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君左游记

① 闲话扬州的内容简介

淞沪抗战爆发后，时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随先头部队过了江，临时在扬州中学内办公。易君左在扬州无事可做，遍游扬州的湖光山色，写了一本游记《闲话扬州》。

② 易君左的介绍

易君左，汉寿县人，字家钺，1899年生。易家三代文武兼资，簪缨相续。易君左回少年时就显露出珠玑满腹答、锦绣盈肠的才华，上世纪30年代便以散文集《闲话扬州》闻名于世。他一生著书60余部，题材广泛，体裁多样，艺术上多精美之作，香港文学研究社将他与周作人、林语堂、李广田等名家并列，台湾当代学者称他为“中国现代游记写作第一名家”。其作品拥有千万港台和海外华人读者，在东南亚亦享有盛名，不少篇什选进台湾中学国文教材。其书画均臻上乘，1944年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过书画展。实是中国传统文人中儒家入世、精忠报国的践行者。

③ 易君左的闲话扬州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江苏省政府驻镇江。淞沪抗战爆发后，局势紧张，南京的国民政府准备迁都。镇江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更是抢先一步，将部分机构迁到一江之隔的扬州。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随先头部队过了江，临时在扬州中学内办公。
易君左在扬州无事可做，遍游扬州的湖光山色，写了一本游记《闲话扬州》，交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有两个扬州人，看到书上写的全是扬州的事，便随手翻翻，发现有些话是骂扬州人的，便偷偷带了两本墨迹未干的《闲话扬州》给他们的帮会头子阮五太爷。阮五太爷叫阮慕伯，他排行老五，人称阮五太爷。阮慕伯是清代太傅阮元的后代，盐枭出身，是青帮大亨，长期住在上海，地位仅次于能呼风唤雨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上海、扬州、镇江都有他的徒子徒孙，可谓是位风云人物了。
阮五太爷拿到《闲话扬州》一看，里面确有不少侮辱扬州人的恶语，决定要和易君左较量较量。但是他不出面，而是将书分别寄给扬州的和尚可端和妇女界的首领郭坚忍。这两个人在扬州极有能量，他们一定会出面追究的，因为书中有可端与富婆私通的丑闻，又有侮辱扬州妇女的文字。阮慕伯在寄书的同时，又给他们捎了一句极有分量的口信：“这件小事，由我来办吧！”这话很快传到已迁回镇江的易君左耳朵里。易君左知道阮五太爷的厉害，顿时吓得心惊肉跳，连忙去找厅长周佛海。周佛海明白，黑道上的人说“这件小事由我来办”，就是要把易君左“办掉”，不由得也冒出一身冷汗。人命关天，不能不问，他决定出面周旋。
周佛海和易君左是同乡，又是旅日同学，颇有几分交情。1931年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特地邀请在安徽省民政厅任职的易君左来教育厅帮忙。今天，易君左闯下大祸，他决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他亲自出马，赶到上海，找到阮五太爷说情。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随蒋介石外出视察，是够有面子的大人物了。既然他出面说情，不能不给面子。阮于是说：“周先生放心，对我手下的人，我是约束得住的。不过，扬州民众公愤极大，与易君左对簿公堂恐怕是难免的了。”周佛海一听阮慕伯的口气，知道易君左的命是保住了，官司恐怕还是要吃的，事情还没有了结，不得不做好思想准备。
却说可端和尚和郭坚忍女士看过《闲话扬州》之后，也大为恼怒。
可端是军人出身，在北洋军队任过军职，和蒋介石是同学。后来放下屠刀，皈依佛门。他是扬州长生寺的住持，凭着政治上的特殊关系，他还是中国佛教会理事和九常委之一。北伐军进驻扬州时，全城300多寺庙都驻了军队，唯独长生寺没有驻军，因为可端在寺门口贴了告示：“奉蒋总司令命严禁驻军”。
可端身居佛门，却喜欢拈花惹草。他与一位萧姓盐商的四姨太太勾搭成奸。为了掩人耳目，萧太太出资10万，建了一座愿生寺，让可端当方丈，萧太太后来以居士身份住在寺里，便于二人寻欢作乐。外间人们都是心照不宣。《闲话扬州》上将这桩风流韵事写出来了，并引用了扬州报纸上的一副对联：“潇洒徐娘，竟成居士；风流和尚，何可名端？”在扬州人的心目中，可端的名声并不好。他虽对易君左恨之入骨，却又不好出面闹事。于是，他只好依赖郭坚忍了。
郭坚忍是位思想解放、颇有影响的人物。她办了许多慈善事业，深孚众望，是扬州妇女界的领袖人物。《闲话扬州》中有不少文字对扬州妇女确有侮辱之嫌。如文中写道：扬州之所以出名，一是风景好，二是出盐，三是产女人；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在扬州看不到顶好的姑娘，大概因为好的多出门，留下的就不见怎样高明；扬州出姑娘的原因，由于一种习惯人情和风俗，乃至不以当娼妓为耻；近水者多杨花水性，扬州杨柳特多，且完全水乡见不着山的影子，所以人性轻浮活动，女性尤然。等等。这就大大触犯了扬州人的尊严，伤害了扬州人的感情，尤以妇女界反应最为强烈。因而薄薄一本《闲话扬州》，激起了扬州及其所属七县民众的公愤。于是，以郭坚忍为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俗称“扬州究易团”，由扬州及所属七县工、农、商、妇、医、学各界代表参加，郭坚忍任团长。在“扬州究易团”的幕后，还有两个团体撑腰。一个是上海“旅沪扬州同乡会查究《闲话扬州》委员会”，由阮慕伯领导；一个是“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由大律师戴天球领导。
