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坛遗址

『壹』 考古发掘中有哪些实例证实了我国五帝时期的战争

我国五帝时期的战争，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许多相印证的资料，以实物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战争。例如，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曾发现带有箭镞的人腿骨。山西绛县遗址中，也曾发现带箭镞的人骨。这一时期的遗址上，还出土了一些战斗用的护身武器。如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了一件石护臂，两件骨护臂。骨护臂是由宽0.7～1.4厘米的26根骨片组成。至于攻击性的武器，如石矛、石刀、石镞、骨镞等，那就更多了。此外，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还广泛地出现大量有人工伤痕的残断人骨，也可以证明这一时期存在着战争。如在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圆袋形土坑，口径仅1.37米，深1.23～1.25米，却掘出10副人骨架，骨架上留有多处伤痕和烧痕。其中一具中年男子头骨上留有六处钝器砍击伤痕，另一具青年骨架，右臂被砍断。这当然不是正常死亡的，极可能为战斗中的牺牲者。据统计，仅此一处遗址内，就发现类似的残缺人骨数十具。这一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不少无尸头骨和无头骨架。如在涧沟遗址中曾掘出9个被砍下来的无尸头骨，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室技术鉴定，认为是砍下后又剥去头皮的头骨，是部落战争中掠获的人头。类似的人头骨，在乐都柳湾、永登蒋家坪、吴县张陵山等地遗址均有出土。没有人头的骨架，也出土很多。最早者出现于宝鸡北首岭墓地，墓中骨架上端置有尖底罐以代替头颅。此外，湖北房县七里河、云南宾川白羊村、青海民和阴山、青海贵南尕马台等遗址，均有这样的发现。以尕马台遗址为例，1977年发现一处齐家墓地，墓地内有六座被砍掉头颅的墓葬。墓中均有骨珠、小石片等随葬装饰品，说明并非奴隶。全部葬于墓地东北角边缘位置。考古学家判断，这是在战争中被其他部落砍去人头的死者，为与本氏族正常死亡者相区别，所以才埋在本氏族墓地一角的边缘，认为“这是军事民主制时期本族人对因战争(被猎首)死者埋葬的真实情况”。

『贰』 陶寺遗址的修建是为了测节气 建立于五帝时代 陶寺遗址在今天仍然能准确测出所有节气

尔雅通识答案~ 陶寺遗址在今天仍然能准确测出所有节气。望采纳 谢谢

『叁』 中国五千年历史从何而来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始于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至今为五千年。

其中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专家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梗概式描述。

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一、中国五千年历史是由“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共同证源的。

1、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

1996年启动，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结题。

2、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该项目首先进行了为期三年(2001—2003年)的预研究。在预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夏季，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

该项目发布最新成果：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

(3)五帝坛遗址扩展阅读：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的认识。因此，中华文明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在此之前，中国的历史只能是传说和半信史，时间脉络十分模糊。

但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缺乏有力的考古实证，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引发了不少商榷批评的声音。为了弥补这个缺憾，2001年开始启动旨在揭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经过十几年之后，5月28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已取得重大进展，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当“上下五千年”不再成为“传说”，国人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考古实证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消息，在朋友圈呈刷屏之势。

“上下五千年”不再成为“传说”，是回归历史的真实。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载下来的历史，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进展，我们已经可以成功实现对这段历史进行描述，从而填补了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段的空白。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也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这还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上的空白。

“上下五千年”不再成为“传说”，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西方中心论，是随着中华文明近代的落伍、西方文艺复兴后产生工业革命殖民全球的产物。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一个隐含的信念，自觉或下意识感觉到欧洲对于世界的优越感，是对文明文化和历史的误解。

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原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客观事实，使“中华文明西来说”等谬论不攻自破。

“上下五千年”不再成为“传说”，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公众而言，历史的价值与魅力就在于其和现实之间的密切关联。

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之后的中国，深感于精神家园建设之迫切与重要。任何个人或民族，都不可能与过去割裂。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源头汲取营养，无疑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和最佳选择。

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这既揭示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更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肆』 五帝时期成都平原古城堡的遗址有哪些

成都平原古城堡遗址，目前确认的已发现5座：宝墩、梓路、鱼凫、双河和芒城。它们都构筑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属宝墩文化时期（前2800～前2000）。

『伍』 秦始皇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

秦始皇不是吕不韦的儿子。

秦始皇父亲是秦庄襄王子楚，秦庄襄王（前281年—前247年），又称秦庄王，嬴姓，赵氏，本名异人，后改名为楚（一作子楚），秦孝文王之子，秦始皇之父，战国时期秦国国君。

子楚早年曾在赵国邯郸作质子，后在吕不韦的帮助下成为秦国国君。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五月丙午病逝，享年三十五岁。秦庄襄王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村。其子秦始皇建立秦朝后，追封秦庄襄王为太上皇。

(5)五帝坛遗址扩展阅读：

秦始皇是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今邯郸），并在此度过了少年时期。前247年，13岁时即王位。前238年，22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除掉吕不韦、嫪毐等人，重用李斯、尉缭，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

