。
社山遗址又称交东贝丘遗址，位于广西省防城港下辖东兴市江平镇交东村西南海边，是新时期时代的遗迹。遗址在高出海面约10多米的山丘上。山上有一社山，遗址在社山东部隆起处，故得名社山遗址。
鲤鱼嘴遗址为旧石器至新石器时期的古遗址，位于广西柳州市区南部大龙潭公园内的大龙潭东北、龙山南麓的岩厦下，北距柳江河约3公里，遗址面积约200余平方米。
柳城巨猿洞位于柳城县社冲乡新社冲屯西北500米的楞寨山，洞口离地面约为90米。1956年该屯村民覃秀怀在挖岩泥时发现，1957年至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先后六次对该洞进行发掘，挖掘总长度为180余米，是挖掘到巨猿和其他动物化石种类和数量最多的地方，对研究人类起源和地质变迁有重大科学意义。
靖江王陵，位于广西桂林市区七星区东郊尧山西南麓，南北15公里，东西7公里，共有王亲藩戚墓葬300多座。整个陵园规模庞大、气势磅礴，有“北有十三皇陵，南有靖江皇陵”之称，其中有11人葬尧山，有“靖江王11陵”之谓。靖江王是朱元璋于洪武三年首批分封的十个王国之一，也是唯一以侄孙辈受封的藩王。
灵泉寺遗址。2006年8月至10月，柳州市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会同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今灵泉寺东南80米处的区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经过发掘清理，揭露地下遗址约300平方米，清理出灵泉寺3期建筑遗迹：一期约为唐代，二期约为北宋末期至南宋中期，三期约为明代中期。
智城城址位于广西南宁市上林县。遗址包括覃排乡爱长村石俭屯西北450米处的智城垌古城址和澄泰乡洋渡村石牛山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智城古城建于公元634年至682年之间，城址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总面积6.19公顷，周长1.7公里。

I. 求两处临淄古文化遗址的详细介绍

淄博地区分布着广泛的龙山文化遗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桐林遗址。龙山文化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距今4000年左右，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反映了原始社会解体和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状况。因为最早发现于济南市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被命名为“龙山文化”。这一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红陶、白陶极少。龙山文化时期是原始社会人类进化里程中的一个驿站，更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史迹。

桐林遗址位于齐故城西北方向15公里处，乌河东岸，路山以北，地处临淄区桐林村、田旺村之间，原称“桐林田旺遗址”。2001年7月国务院公布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更名为桐林遗址。画水在这里与乌河交汇，西面是愚公山。1991年版《临淄文物志》记载：桐林遗址包括田旺、桐林、义和三村之间的五处遗址，南北长1000米，东西为500米，总面积50万平方米，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龙山文化类型。早在4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从事射猎采集、耕稼陶渔的原始劳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建有齐国重要的城邑。1977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淄博市人民政府在此树立了石质标记。2001年7月，国务院公布“桐林遗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桐林遗址一带地势较高，呈台田式，土质松软，灰色文化层厚度3至4米，最深处达到7米，内涵十分丰富。这里依山面河，自然环境优越，历史上曾多次出土过石铲、石斧、石镰、石锛、石网缀等磨制钻孔石器，以及杯、鬶等黑、红、白质陶器。1982年，应当地群众修田建渠之需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进行过一次局部挖掘清理，出土了许多甗、鬶、鼎、罐、杯、豆、盆、碗等陶质文物，以黑陶质生活器皿最多。出土文物大都器型规整，器表多素面磨光，纹饰以弦纹居多。其中鼎、甗类器具的足部呈鸟嘴状，饰鸟冠图状；盆、杯和各类器盖，多数是黑陶，胎质细腻，铀面光亮；杯仿竹节式，造型精巧，杯壁非常薄，火候也恰到好处。出土文物中的泥质磨光黑陶盆形鼎，大小有别，系列有序，属于“列鼎”，为研究我国礼器起源和龙山文化时代的社会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些珍贵文物，分别由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与齐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考古专家认为，桐林遗址既有山东龙山文化的基本特点，又有其自身的独到之处。发掘出土的一件红陶鬲，高38.5厘米，口径达30.3厘米，在山东省同类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是罕见的。但最为典型、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件大型灰陶甗。它上半部为甑，下半部为鬶，并且配有带鼻纽的器盖，足呈袋状，表面装饰着泥条型附加堆纹，腰部有圆孔箅子，口径44厘米、通高116厘米，是迄今为止全国出土的同类器皿中最大的一件。用这个灰陶甗一次做熟的食物，可以供应十几人食用。这些珍贵文物，加上出土的大量家畜的骨骼和牙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龙山文化时期父系氏族公社先民们集体生活的情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桐林遗址钻探中发现了大量夯土层，被考古专家认定为山东地区目前已知最大的古代城堡，由此判断这一遗址是龙山文化时期临淄一带的人类活动中心，对于研究探讨我国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文明的形成有着重要价值。

