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遗址石刻首发

⑴ 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在宝鸡，出土了什么青铜器

出土的铜器太多，有鼎，有一些青铜的器皿，还有一些劳动生产的工具，如锹，镐，刀具之类的。

据说西安周围有许多古墓葬，宝鸡城下有许多宝藏。当一个农民开垦土地时，走路就像一窝青铜器，同样，当一个农民去收集土壤，拿着鹤嘴锄下去时，它就是一个地窖，它可以来自西周，每一件都很值钱。前年，北京大学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许多文物，就像三四千年的古铜马车也挖出来了，连泥土都运到了北京。

此外，在福丰庄的又现了103件青铜器，在梅县杨家村又现了7件铭文青铜器，一次又一次的发掘震动了整个历史圈，宝鸡的古代青铜器如此之多，对科考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⑵ 简述西周洛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两周时期，列国文化丰富多彩，周王室的地位从早期比较稳固，到后期名实存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列国争雄，会盟、征战，诸侯强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然而，作为王室所在地的天子之都，从先周时期的周原，到西周的丰镐，及至东周王城，其文化及其发展却始终是诸侯国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是诸侯国文化的渊源，如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宫室制度、丧葬制度、祭祀制度、婚姻制度，等等，诸侯国是唯王室马首是瞻的，尽管说后期周代礼制在诸侯国那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僭越。因此，提及两周列国文化，不可能不提及两周王室，不可能不提及两周王室都城与文化。
周族是活动在今中国西部陕西、甘肃一带的古老部落。据记载，公元前12世纪末或前11世纪初，周族首领古公亶父自邠迁都于周原，因此，营建于周原的城郭歧邑成为周人的发祥地和灭商以前的都城，至西周时期这里仍是周人的重要政治中心，西周末年因西戎入侵而成废墟。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陕西省扶风、岐山两县的北部进行了发掘，发掘出西周大型宫殿群和墓葬、作坊遗址。周原以出土大量的青铜器而闻名于世。周原出土青铜器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相传，著名的大木尔 簋、盂鼎、毛公鼎等均于清末出自岐山。此后又陆续有所发现。如1890年在扶风任家村出土克组铜器和中义父组铜器等120余件；1933 年在扶风上康村发现函皇父组 、白鲜组铜器等100余件 ；1940 年在任家村发现梁其组铜器等 100余件 ；1960 年在扶风齐家发现铜器39件等 。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出土包括裘卫四器在内的铜器37件，铭文涉及土地交换与赔偿，是研究当时土地关系的重要资料。1976年在扶风庄白出土铜器 103 件，有铭文的74件，主要是以史墙盘为代表的微史家族的铜器。据研究这些铜器可能是西周末年犬戎入侵贵族外逃时掩埋的。此外，在凤雏建筑基址西厢房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 1.7万余片卜甲和卜骨，其中 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 ，最多的一片达30字，为研究西周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史称为西周。周兴之初，文王作丰，武王作镐。因此位于沣河的两岸丰、镐二京成为西周时期周人的都邑，建都时间约300年，一直到周平王东迁后才废弃。通过考古发掘，现已探明丰京遗址在客省庄、马王村和新旺村一带，发现有大建筑群遗址，且发现有一套完整的地下排水管道。镐京遗址在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至落水村、眉乌岭一带的高冈地带。发现有大型宫室遗址，南北还有规模相当的对称分布的两组附属建筑群。还发现数以百计的西周墓葬。另在张家坡发现4座殉葬车马坑，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内部有驾四马作战用的戎车和驾二马乘坐用的轺车各一辆，戎车驾马全部以青铜作饰，轺车驾马大部用海贝填饰，工艺考究，造型精美。遗址中还发现有许多窖藏，出土器具100余件，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实。这里的发现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探讨西周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西周初年，武王在定都镐京的同时，为了便于控制东方，于是考虑在今洛阳市区一带营建洛邑。洛邑，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等文献中，又称为新邑、新大邑、新邑洛和成周等，实际上当时是西周王室的陪都。《逸周书·度邑》载武王对周公旦曰：“旦，予克制天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三鄙，顾瞻过于河，宛瞻过于伊洛，无远天室。”说明武王时已有了建都洛邑的计划。可惜武王灭纣不久即已去世，接着是三监叛乱，周公东征。周公东征之后，即着手在洛阳营建东都洛邑。《尚书·康诰》：“周公初基新作大邑于东国洛。”根据《尚书·洛诰》所记载，周公在营建洛邑前召公来洛阳相宅，将洛邑选定在涧水以东至瀍水两岸的区域内：“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成王时期，洛邑最后建成。《周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新建的洛邑成周，“方千百二十丈，乳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汲冢周书·作雒解》）洛邑建成后，成为丰镐之外的一个经营东方、巩固政权的重要基地。