一切准备就绪后，由首席律师戴天球和韩国华、胡震组成三律师代理诉讼团，上诉江苏地方法院，控诉易君左、中华书局侮辱扬州人人格。法院虽然感到棘手，但还是受理了这起诉讼，并决定于1932年8月7日开庭。
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和易君左深知众怒难犯，不愿打这场官司，于是便四处请人出面调解，想将大事化小，留个面子。
中华书局请出担任过司法次长、内政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驻沪办事处常务委员、大律师薛笃弼出面调解。薛知道，阮慕伯是个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他找到阮慕伯提出四项解决条件：一、中华书局立即停止发行《闲话扬州》；二、向扬州七县人士登报道歉；三、以赠送书籍形式，向扬州人赔偿名誉损失2000元；四、扬州撤销诉讼。但阮慕伯不肯答应。其理由是：“旅沪扬人以兹事重大，非经扬属七县各界全体同意不能擅自决定；在易案未曾解决前，中华书局要求调解坚决拒绝。”让薛笃弼碰了个大钉子。
易君左请出的调解人是洪兰友。洪兰友是扬州三中委（王柏龄、洪兰友、叶秀峰）之一，曾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主任兼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他是扬州实权派人物。洪兰友确实肯为易君左出力，他和陆小波几次去扬州找戴天球说情，希望调解，但都遭到戴天球、郭坚忍的拒绝。于是，调解的希望破灭了，只有等待法庭判决。
江苏地方法院开庭的前一天，“扬州究易团”在扬州商会召开了动员大会。第二天凌晨，“扬州究易团”便聚齐了，他们每人胸前佩带“扬州究易团”的红标，团长郭坚忍手持短杆白三角旗，旗上写有“扬州究易团”5个大字。他们乘船过江。这时，镇江码头上已经聚集了许多迎接他们的记者和群众。扬州同乡会的老人捧酒，妇女送茶，私人汽车和上百辆黄包车免费接送代表团成员，热烈场面催人泪下。因为扬州来的人多，镇江迎接的人也多，闻讯来旁听的更多，法庭上人满为患，几无立足之地。法院唯恐出事，不得不临时加派法警，还电请保安处特务营增派武装士兵，帮助维持秩序，真有如临大敌之势。原告方有郭坚忍及戴天球等人；被告方有易君左、陆费逵及辩护律师。双方摆开阵势，准备唇枪舌战，较量一番。
开庭之后，郭坚忍陈述诉讼要旨，严厉谴责易君左丑化扬州风土，侮辱扬州人人格的行为。最后她说：“易君左故意诽谤，妨害百姓，已昭然若揭。现扬属妇女，已嫁者受其家属歧视，有女者不能嫁，教师也不能当，乃至将来全体妇女失业无所依归，前途岂堪设想。我受扬属七县妇女的委托，自知责任重大，请法庭对扬属妇女生活生存加以援救，将易君左等依法严惩，以平民愤。”郭坚忍陈述之后，易君左也有气无力地说：“本人撰写《闲话扬州》一书，纯系完全善意，仅为描写生活性质，与故意诽谤他人不同。且此书现已停售，希望扬属人士谅解，也请庭上明察，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机智地说：“本人为中华书局总经理，仅司全部行政权限，编辑书稿及审核稿件，另有专人负责。现该负责人已偕来庭上，法庭如需询问，即可应询。”
庭长周宝初知道，这宗案子台前幕后情况复杂，双方都得罪不起；且围观人多，气氛紧张，若双方争论下去，恐生事端。于是他抱定一个宗旨：慢慢来，拖下去。原告、被告陈述之后，法官既没有询问编辑，也没有让双方律师说话，便快刀斩乱麻地宣布：“本案案情复杂，改期续审，退庭！”
周宝初想敷衍，扬州人却不答应。他一宣布退庭，“扬州究易团”和旁听席上的群众立即骚动起来。有的喊：“将易君左关押起来！”有的喊：“打死这个小杂种！”法警怕出乱子，连忙上前劝阻，结果越劝越乱。周宝初一见形势十分严重，急忙暗中示意将被告易君左从后门带出去，自己也躲到休息室去了。于是，人们便集中在法院天井里，继续要求严惩易君左，并与法警闹起纠纷。扬州方面的大律师戴天球觉得，万一群众情绪控制不住，做出过激行动，事情反而难以收拾。于是他找到周宝初，说：“易君左可以不关押，将其交保；要严惩叱斥原告方及旁听群众的法警，缓和局势。”周宝初知道众怒难犯，既然扬州方面提出这些要求，可以满足，以息事宁人。于是，他宣布将易君左监视居住，表面上也对法警作了严厉批评。这样，《闲话扬州》一案的第一次开庭，就这样在一片闹哄哄的吵骂声中收场了。
《闲话扬州》一案虽然闹得沸沸扬扬，但文化界却反应迟钝。直到第一次开庭之后，报端上才见到一些名人的文章。杜重远、朱自清都是对易君左持批评态度；鲁迅认为中国人都是爱故乡的，但对《闲话扬州》没有提过多的批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报章名人的议论，并没有影响扬州人对易君左的追究。江苏地方法院在扬州公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决定在8月30日第二次开庭。