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并奠定中国本土的疆域。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富有传奇色彩的划时代人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所以自称“始皇帝”。

『陆』 石峁遗址的保护工作

石峁遗址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因数千件流散的玉器而闻名。由于遗址的范围大，遗址范围内的修路、取土等建设活动，甚至对遗址的滥挖、盗掘等仍时有发生，遗址的保护形势急迫。鉴于遗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长期性，与会学者纷纷呼吁，应在当地尽快设立石峁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加强对遗址的日常监管和看护。同时，尽快制定保护措施和遗址的保护规划。
通过加强宣传，增强当地居民文物保护意识，避免遗址进一步遭到破坏。加大对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大打击盗掘的力度。保护好遗址是后续所有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神木的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如何同经济发展相协调，如何保护展示，这是政府应当慎重并着手考虑的。专家希望，石峁遗址的发掘能纳入到当地文化建设的体系，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保护、展示，尝试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协调发展。陕西省文物局刘云辉副局长表示，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遗址的文物考古及遗址保护工作，推动石峁遗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记》、《汉书》有关黄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当今陕西黄陵县以北偏东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所在的神木县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同时,依据《潜夫论·志氏姓》、《列子》、《山海经》《大荒西经》、《左传·成公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国语·齐语》等典籍分析,认为不仅黄帝后裔白狄在陕北地区活动，黄帝部族的直接后裔周人的也都在陕北活动。
最后，沈长云教授再次强调，根据考古专家发现石峁古城的年代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正与黄帝活动的时间大体相当，由此更能确定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所居。 《光明日报》国学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发了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陈民镇先生《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一文，认为把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挂钩，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石峁古城有没有可能是黄帝后裔的居邑呢？在传统的古史观念中，黄帝与尧舜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华夏集团”。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距今约4300年，相当于“龙山时代”。我们知道，“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发生的关键阶段，中国文明在这一阶段逐步定型。过去一般将“龙山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龙山时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这一调整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重视。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
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这一记载有一定的根据，再结合《说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记载，黄帝到大禹之间间隔了900年。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始年的认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 来源： 光明日报
拙文《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发表以后，引起学界不少人的关注。其中有对拙文提出批评者，如陈民镇先生。他认为我的论证是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说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他承认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龙山晚期，但却以同时代的襄汾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为由，提出尧舜以前的黄帝不会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发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记载，他认为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我有关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认为，石峁遗址所属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质和游牧传统，与黄帝代表的华夏文明是不相称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对南方农耕文明的一种防御性建筑。
所谓不要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话我也赞成。但这里的关键似乎并不在可否让考古学遗址与古史传说挂钩，而在于这样的挂钩是否准确与合理，或如作者所说，在于你这个钩挂得是否轻率与简易。实际上，当今考古界这类“挂钩”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如将登封王城岗说成是禹都阳城、将襄汾陶寺遗址说成是尧舜都邑等等。作者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却独反对“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文化”，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会说，其所主张的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然而学术研究的是非优劣难道可以用“大多数”或“少数”作为评判标准么?
“大多数学者”所称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当今多数学者（包括作者）都说陶寺古城是尧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献到底有哪一部明确指出尧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记》只是说“昔唐人都河东”，后人将唐人理解为陶唐氏，又将陶唐氏说成是的尧的“号”，于是变成了尧都在河东。殊不知顾颉刚早就指出：“在《左传》上，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见《古史辨》第一册），《鹖冠子》中甚至有“尧伐有唐”之语，《吕氏春秋·古乐》亦分陶唐氏与帝尧为二事，是尧与唐并不能混为一谈。他之后的徐旭生虽仍坚持帝尧陶唐氏的说法，却又对陶唐氏在河东（即晋南）的认识大加批驳，说陶唐氏旧地只是在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事实上，《史记·货殖列传》早有“尧作于成阳”的记载，成阳在今山东菏泽地区，不知今学者为何置《史记》的记载于不顾。限于篇幅，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也不能对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问题展开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我有关论述的文章。这里只是想借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数”范围内的学术主张，不一定就是没有道理而应该被弃置不顾的。
回到黄帝与石峁古城关系的争议上来，我感到作者对我的批评，仍是靠着“大多数”立论，以所谓“一般认识”作为是非标准，提出他的不同于我的主张的。
首先是黄帝的年代问题。前已指出，作者强调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就是为了显示作为“五帝”中的后两位“帝”生活在龙山时期，即石峁古城开始建造于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来衬托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与石峁古城无关。说黄帝为“五帝”之首而远在尧舜之前，当然是“一般认识”，然而这个认识对不对呢？当今学者，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包括徐旭生，实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述的那样一套以黄帝为首，其他几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了，大家都承认所谓“五帝”实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去证明这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譬如黄帝，其作为周人的祖先，我们到底有何证据说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们把黄帝——周人这支氏族的世系与颛顼诸帝的世系比较的结果，还是有什么确切的史料证明黄帝生活的时代一定比诸帝久远？帝喾据说是商人的祖先，我们姑且相信这个说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凭什么就说他一定在黄帝、颛顼之后，而在尧舜之前呢？所可论定者，大概只有颛顼在尧舜稍前的一些时候，因为有《左传》诸书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说颛顼作为有虞氏的首领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从论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在这里给出的黄帝距今5000年而在尧舜之前的“证据”，即所谓《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幸的是，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却很值得怀疑。一则，据陈梦家、方诗铭诸家的研究，《纪年》的编年纪事实起自夏，今《路史·发挥》所引《竹书纪年》提及黄帝之事，并非《纪年》原文。其二，就“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这句话而言，亦是罗泌隐括其所用材料之语，非《纪年》原文，而罗泌著《路史》在《今本纪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为，安知此语不是罗泌据《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我想，即令这句话出自真的《纪年》，也没有必要信以为实，因为《纪年》写作在战国末年，其时已有将黄帝等传说中人物编在一个谱系上的书籍出现，此与黄帝等人本来的部族首领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纪年》照此而称说黄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岂可信以为真。这里，我倒想问，除了这类战国晚近的文献，还有哪些先秦时期的古籍能够提供黄帝距今5000年的证据呢？
其次是黄帝与华夏暨华夏文明的关系问题。作者仍按老套路说，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所创造的文明当然是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只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黄帝及其部落不会在北方长城地带留下他们的足迹。这套看似有理的说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无法回答何以有那么多文献，而且是较早的文献提到黄帝活动在今北方长城地带的问题，如拙文所举，不仅陕北留有黄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黄帝与蚩尤征战并在那里“合符”和作为都邑的文献记载，还有他的后裔白狄族与周人活动在陕晋一带的记载与考古学遗迹。作者对我所举的这些论据未做正面回应，也是在回避这个问题。看来，作者是混淆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祖先黄帝传说与真的黄帝部族的历史这二者间的界限。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华夏民族形成以后体现在华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表现，而我国华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后，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各蛮夷戎狄的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体后才出现的事情。至于华夏族何以奉黄帝为共同祖先，并把他置于诸位祖先之首，则是周人属于黄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缘故。作为周人祖先的黄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这与他日后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被当作华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两回事情，二者互为关联却并不矛盾，我们不能以后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实背景。
最后是石峁遗址及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作者将石峁古城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归入草原文化的范畴，将石峁居住的人群视作与南方农耕文明相对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不严密又不科学。所谓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风光的。石峁遗址属于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基本属于一种农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阶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开沟文化的早期。这里涉及到朱开沟文化分布区域早晚期地理环境的变迁问题。学者研究，当朱开沟文化的早期，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尚为森林草原景观，降水量也较多，是较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其时朱开沟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田广金《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页）。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这个地方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环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观转化，当地的经济也才变为半农半牧经济，而这已相当于商代开始的时期了，我们不能以后例前，说黄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是从事畜牧业经济，甚至是“游牧经济”。可以设想，正是这样一种气候环境的变迁，才促使居住在这里的黄帝族后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东徙南迁，才有了后来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并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为主导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华夏民族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石峁古城作为周人祖先黄帝族的居邑，也可称得上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柒』 中国古代朝代顺序排列