自汉代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周公营建的洛邑分为王城和城周两个城邑。1950年代汉河南县城的发现，王城的位置被确定为位于今洛阳市区的涧、洛两河交汇处的洛河北岸和涧水东岸一带。成周的位置则据《后汉书》的记载，被认定在汉魏故城遗址，也就是在今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以东的偃师、孟津县境内。然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的大量资料，使一些学者对西周洛邑“王城”、“成周”两城说提出了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根据文献记载找到的涧河东岸的王城遗址，只是东周王城而非西周城址。于是有学者提出了西周洛邑一城说，并推测城址可能就在瀍河两岸。（叶万松等：《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目前西周的洛邑城址虽然说还没有发现，但在瀍河两岸，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寻找洛邑古城了解西周时期周王室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当时的陪都洛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这其中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瀍河两岸发现了为数众多的西周墓葬，其中以瀍河西岸的北窑西周墓地尤为重要。在北窑墓地发现西周墓葬475座，发掘348座，包括大中小型不同等级的墓，个别大型墓带有南北墓道。墓地之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殉马坑，殉马数少者数匹，多者数十匹。这一处墓地，绝大部分在建国前已被盗掘，所出土的青铜器大量的被流失国外。原传出自洛阳马坡的一些重要的西周青铜器，有可能就出自这一墓地。这一墓地所出的青铜器，著录散见于刘体智《善斋吉金录》、容庚《善斋彝器图录》、《颂斋吉金续录》、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等图书著作中。洛阳博物馆尚藏有一件1947年盗出的重器“王姒方彝”。尽管如此，墓地中还是出土的随葬品达数万件之多。随葬品大部分是青铜礼器，其中食器有鼎、簋、甗、鬲；酒器有方彝、爵、斝、斛、盉、提梁卣、尊；水器有壶、盘、匜等。同时，还出土有不少较为罕见的新器形，如方盒形器，带流觯、双面人座器、兽面纹方座簋、人形车辖等。北窑出土的许多青铜器还铸有铭文，如王妊簋、太保冓戈、康伯壶盖、白懋父簋、丰伯剑、师只卣盖、叔造尊、召伯虎盨等，这些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均系西周王室的高级贵族，说明该墓地是一处西周贵族的墓地。(洛阳市文物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从著录以及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来看，洛阳一带是出土西周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而且多为青铜礼器，这也反映了成周洛邑与宗周镐京作为西周王室的两个重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外，该墓地出土的原始青瓷，多达350余件，其中202号墓出土的青瓷罍，堪称为中国已发现原始青瓷中的精典作品。（图·青瓷四系罍）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器达200多件，种类丰富，其中以璋、璧、璜、圭为代表礼玉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出礼玉在西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瀍河以东的摆驾路口、下窑村、东大寺、白马寺以及洛阳东关、东花坛、塔湾等一些地方发现的西周墓达百余座。这些墓最突出的特征是墓内多设有腰坑，有的在长方形土坑墓穴的一端带有曲尺形墓道，随葬品多有觚、爵、觯等铜质或陶质的酒器，其埋葬俗颇具殷人墓的特点，一些随葬铜器还带有殷族族徽的铭文，被认为是殷遗民的墓葬。联系到《逸周书·作雒》有周公“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晁注：“献民，士大夫也，。九毕，成周之地。”的记载，周初确曾有一大批殷顽民迁于成周。这些墓当为他们及其后裔的墓。
自1973年以来，在洛阳老城以北，北窑村西、瀍河两岸发现了一处颇具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表明成周王室高度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遗址面积近20余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的西周文化层堆积普遍在1.30--2.00米，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基、烧窑、灰坑和百余座殷遗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和熔铜炉壁残块。从陶范看，大部分外范，有青铜礼器鼎、簋、尊、觚、卣、罍、爵、觯等礼器，还有少量的车马器和兵器。也有少量的内范和母范。有些礼器的内范还带有铭文或刻镂精细的饕餮纹、云雷纹、回涡纹、夔龙纹、凤鸟纹、蝉纹、四叶纹、乳钉纹等。从碎陶范的结构成分分析，当时制陶的工艺过程相当复杂。研究表明，这里是一处由西周王室控制下的一处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其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在所发现的西周青铜作坊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洛阳市文物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成周洛邑作为与宗周并列的国都，在西周时期，兼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在政治上是“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也就是何尊铭文所云“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在军事上则又是一座监视殷顽民，控制东方及南方的军事重镇；在经济上以成周为中心，便于向四方征贡赋，也就是所谓的“四方入贡道里均”。成王时的《名兽鼎》铭云：“尹命史兽立工于成周。十又二月癸未。史兽献工于尹。”立工就是建立各种手工业，献工就是呈现各种手工业产品，反映了成周王室手工业的发达。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会获得更多有关成周洛邑的信息，以不断丰富和加深对这一都城文化的认识。