桐林遗址附近曾经建有繁华程度很高的古代城池。据《括地志》和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临淄县志》记载，临淄西北30里有戟里城，春秋时代为棘邑，是齐国大夫子山之邑。齐太公田和篡齐之后改作画邑，是因为靠近画水而得名。战国后期的名士王蠋就是画邑人。《史记·田单列传》记载，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军乐毅统帅五国兵马攻伐齐国，占领齐都临淄后，听说素有贤名的王蠋在固守画邑，下令军队环画邑30里外安营扎寨，不准惊扰王蠋。燕军侵占齐国70多座城池后，乐毅派人带上珠宝玉器和锦衣罗帛，以高官厚禄引诱王蠋投降，遭到严词拒绝。燕国使者说：“你如果不接受，我军就屠平画邑，杀个鸡犬不留。”王蠋慷慨直言：国家破亡，我也没有苟且偷生之理；强迫我做你们的将领，岂不是让我助纣为虐！与其生而无义，还不如壮烈地死去！

他命令家人扔出燕人的礼品，驱逐了燕国使臣，安排好家事后引颈而死。王蠋壮烈殉国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齐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击燕军的士气。即墨城里的田单凝聚众人力量，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吹响了光复齐国失地的冲锋号角。后人思念王蠋的高尚品德，把他埋葬在故乡的土地上，并撰文立碑作为纪念。明代文学家徐一夔曾经为他写过碑文；北宋词人秦少游写过情文并茂的《王蠋论》。与秦少游同时代的思想家李觏曾赋七言绝句盛赞王蠋：

全齐拱手授燕兵，义士谁为国重轻。

七十二城皆北面，一时忠愤独书生。

王蠋墓就在桐林遗址以西一公里，今路山镇召口村南60米处，墓前原有民国年间所立的石碑，碑文是“齐烈士王蠋之墓”，已经损坏，现有1988年临淄区人民政府所立“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蠋墓”的标志。

现代勘探发掘表明，在桐林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的上层，存在大片的夯土建筑基址道路和西周时期墓葬，也出土了一些战国及汉代的砖、瓦、陶器碎片，进一步证实此地曾经是一处繁华的古代城邑，与《括地志》、《临淄县志》的记载相吻合。为进一步探讨鲁北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齐文化源流，2002年秋季，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临淄区文化局对桐林遗址进行新的发掘，查明龙山文化遗址面积150万平方米，发现一处大型城壕聚落遗址，并探出岳石文化和西周前期文化遗址40万平方米，清理出壕沟、灰坑、窑穴、墓葬、房基等遗址，出土陶鬲、陶罐、骨器、石器、蚌器等文物，为探寻齐国早期都城遗址——营丘的地望所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闲暇时节，到桐林遗址作一次愉快的郊游，遥想原始社会后期先民们的集体生活场景，缅怀齐地先贤面对强敌视死如归的爱国事迹，你的灵魂将会在与先人的无声交流中得到净化和升华。

田齐王陵分布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临淄齐故城南7.5公里处的鼎足山和牛山之东。在临淄四隅，有150余座古陵墓（冢），被称为“临淄墓群”。这些古墓，大都是春秋战国及汉代齐国王侯、大臣、贵族的陵墓。其中在今齐陵镇南部，田齐有六王葬此，被称为田齐王陵。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盘活文物保护单位。二王冢，俗称“二王坟”，又称“齐王冢”，位于齐陵镇南的鼎足山上。二墓东西并列，方基圆顶，南北长约190米，东西总长320米。其中西冢墓长约190米，似有三层，逐层收缩，圆坟顶高约12米。东冢圆坟较西冢矮。“二王冢”，文献乡载为齐桓公墓和齐景公墓，经过考证，现认为是田齐侯剡，田桓公午之墓。四王冢，又名“四豪冢”，俗称“四女坟”，系田齐威，宣、泯、襄四代君主这墓，位于牛山东侧，依南山东西并列。自西向东为序：其一为齐威王墓，高30米，周长140米；其二为齐宣王墓，高34米，周长157米；其三为齐泯王墓，高22米，周长190米；其四为齐襄王墓，高23米，周长130米。四墓相间，第一、二墓相隔130米；第二、三墓间距105米；第三、四墓之距160米，总长541米。宛如群峰连绵，气势巍峨。

田齐王陵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六君王墓，墓冢东西排列，绵延相连，封冢高耸，气势雄伟，状若山丘。附近又有小封冢环绕四周，共有几十个，故有“齐陵”之称。陵区最著名的有二王冢和四王冢。

二王冢位于鼎足山的东麓，传说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和齐景公的墓葬。桓公吕氏，名小白，是齐国的公子，称“公子小白”，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以管仲为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发展国力，壮大军事力量，最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景公名杵臼，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任晏婴为相，政绩为当时人所称道。二冢东西相列，因山为冢，高达20米，周长120米。

四王冢在淄河村南，传说是战国田齐威王、宣王、瑉王、襄王墓。威王约在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任用邹忌为相，孙膑为军师，国力空前强大，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宣王名辟疆，约在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聚集文学游说之士，创立稷下学派。四墓冢自西而东并列，封冢高大，周长为100～12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