为了做好准备，8月26日扬州各界及京、沪、镇的扬州同乡会代表聚集在扬州商会举行联席会议。令大家迷惑不解的是，“扬州究易团”团长郭坚忍没有出席会议。戴天球、韩国华二位律师在谈及第二次开庭准备工作时，调子也变低了。他们不谈追究方法，只说办案的难处及被告请求调解的条件。
起初，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并不知道事情有了急转弯，他们还蒙在鼓里。原来，案子的幕后操纵人已经走到台前来了。
人们开始只知道《闲话扬州》风波的幕后人是阮慕伯阮五太爷，不知道幕后的幕后还有一个被称之为“广陵王”的王柏龄。王柏龄是蒋介石在保定速成学校和日本振武学校的老同学。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应陈英士电邀回国，王柏龄、张群和他一起回国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蒋介石受命初建黄埔军校，其时全校只有3名将官，就是中将蒋介石和少将王柏龄、何应钦。王柏龄一直就是蒋介石的亲信和挚友。后因王柏龄老吃败仗，蒋介石也不得不将其撤职，但没有查办，让他闲居扬州。而他头上还留有三道光环：江苏省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因而在扬州还是一个说话管用的人物，人称“广陵王”、“土皇帝”。《闲话扬州》风波的扬州幕后支持者就是王柏龄。
《闲话扬州》的风波闹得震惊全国，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也是始料不及的。而惹起事端的又是他的部下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如果再闹下去连他这个主席的面子也难卸。于是，他便出面找王柏龄出来周旋。
陈果夫和王柏龄同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王柏龄任少将教授部主任时，陈果夫才是一个负责在上海招生及通讯采购工作的无名小卒。可如今陈氏兄弟政治势力之大，连王柏龄也不敢不买账了。所以陈果夫一出面，王柏龄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台前。他知道，扬州方面只要做通郭坚忍的工作，事情便十有八九了。于是他屈尊亲自去北柳巷板桥一号拜望郭坚忍，说：“省里陈主席对扬州这件事很关心，希望不要闹大，特地托我向郭老师斡旋。”郭坚忍当时是扬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所以王柏龄称她为老师。郭坚忍见到一向支持她的王柏龄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思想没有一点准备，因此表情严肃地说：“你也有母亲姐妹，能让他易君左公然侮辱么?这事已弄得全国皆知，省府用这种人在教育厅做事，还能编审出什么好书?难道陈主席就没有责任吗?扬州各界对易君左极其愤恨，想大事化小，我没有这个力量。”王柏龄一再耐心劝说，郭坚忍深知没有王柏龄、阮慕伯这样的人撑腰，这场官司是打不赢的。权衡再三，郭坚忍最后提出了最低要求：一、省政府撤销易君左的职务；二、易君左必须向扬州及苏北人登报道歉；三、中华书局必须销毁《闲话扬州》，负责人登报道歉。王柏龄认为这个要求不为苛刻，容易办到，次日便急急赶到镇江向陈果夫复命了。正因为调解成功，所以江苏地方法院决定8月30日开庭。也正因为郭坚忍知道这个官司没有什么打头了，所以没有出席8月26日在扬州商会举行的各界代表联席会。
王柏龄一出面，上海方面的阮慕伯就不好再闹了。8月26日的这次联席会上，一致推派阮慕伯和王柏龄为联席会总代表，负责调解交涉事宜。他们由幕后走到了台前。联席会上也同意了调解条件：易君左在京、沪、镇及扬属七县报纸封面上道歉，并辞职离开江苏；中华书局也在上述各报登报道歉，向扬属七县民教馆赠送价值2500元的书籍。与此同时，也同意了向可端和尚道歉、赠匾的条件。
水到渠成，江苏地方法院如期进行第二次开庭。实际上这已是一出做做样子的过场戏了。除了中华书局的陆费逵老老实实如期赶来出庭外，其他原告、被告均未出庭。于是，庭长周宝初如释重负，当即宣布：“鉴于原告、被告均未到庭，本庭暂时休庭。”
陈果夫虽然同意了扬州提出的条件，但他还是和走到前台的王柏龄、阮慕伯一番讨价还价，打了不少折扣。最后，易君左辞去了在江苏省教育厅的职务，只在《新江苏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敬启者：君左去年曾著《闲话扬州》一书，本属游记小品，其中见闻不周，观察疏略，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颇多失实之处，以致激起扬州人士之公愤，引起纠纷。事后详加检点，亦自觉下笔轻率，实铸大错，抚躬自省，以明心志。荷蒙中委王茂如(柏龄)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善意，爱惜君左之苦心，不辞烦累，毅然出面斡旋；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自责之诚意，承蒙谅解，撤回诉讼。谨此公布，诸希鉴谅为幸!”
易君左威风扫地，中华书局破财消灾，扬州人也挽回了面子。闹哄哄达半年之久的《闲话扬州》风波的活剧，终于草草地落下了帷幕。