东周时期，随着平王迁都洛邑，现今的洛阳一带成为名符其实的王室所在地。文献记载，从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到景王，历12世，周敬王时曾迁都于成周，至于周赧王又迁回于王城，近300年皆以王城为都。现已探明，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是东周时期王城的所在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对东周王城的内涵和布局已基本了解。东周王城平面近于方形，南北长约3700米，东西宽约2890米。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发现城墙遗迹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上保存完好，城外有护城壕。西城墙从东干沟东北的土冢向南，至东干沟村附近，沿涧河东岸在王城公园跨过涧河向西，在七里河村折向南，南段城墙稍向外弧，至兴隆寨。南城墙从兴隆寨西拐角处向东跨涧河经瞿家屯村北。北城墙从东干沟村北土冢处沿干渠东行，至唐城西墙北200米处。西汉时期在周王城内建有河南县城，但城址的范围已缩小。
在东周王城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城内西南部发现了两组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的周围出土有大量的东周时期的筒瓦、板瓦和瓦当等，根据《国语·周语》“榖、洛斗，将毁王宫”的记载，推测这里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27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在城址的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粮仓群。已探出的粮仓74座，整齐排列在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的范围内。从粮仓废弃后倾入和各种质料的制品、半成品及铜料、铅料、炼渣、木炭等遗物分析，粮仓的附近可能是一个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区。城址的北部，尤其是在小屯村北、东干沟东北，发现有一片窑场，生产各类生活用品、建筑材料以及随葬用的明器等，可知这里是城内另一处手工业作坊区，生产的产品专门用来供城内居民消费。
迄今为止，在王城的东部、东北部及其附近发现和发掘了数千座东周墓葬、车马坑等。1954年秋至1955年春，在洛阳中州路发掘的260座东周墓葬。对中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具有标尺作用。这260座墓葬，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和组合，可以分为七期，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纵贯整个东周时代。其中随葬青铜礼器和车马器的墓，主要集中春秋时期的墓葬，反映了东周王室在战国时期衰微至极，名存实亡的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城址的东北部是王城内的一处重要墓葬区。发现的墓葬中不仅随葬青铜礼器和铜剑的比例比较大，而且多出带墓道的战国大墓。如1957年在王城中的小屯东北发现4座相毗连的甲字形大墓，其中一号墓虽被严重盗扰，但在墓道两壁、墓室四壁尚存有彩绘痕迹，为红、黑、黄、白四种颜色组成的图案；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白色玉圭片，上有墨书“天子”二字，显示了墓主身份的高贵。1974年在洛阳西工我凯旋路北侧清两年一座战国墓，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同样是被严重盗扰，残存的遗物发现有359件，其中“繁阳之金”剑为难得的珍品。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位于洛阳市中心的河洛文化广场施工现场，即东周王城东城墙以内，紧挨东城墙陆续发现了279座东周墓葬和18座车马陪葬坑。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发现了由6匹马驾驭的“天子之乘”，对研究东周历史和探索东周王室墓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除王城内的重要发现外，在东周王城以东、以西的也发现有大批的东周墓。尤其是在位于洛阳市以东10公里汉魏故城东北隅的金村，发现有9座特大型的东周墓葬，其中Ⅳ号墓出土的一件石圭置放于铜盘内，口沿上有“国君”二字。这些墓葬早在民国年间就已被盗，曾出土大批的青铜器、漆木器、玉器、金银器等。《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收录金村出土的文物328件，其中错金银器85件，无论是从制作造型上，还是工艺水平上，都可称作是上乘之作，遗憾的是这些器物均流失国外。但从已知资料推测，这里很可很是战国时时期的东周王室墓地。
东周王城内外发现的数千座东周墓葬以及多座车马坑，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周时期洛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盛况。除以上介绍的外，又如1981年在西工区八一路战国墓出土鼎、豆、壶等青铜礼器15件，乐器铜甬钟一套 16件，铅跪俑4件，石磬6件，其中的4件铜壶颈腹部均以红铜嵌成狩猎纹图案；1982年在中州路战国陪葬坑中出土青铜器达147件之多，另有石编磬一套23件和部分精致的玉石器。这些出土的文物，足可以显示天子之都的风度和气派。在出土的青铜礼器中，多有大型器，错金银器富丽堂皇、纹样繁缛，表现出高超的铸造工艺；在出土的玉器中，常见有璧、环、璜、带钩、片饰、玉佩及棒、柱、珠等，反映东周时期礼玉向佩玉发展的时代特征；出土的陶器，多有精美的彩绘陶，同样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与众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向我们展示了两周时期王室都城与文化的繁荣和丰富多彩，它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窥知两周文明之一斑，同时还可以寻出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轨迹。