中国在世界上以历史悠久而闻名，在曾经的四大古国里，只有中国的文明没有出现断裂，就单凭这一点足以让我们自豪。

专家们还发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刻有一到十个自然数排列图形，洛书刻有一到九个自然数排列图形。这些图形是刻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龟甲上，人称 "河洛文化"。有人称这是中华文化的源泉。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坛。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的文明程度也有力地证实中国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

『捌』 中国人习惯说中国的历史是“上下五千年”，五千年历史的起始源头在哪里 ——飞鸟

这个只是传统的说法,事实中华文明不止五千年,一般来说这个五千年是从大禹治水那时算起的.大禹治水的时间根据目前的考证应在公元前2200多年．也就是距今4200多时．不过五千年文明之说早已有之，以当时的学术水平自然不能考证得很清楚，因此只能大概地说五千年了为什么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
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己经取得突破性成就。专家己公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黄帝事夏一千年左右。这样算来，从黄带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一般讲文明史，是以城、青铜和文字为标志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河南淮阳发现了一座属于黄帝时代的古城遗址-平粮台古城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标志文明的青铜和文字。就文字而言，通常把甲骨文看做是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估计距今三千年左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黄帝时代的骨刻文字，专家认为这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科学家还发现山东大波口文化中晚期?quot;陶文"与商朝的甲骨文有一脉相承的迹象，估计 "陶文"距今约五千年。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的一座古城遗址中又发现了一种与甲骨文差别较大的"陶文"。"陶文"是刻在陶片上的，有11个宇，分五行排列。第一行3宇，其余各行皆2字，文字大小均匀，笔划纤细。陶文距今也接近五千年。专家们还发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刻有一到十个自然数排列图形，洛书刻有一到九个自然数排列图形。这些图形是刻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龟甲上，人称 "河洛文化"。有人称这是中华文化的源泉。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坛。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的文明程度也有力地证实中国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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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五帝时期江汉地区的古城堡遗址有哪些

五帝时期，江汉地区古城堡遗址有9座，分别是城头山、石家河、陶家湖、马家院、阴湘、鸡叫城、门板城头山城址平面图湾、鸡鸣城和走马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