④ 闲话扬州的《闲话扬州》风波的台前幕后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江苏省政府驻镇江。淞沪抗战爆发后，局势紧张，南京的国民政府准备迁都。镇江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更是抢先一步，将部分机构迁到一江之隔的扬州。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随先头部队过了江，临时在扬州中学内办公。
易君左在扬州无事可做，遍游扬州的湖光山色，写了一本游记《闲话扬州》，交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有两个扬州人，看到书上写的全是扬州的事，便随手翻翻，发现有些话是骂扬州人的，便偷偷带了两本墨迹未干的《闲话扬州》给他们的帮会头子阮五太爷。阮五太爷叫阮慕伯，他排行老五，人称阮五太爷。阮慕伯是清代太傅阮元的后代，盐枭出身，是青帮大亨，长期住在上海，地位仅次于能呼风唤雨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上海、扬州、镇江都有他的徒子徒孙，可谓是位风云人物了。
阮五太爷拿到《闲话扬州》一看，里面确有不少侮辱扬州人的恶语，决定要和易君左较量较量。但是他不出面，而是将书分别寄给扬州的和尚可端和妇女界的首领郭坚忍。这两个人在扬州极有能量，他们一定会出面追究的，因为书中有可端与富婆私通的丑闻，又有侮辱扬州妇女的文字。阮慕伯在寄书的同时，又给他们捎了一句极有分量的口信：“这件小事，由我来办吧！”这话很快传到已迁回镇江的易君左耳朵里。易君左知道阮五太爷的厉害，顿时吓得心惊肉跳，连忙去找厅长周佛海。周佛海明白，黑道上的人说“这件小事由我来办”，就是要把易君左“办掉”，不由得也冒出一身冷汗。人命关天，不能不问，他决定出面周旋。
周佛海和易君左是同乡，又是旅日同学，颇有几分交情。1931年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特地邀请在安徽省民政厅任职的易君左来教育厅帮忙。今天，易君左闯下大祸，他决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他亲自出马，赶到上海，找到阮五太爷说情。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随蒋介石外出视察，是够有面子的大人物了。既然他出面说情，不能不给面子。阮于是说：“周先生放心，对我手下的人，我是约束得住的。不过，扬州民众公愤极大，与易君左对簿公堂恐怕是难免的了。”周佛海一听阮慕伯的口气，知道易君左的命是保住了，官司恐怕还是要吃的，事情还没有了结，不得不做好思想准备。
却说可端和尚和郭坚忍女士看过《闲话扬州》之后，也大为恼怒。
可端是军人出身，在北洋军队任过军职，和蒋介石是同学。后来放下屠刀，皈依佛门。他是扬州长生寺的住持，凭着政治上的特殊关系，他还是中国佛教会理事和九常委之一。北伐军进驻扬州时，全城300多寺庙都驻了军队，唯独长生寺没有驻军，因为可端在寺门口贴了告示：“奉蒋总司令命严禁驻军”。
可端身居佛门，却喜欢拈花惹草。他与一位萧姓盐商的四姨太太勾搭成奸。为了掩人耳目，萧太太出资10万，建了一座愿生寺，让可端当方丈，萧太太后来以居士身份住在寺里，便于二人寻欢作乐。外间人们都是心照不宣。《闲话扬州》上将这桩风流韵事写出来了，并引用了扬州报纸上的一副对联：“潇洒徐娘，竟成居士；风流和尚，何可名端？”在扬州人的心目中，可端的名声并不好。他虽对易君左恨之入骨，却又不好出面闹事。于是，他只好依赖郭坚忍了。
郭坚忍是位思想解放、颇有影响的人物。她办了许多慈善事业，深孚众望，是扬州妇女界的领袖人物。《闲话扬州》中有不少文字对扬州妇女确有侮辱之嫌。如文中写道：扬州之所以出名，一是风景好，二是出盐，三是产女人；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在扬州看不到顶好的姑娘，大概因为好的多出门，留下的就不见怎样高明；扬州出姑娘的原因，由于一种习惯人情和风俗，乃至不以当娼妓为耻；近水者多杨花水性，扬州杨柳特多，且完全水乡见不着山的影子，所以人性轻浮活动，女性尤然。等等。这就大大触犯了扬州人的尊严，伤害了扬州人的感情，尤以妇女界反应最为强烈。因而薄薄一本《闲话扬州》，激起了扬州及其所属七县民众的公愤。于是，以郭坚忍为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俗称“扬州究易团”，由扬州及所属七县工、农、商、妇、医、学各界代表参加，郭坚忍任团长。在“扬州究易团”的幕后，还有两个团体撑腰。一个是上海“旅沪扬州同乡会查究《闲话扬州》委员会”，由阮慕伯领导；一个是“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由大律师戴天球领导。
一切准备就绪后，由首席律师戴天球和韩国华、胡震组成三律师代理诉讼团，上诉江苏地方法院，控诉易君左、中华书局侮辱扬州人人格。法院虽然感到棘手，但还是受理了这起诉讼，并决定于1932年8月7日开庭。
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和易君左深知众怒难犯，不愿打这场官司，于是便四处请人出面调解，想将大事化小，留个面子。
中华书局请出担任过司法次长、内政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驻沪办事处常务委员、大律师薛笃弼出面调解。薛知道，阮慕伯是个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他找到阮慕伯提出四项解决条件：一、中华书局立即停止发行《闲话扬州》；二、向扬州七县人士登报道歉；三、以赠送书籍形式，向扬州人赔偿名誉损失2000元；四、扬州撤销诉讼。但阮慕伯不肯答应。其理由是：“旅沪扬人以兹事重大，非经扬属七县各界全体同意不能擅自决定；在易案未曾解决前，中华书局要求调解坚决拒绝。”让薛笃弼碰了个大钉子。
易君左请出的调解人是洪兰友。洪兰友是扬州三中委（王柏龄、洪兰友、叶秀峰）之一，曾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主任兼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他是扬州实权派人物。洪兰友确实肯为易君左出力，他和陆小波几次去扬州找戴天球说情，希望调解，但都遭到戴天球、郭坚忍的拒绝。于是，调解的希望破灭了，只有等待法庭判决。
江苏地方法院开庭的前一天，“扬州究易团”在扬州商会召开了动员大会。第二天凌晨，“扬州究易团”便聚齐了，他们每人胸前佩带“扬州究易团”的红标，团长郭坚忍手持短杆白三角旗，旗上写有“扬州究易团”5个大字。他们乘船过江。这时，镇江码头上已经聚集了许多迎接他们的记者和群众。扬州同乡会的老人捧酒，妇女送茶，私人汽车和上百辆黄包车免费接送代表团成员，热烈场面催人泪下。因为扬州来的人多，镇江迎接的人也多，闻讯来旁听的更多，法庭上人满为患，几无立足之地。法院唯恐出事，不得不临时加派法警，还电请保安处特务营增派武装士兵，帮助维持秩序，真有如临大敌之势。原告方有郭坚忍及戴天球等人；被告方有易君左、陆费逵及辩护律师。双方摆开阵势，准备唇枪舌战，较量一番。