⑶ 西安临潼区的西周遗址

临潼博物馆是一所地志性历史博物馆，位于骊山脚下驰名中外唐华清宫东侧百余米处，建馆三十余年历史，收藏有上下五千年历史文物万余件，展出面积六百余平方米，设有五个陈列室，一个历代石雕碑廊，一个石雕明墓保护室。

⑷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商周西周墓葬遗址

西周墓葬

西周墓葬，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起，至前770年平王东迁止，习称西周。现今发掘的西周墓葬总数已近2000座，主要分布在陕西省西安、扶风、岐山、宝鸡，河南省洛阳、浚县，北京市昌平、房山以及长江下游地区。这些墓葬集中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不同阶级和阶层在埋葬制度上的特点。

西周墓葬的大量发现和发掘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在此以前，只在河南浚县辛村（见辛村卫国墓地）和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做过发掘。后者是最早发现的一处包含有灭商以前周人墓葬的墓地。50年代以来发现的重要西周墓地有西安附近丰镐遗址中的张家坡西周墓地，周原遗址中的西周墓，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北京的琉璃河燕国墓地和白浮西周墓，以及安徽屯溪西周墓和江苏句容、溧水、金坛等地的西周墓等。与上述重要发现同时，对西周墓葬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在墓葬分期方面已建立起相当可靠的年代序列。在丧葬礼制方面也开始了深入的探讨，关于用鼎制度的研究就是最显著的实例之一。

分区和特征 西周墓葬可大体划分为2个区域:即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两者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前者为土坑竖穴墓，随葬陶器、青铜礼器等；后者为土墩墓，随葬有大量的原始瓷器（见商周原始瓷器）。但中原地区的西周墓也有种种差异。在墓葬形制方面，有的是因墓主人地位较高而采用一条或两条墓道的大墓；有的则采用独特的殉葬礼俗，如宝鸡茹家庄？伯墓一椁二室的埋葬方式。在随葬品方面，有些墓葬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如昌平白浮西周墓随葬有鹰首剑等北方式兵器，而洛阳庞家沟西周墓则随葬有各种原始瓷器。