开庭之后，郭坚忍陈述诉讼要旨，严厉谴责易君左丑化扬州风土，侮辱扬州人人格的行为。最后她说：“易君左故意诽谤，妨害百姓，已昭然若揭。现扬属妇女，已嫁者受其家属歧视，有女者不能嫁，教师也不能当，乃至将来全体妇女失业无所依归，前途岂堪设想。我受扬属七县妇女的委托，自知责任重大，请法庭对扬属妇女生活生存加以援救，将易君左等依法严惩，以平民愤。”郭坚忍陈述之后，易君左也有气无力地说：“本人撰写《闲话扬州》一书，纯系完全善意，仅为描写生活性质，与故意诽谤他人不同。且此书现已停售，希望扬属人士谅解，也请庭上明察，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机智地说：“本人为中华书局总经理，仅司全部行政权限，编辑书稿及审核稿件，另有专人负责。现该负责人已偕来庭上，法庭如需询问，即可应询。”
庭长周宝初知道，这宗案子台前幕后情况复杂，双方都得罪不起；且围观人多，气氛紧张，若双方争论下去，恐生事端。于是他抱定一个宗旨：慢慢来，拖下去。原告、被告陈述之后，法官既没有询问编辑，也没有让双方律师说话，便快刀斩乱麻地宣布：“本案案情复杂，改期续审，退庭！”
周宝初想敷衍，扬州人却不答应。他一宣布退庭，“扬州究易团”和旁听席上的群众立即骚动起来。有的喊：“将易君左关押起来！”有的喊：“打死这个小杂种！”法警怕出乱子，连忙上前劝阻，结果越劝越乱。周宝初一见形势十分严重，急忙暗中示意将被告易君左从后门带出去，自己也躲到休息室去了。于是，人们便集中在法院天井里，继续要求严惩易君左，并与法警闹起纠纷。扬州方面的大律师戴天球觉得，万一群众情绪控制不住，做出过激行动，事情反而难以收拾。于是他找到周宝初，说：“易君左可以不关押，将其交保；要严惩叱斥原告方及旁听群众的法警，缓和局势。”周宝初知道众怒难犯，既然扬州方面提出这些要求，可以满足，以息事宁人。于是，他宣布将易君左监视居住，表面上也对法警作了严厉批评。这样，《闲话扬州》一案的第一次开庭，就这样在一片闹哄哄的吵骂声中收场了。
《闲话扬州》一案虽然闹得沸沸扬扬，但文化界却反应迟钝。直到第一次开庭之后，报端上才见到一些名人的文章。杜重远、朱自清都是对易君左持批评态度；鲁迅认为中国人都是爱故乡的，但对《闲话扬州》没有提过多的批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报章名人的议论，并没有影响扬州人对易君左的追究。江苏地方法院在扬州公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决定在8月30日第二次开庭。
为了做好准备，8月26日扬州各界及京、沪、镇的扬州同乡会代表聚集在扬州商会举行联席会议。令大家迷惑不解的是，“扬州究易团”团长郭坚忍没有出席会议。戴天球、韩国华二位律师在谈及第二次开庭准备工作时，调子也变低了。他们不谈追究方法，只说办案的难处及被告请求调解的条件。
起初，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并不知道事情有了急转弯，他们还蒙在鼓里。原来，案子的幕后操纵人已经走到台前来了。
人们开始只知道《闲话扬州》风波的幕后人是阮慕伯阮五太爷，不知道幕后的幕后还有一个被称之为“广陵王”的王柏龄。王柏龄是蒋介石在保定速成学校和日本振武学校的老同学。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应陈英士电邀回国，王柏龄、张群和他一起回国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蒋介石受命初建黄埔军校，其时全校只有3名将官，就是中将蒋介石和少将王柏龄、何应钦。王柏龄一直就是蒋介石的亲信和挚友。后因王柏龄老吃败仗，蒋介石也不得不将其撤职，但没有查办，让他闲居扬州。而他头上还留有三道光环：江苏省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因而在扬州还是一个说话管用的人物，人称“广陵王”、“土皇帝”。《闲话扬州》风波的扬州幕后支持者就是王柏龄。
《闲话扬州》的风波闹得震惊全国，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也是始料不及的。而惹起事端的又是他的部下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如果再闹下去连他这个主席的面子也难卸。于是，他便出面找王柏龄出来周旋。
陈果夫和王柏龄同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王柏龄任少将教授部主任时，陈果夫才是一个负责在上海招生及通讯采购工作的无名小卒。可如今陈氏兄弟政治势力之大，连王柏龄也不敢不买账了。所以陈果夫一出面，王柏龄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台前。他知道，扬州方面只要做通郭坚忍的工作，事情便十有八九了。于是他屈尊亲自去北柳巷板桥一号拜望郭坚忍，说：“省里陈主席对扬州这件事很关心，希望不要闹大，特地托我向郭老师斡旋。”郭坚忍当时是扬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所以王柏龄称她为老师。郭坚忍见到一向支持她的王柏龄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思想没有一点准备，因此表情严肃地说：“你也有母亲姐妹，能让他易君左公然侮辱么?这事已弄得全国皆知，省府用这种人在教育厅做事，还能编审出什么好书?难道陈主席就没有责任吗?扬州各界对易君左极其愤恨，想大事化小，我没有这个力量。”王柏龄一再耐心劝说，郭坚忍深知没有王柏龄、阮慕伯这样的人撑腰，这场官司是打不赢的。权衡再三，郭坚忍最后提出了最低要求：一、省政府撤销易君左的职务；二、易君左必须向扬州及苏北人登报道歉；三、中华书局必须销毁《闲话扬州》，负责人登报道歉。王柏龄认为这个要求不为苛刻，容易办到，次日便急急赶到镇江向陈果夫复命了。正因为调解成功，所以江苏地方法院决定8月30日开庭。也正因为郭坚忍知道这个官司没有什么打头了，所以没有出席8月26日在扬州商会举行的各界代表联席会。
王柏龄一出面，上海方面的阮慕伯就不好再闹了。8月26日的这次联席会上，一致推派阮慕伯和王柏龄为联席会总代表，负责调解交涉事宜。他们由幕后走到了台前。联席会上也同意了调解条件：易君左在京、沪、镇及扬属七县报纸封面上道歉，并辞职离开江苏；中华书局也在上述各报登报道歉，向扬属七县民教馆赠送价值2500元的书籍。与此同时，也同意了向可端和尚道歉、赠匾的条件。
水到渠成，江苏地方法院如期进行第二次开庭。实际上这已是一出做做样子的过场戏了。除了中华书局的陆费逵老老实实如期赶来出庭外，其他原告、被告均未出庭。于是，庭长周宝初如释重负，当即宣布：“鉴于原告、被告均未到庭，本庭暂时休庭。”
陈果夫虽然同意了扬州提出的条件，但他还是和走到前台的王柏龄、阮慕伯一番讨价还价，打了不少折扣。最后，易君左辞去了在江苏省教育厅的职务，只在《新江苏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敬启者：君左去年曾著《闲话扬州》一书，本属游记小品，其中见闻不周，观察疏略，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颇多失实之处，以致激起扬州人士之公愤，引起纠纷。事后详加检点，亦自觉下笔轻率，实铸大错，抚躬自省，以明心志。荷蒙中委王茂如(柏龄)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善意，爱惜君左之苦心，不辞烦累，毅然出面斡旋；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自责之诚意，承蒙谅解，撤回诉讼。谨此公布，诸希鉴谅为幸!”
易君左威风扫地，中华书局破财消灾，扬州人也挽回了面子。闹哄哄达半年之久的《闲话扬州》风波的活剧，终于草草地落下了帷幕。

⑤ 民国时与郭摩若同名的是

易君左（1899─1972），湖南省汉寿县人，北京大学文学士、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留学回国后，长年在国民党军政界擅从报业文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9年底去台湾，嗣后，辗转香港、台湾，在大学任教，兼任中华诗社社长，历经世变。易君左家学渊源，才高资绝，成名早，享名久，成就高。为文、为诗、为书、为画，无不精工。文著60余种，数千万言，诗词、游记、传记、随笔、剧本广涉博猎，信手天成，书画法古出新，卓尔不凡，为文坛奇人。
香港文学研究社将他与郁达夫、郭沫若、周作人、林语堂、李广田等名家并列，台湾当代学者称他为“中国现代游记写作第一名家”。

⑥ 一千字的郁达夫事迹

病酒情怀 仲则风骨的郁达夫

——如果单单着眼于他的所谓哀艳情事，计较他的文人无行，津津乐道而不及其余，那么我们真可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在名家林立、众若繁星的中国现代文坛上，郁达夫总是一个异数。超乎一流的文学禀赋与创造力，颠沛流离的不幸人生，妻离子丧的悲酸家事，生前闻名、身后却异样的落寞寂寥，通通会聚于他的一身，令人慨叹不置。翻开他的书册，不甚高大的颀长而瘦削的身材，嘴角唇边微微漾起的浅笑，齐整中略带蓬乱的短发，已然将他的形象分明地勾勒出来，可是他的思想、他为家国忧为民族存亡而矢志奋争的不屈气节，以及脍炙人口的诸多名篇佳作，却值得今人反复咀嚼回味，兼以作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郭沫若引李初梨的话来评价郁达夫，实在恰切不过。他曾对徐志摩说过:“我不是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实则，貌似颓唐派的郁达夫，时常引文天祥、陆秀夫为心仪的前贤，他非但是一个作家，更是一名战场上勇于驱遣自己的不折不扣的战士。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郁达夫殉国六十周年，明年又是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光流转已一甲子，谈一谈曾经的郁达夫，他的人和事，总是有一定必要的罢。