⑸ 江西境内所发现的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址有哪些

富庶的临川号称“赣抚粮仓”，有着举世公认的灿烂古代文化，自古就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临川的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同步。临川酒厂出土的石斧石刀，证实新石器时代，临川就有先民居住。到了尧舜时期，临川先民与洪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临川酒厂西边17公里处三桥乡的尧山，就是尧时先民的避水处。到了三千年前西周时期，临川酒厂附近聚集了大量居民，在临川酒厂东边和南边丘岗上，发现了西周时期文化遗址11处，西边的乐家寨有西周时期文化遗址7处。遗址中发掘大量的生活用具，红陶、硬陶、罐坛、扁型器脚等。在临川酒厂西南1.5公里宜黄河西岸发现的罗家寨遗址，是战国时期的一座城址，城址面积为13310平方米，城内发掘出大量陶罐，并有盂、罍、盘、鼎、餖等。罍是盛酒的器具，而鼎，则是可以用来酿酒的工具。由此证实，早在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临川就有酿酒工艺。

⑹ 西周遗址在哪里

镐京，在今天的陕西省岐山县京党乡及周边地区。
另外，陕西长安，河南浚县、洛阳和江苏丹徒等地都有西周遗址。

⑺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对琉璃河出土的西周燕都遗址的国宝有什么看法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我对琉璃河出土的西周燕都遗址的国宝有着很明显正确的看法

⑻ 新时期至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1.这是学术性的原始社会至宋的古代史笔记。希望对你能有参考价值。http://bbs.ccnu.com.cn/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ccnu.com.cn/viewthread.php%3Ftid%3D1810129
2.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学序列和考古学谱系
http://..com/question/65959337.html
3.考古学体系的逐步建立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全国除福建、新疆两地尚待探寻外，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各个省、区都已找到旧石器时代遗存，并且发现了年代早于北京人的元谋人和蓝田人，提早了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上限。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从喜马拉雅山下至黑龙江畔，到处都有发现。各地发现的200多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代表了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和各个阶段。比较完整的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利用各种手段复原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探索有了一定成果。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全国已发现遗址7000多处 ，作过发掘的有400多处。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 。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又有一定的联系，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并且与仰韶文化有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重要帮助。在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遗构和稻作遗存尤为引人注目，表明这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从很早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东北至新疆的广大边远地区，虽然未能完全弄清当地原始文化的序列和相互关系，但已开始发掘代表性遗址，提出几种文化的命名问题，研究工作开始深入。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远古文化。
青铜铸造业的出现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现有早期铜器标本的科学鉴定表明，中国至迟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比过去只知道殷墟铜器提早了好几百年。为探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灿烂的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连接起来。从1959年起，在同传说中夏人活动关系密切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围绕夏文化问题开展了较多的调查发掘，又对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进行了分期和划分类型的工作。目前虽未取得一致意见，但研究工作已进一步深入。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一带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城内又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很可能是汤都西亳。这座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对夏文化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过去主要限于商代后期和殷墟一地。现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后发现两座当时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同时，扩大了对商人活动范围的认识，北起长城内外，南至长江中游，都曾发现商殷时期的遗迹或遗物。其中较重要的有：黄陂盘龙城遗址、清江吴城遗址、藁城台西遗址、铜山丘湾社祀遗址、益都苏埠屯商墓，以及辽宁喀左、山西石楼、陕西城固、湖南宁乡等地接连出土的铜器。对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都已进行详细的文化分期，又分别发掘宫殿基址、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贵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还出土4000多片刻辞甲骨。对整个商殷时期的文化发展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居住在台湾省的考古学者整理过去殷墟发掘的资料，系统研究所出青铜器等重要遗物，也有很大的成绩。
西周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40多年发展起来的。50年代通过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70年代以来，在周原遗址先后发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发现铜器窖藏。其他地方的重要发掘则有：洛阳东郊的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的燕国早期贵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铜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确的长篇铭文，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是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的实证材料，现已从考古学上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是生铁铸件和块炼铁锻件同时出现。战国时期钢铁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以块炼铁为原料的渗碳钢制品。集中代表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列国都城，几乎都曾作过勘察工作，对其布局情况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各地发掘的几千座东周墓葬，是研究当时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礼制变化情况的宝贵资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蜡法青铜铸件，曾侯乙墓保存完好的整架编钟、编磬和其他乐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锦绣衣物，突出地反映出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铜器铭文和竹简、盟书的大量文字资料，既对文献记载有重要的补充，又使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过去不被重视的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4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年代下限延伸到明代。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已经全面展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工作的项目有：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并且分别对当时的宫殿和其他重要建筑遗迹作过大规模发掘。以后，陆续又对邺城遗址、南宋临安城、三国时代孙吴的武昌城、六朝的建康城、北魏的平城及北宋汴梁城等遗址作过考察。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中国都城建制的演变轮廓，其中包括平面布局、宫城位置、主干大道和里坊制度等，发展变化的规律非常明显。此外，对历代的地方城市也曾进行一定的考察。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陵墓制度，是历史考古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和杜陵门址、寝殿的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通过这些工作，大体明确了陵园平面布局的变化情况。各地发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数以万计，积累资料较多的地区都已分别进行了各代墓葬的编年研究，其中既有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大葆台汉墓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样的高级贵族大墓，又有各级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详细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各地墓葬所出数千方墓志，又对文献记载中的史实有许多补正。
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积累资料较多、取得较好成绩的还有丝织品、度量衡器、漆器、玻璃器等项研究。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也取得重要收获，例如，东北地区的东胡等族遗存，高句丽、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区的匈奴、鲜卑等族遗存；新疆的汉代西域诸国和高昌、突厥等族遗存；云、贵、川地区的西南夷系统青铜文化及南诏、大理遗迹；西藏的吐蕃和古格王国遗迹等。另外，又对额济纳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内蒙古等地区的秦汉长城遗址、新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东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遗址重新进行一定规模的勘察或发掘。这一系列工作，为研究各地古代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阐明广大边疆和内地悠久的历史关系，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
中外关系方面的考古研究也备受重视。对同“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发现，主要是波斯萨珊朝银币、金银器、织锦和东罗马金币、玻璃器等文物。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开展。
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无论是过去已有相当积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战国秦汉简牍、历代石刻和玺印，还是前所未见的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的发现。这方面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同考古学紧密地结合，在全面整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⑼ 西周王城遗址内发现大型墓了吗 墓主确定是谁了 吗