诗文小说且排座
与郁达夫同龄的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予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揄扬备至，以为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足与鲁迅、田汉鼎足而三立。洵为的论。
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植根于黄仲则、龚定庵，更远接宋人，七言无论律诗绝句，凡有作皆风味醇厚，遒劲中饶具妩媚之气韵，意境宽厚博大、雄浑瑰丽，虽时时处处有愁怨二字在，譬如“薄寒天气秋刚半，病酒情怀月正中”、“相逢仍在水边楼，不诉欢娱欲诉愁”一类，袒露的虽是自家心境，推广放射开去，更可见对家国社稷的一片忠心寄托。郁达夫的诗，既具中国古典诗歌之神韵，也不乏感时忧怀的具备浓郁生活气息的佳作。即以《毁家诗纪》诗十九首词一阕来说，虽满溢着怨尤激愤的情绪，不过静心读来，分明可见宋人的心迹。饶是如此，我以为坐得上他文章著述中头把交椅的，却还是他的散文与游记一类的闲笔文章。
他的散文，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性，率真坦荡的剖白、自然流露的抒情，入微的心理描写，精彩的艺文短章，写景记人、讲述一己苦闷愁虑的心事，宛如行云流水，笔致中毫无阻滞停留，汩汩泻出，《回忆鲁迅》、《悼胞兄曼陀》、《还乡记》、《记风雨茅庐》，无不描摹生动，譬如，“雁荡山中的秋月，天柱峰头的月亮，我想就是今天明天，一处也不游，便尔回去，也尽可以交代得过去，说一声’不虚此行了，另外还更希望什么呢？”（《雁荡山的秋月》）“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生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故都的秋》）那明亮清澈的山中秋月，那肃穆萧飒的晚秋意境，令人印象深邃，挥之不去，读后全身都有舒爽淋漓之感，真不得不佩服他笔致的高妙轻灵。
与散文游记并为郁达夫文学创作双峰的，无疑是小说了。开山力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自可不必去说，单就篇幅极简、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为例，在这部小说中，郁达夫将黄仲则与洪稚存分别比附为自己和郭沫若，将为提督学政朱笥河奉作上宾的大考据家戴东原，影射当时红极一时的胡适博士，春秋笔法一望可知，昭示出他超绝的创造力。
一九三八年末，为避战乱，郁达夫携眷到新加坡，主持《星洲日报》副刊的编务，在远离祖国“万里投荒”的海外战场上，“站在摇晃的擂台上和一群打手去拼搏”，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与文艺杂论，孤军奋战、以笔为刀，激发华侨爱国抗日的情绪与行动，于抗战文艺的推进有着莫大的助益。
总而论之，郁达夫的诗文著述不独高产丰厚，更具浓郁的文士情致，兼带深刻的感悟与思想，诚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员猛将，庶几可方之为帅才也。