西周都城镐京和丰京一起并称为“丰镐两京”，是西周时代的首都，京城版，作为西周首都沿用权近三百年，又称西都、宗周（前1046年―前771年）。周武王即位后，由丰迁都镐京。
丰镐遗址(丰京、镐京)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斗门镇一带的沣河两岸。为西周都城遗址。丰镐是西周文王所建丰京和武王所建镐京的合称，丰在河西，镐在河东。近年的考古已经基本确定了丰镐的城址和遗址面积，通过多学科的精确定位，确定了丰镐两京的遗址面积总计近17平方公里[1] ，是一个巨型都城遗址。1933年调查发现，1951年起开始发掘。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马王村、洛水村、客省庄等地有夯土建筑基址，客省庄附近的10余座基址，多数在100平方米上下，其中4号基址的面积超过1800平方米。在张家坡、客省庄及普渡村等地发现了墓葬，以及祔葬的车马坑、马坑、牛坑等，总数有1000余座。
1984年在张家坡发掘 3座大、中型墓，其中的157 号墓是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墓中所出铜器有井叔铭文，发掘者认为是井叔的墓葬，位于其两侧的是井叔妻室的墓。井叔应该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地方官员。

⑽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考古发现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是琉璃河商周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墓地位于专城址东南部的黄土坡村。现已属发掘西周时期墓葬共三百多座。墓葬按其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大中型墓都陪葬有车马，随墓主人生前身份高低而在陪葬车马的数量方面有所差别。已发掘的车马坑有数十座，多数为长方形竖穴坑。车皆为独辕双轮。车马坑的方向和车马的相对位置并不固定。马匹排列整齐。坑中多有车马饲饰件。少数车马坑有殉人，殉狗现象。墓地发现两辆带有伞盖的马车，这在我国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尚属首例。
过去，北京被称为“三朝古都”、“四朝古都”或“五朝古都”，玻璃河的考古发现，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由此算来，北京当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古都。1988年，该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市政府决定建馆予以保护和展览，1995年8月建成并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