梦中情事太荒唐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的午后，晴暖如小阳春的时节，在上海尚贤里好友孙百刚的寓所中，郁达夫邂逅了他五百年前的风流债主——寄寓在孙家的杭州小姐王映霞。一见倾心，畅谈之后意犹未尽，还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饭，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周到细致，可谓备极殷勤。要知道，此时的达夫已然魂魄不在，早为伊人痴狂了。在当晚的日记中他作了如实“招供”，“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痴迷狂乱，一表无遗。
此后，频频地往还孙寓邀约与王见面，更似中了魔魇一般，屡屡发信吐诉爱慕，经历了一番战战兢兢、近乎绝望的守候之后，他的心愿终得顺遂，才子抱得美人归，造就了文坛上一段难得的佳话。之后的数年间，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承袭着钱牧斋柳如是的风流余韵，在极一时山水名胜的杭州及浙东一带，着实过了一阵逍遥适意，堪比天仙的好日子。
惜乎胜地不常，盛筵难再。一九三六年初，伴随着战乱的炮火和日寇的铁蹄来袭，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赴闽一游，并为任命为省政府参议。当年春天移居杭州后，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暧昧情事，也渐次浮上了水面，郁王之间生出了口角龌龊，后经杭州市市长周企虞等居间调停，夫妇双方达成《协议书》和解，暂时性地规避了家难。身为受辱的一方，郁达夫自然不能甘心情愿，开始酝酿组诗《毁家诗纪》的写作，一抒胸中的愤懑与愁怨。三年之后，全诗成，并发布于香港《大风》创刊一周年特大号上，大有使天下人共知之、同讨之的大气概。《毁家诗纪》的发布，拉启了郁王婚姻分崩离析的序幕，敲响了这对旷世怨侣分道扬镳的钟声，也为郁达夫最终的去国远游、命丧异邦埋下了伏笔。
《毁家诗纪》一出，四方哗然。“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鸠占凤巢，心情之痛恨剀切不难窥见。在《金丝雀》诗五首中的一首里，他另写道，“白日相思觉梦长，梦中情事太荒唐。早知骨里藏红豆，悔驾天风出帝乡”，大有悔不当初的自责情绪在。只是，回首当时已枉然。
对于郁王的婚变，世人各有说法。郭沫若与曹聚仁的看法似趋一致，是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郭沫若的看法还算客观实在。曹聚仁的观点甚或就带有些许的幸灾乐祸了，他转引易君左的话说，“但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 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仿佛达夫之做’乌龟，乃是命定了的呢，”
曹聚仁的这一观点颇有些令人费解，且不说郁达夫将《毁家诗纪》刊发于《大风》是否属“粗糙恶劣”的举动（况且这也正是他本真率性的一面，勇于剖白自己给世人，是否“家丑”，在他是不计的），单单说郁王之间，究竟是谁令谁难堪？王映霞果真冰清玉洁、一尘不少染的话，空穴又从何处来风？郁达夫又从何捕风捉影，闹得子散妻离？她和许绍棣之间果真就是分分明明、毫无瓜葛，真是外界中伤了她？内中因由不须多论，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罢。
戚君宜在《大师与校花》一文中，认为“毁家” 完全是由于王映霞的“红杏出墙”，愚见以为其分析公允恰当。世人总以为郁达夫是颓废派的典型代表，如同他小说中的诸多主人公一般，是自虐倾向明显的人，是神经质的疯子，行为乖张怪僻，说得更坏一些，近乎狭邪阴鸷，而寄予王映霞这一表面上的弱女子以相当的同情和体恤，不能不说是一大曲解。郁王婚姻的悲剧并最终导致双方感情的决裂，郁达夫《毁家诗纪》的公开发布，诚然起了近乎核裂变的至大作用，且直接致使双方撕破面皮，由曩昔热恋的情侣转为陌路的仇人，但我们不可忘记，是王映霞“举动粗糙恶劣”“红杏出墙”在前，才有郁达夫“暴露成性”“屡屡不休的’宣扬家丑”在后，因果先后的次序不可颠倒错乱，否则，便是图了一时的口舌之快，厚诬了前人先辈。
王映霞的不幸之处，不在于《毁家诗纪》的令她难堪，在于她遇着了郁达夫。她若遇见了旁人，那人遇见了这一类令他蒙羞之事，碍于夫妻名分，或许就甘愿做了“乌龟”，缄口默不作声了，可是她却遇见了郁达夫，一个所谓的带有些神经质的“疯子”诗人。于是，一场开局在意料之中而结尾却逸出想像之外的好戏登台了。这，或许倒是曹聚仁们所乐见并很高兴引为谈助的。闲话到了这里，真不免要为达夫一叹。

⑦ 好像学过一篇课文，是和黄山游记有关的

黄山散记 我们的山河 对易君左先生的游记，情有独钟，几乎他所写的游记，我都爱看，易君左是游记大家。 记忆中，易君左的游记集《祖国山河》的开篇，便是黄山。 易君左在以《奇松怪石画黄山》为题的文章中，开首是这样写的： “黄山，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一座山。” 我不知到底易君左走了多少座山，他在作出这个结论之后时，曾把黄山与中国其它名山相比较。他写道： “黄山以松石胜，无华（山）之危而有其磅磅，无岱（泰山）之拙而有其庄严，无衡（山）之卑而有其抗直，无庐（山）之粗暴而有其雄奇，是天上之仙翁，亦山中之圣品。” 说黄山是中国山岳之魁首，相信无人会反对。 但，易君左先生未走遍外国的山，而称黄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未免包涵着感情的成分。 倒是当代知名的意大利旅行家索玛菲尼，在游历过世界各大名山后，几年前偕他的孙女登上黄山感慨道： “在我一生中，黄山恐怕是能看到的最后一座名山了，但也是最美的一座山！” 黄山于我的印象是，它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是一座世界最大最雄奇的天然景色。 黄山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我是后来者。 从黄山下来，我们都带回一技拐杖——那是征服黄山的象征。 此外，我们还带回来满腔的豪情。 这豪情是源放黄山是属于“天之都”，也是我们的祖国河山！ 黄山松的精神 黄山松，是与怪石、云海、温泉并列的黄山四绝之一。 黄山有“无峰非石，无石不松”之称。 往往在危岩绝壁、鸟儿罕至的地方，倏地迸出一棵古松，枝干似虬龙，盘根错节，风姿卓然。 黄山松不乏长在峭壁岩隙之间，与一般人们常见的马尾松不一样。 它的特点是针叶短粗而稠密，顶平如削，干曲枝虬，苍翠而奇特。它的形状或立或卧或俯或仰不等，百态千姿，屹然独茂。 黄山的迎客松最享盛名。它耸立放玉屏楼东，文殊洞顶上，它体态魁梧，伸出一技长长的桠，低垂在文殊洞口，酷似一位殷勤的主人伸出手臂，迎接远方的客人。 被徐霞客许为“黄山绝胜处”的左右天都峰和莲花峰，则有迎客、陪客、送客等松环绕前面，盎然生姿。 最引人入胜的是接引松和探海松。 前者长在始信峰上的仙人桥畔石隙间，一技蔓长的松桠伸过桥来，恍惚接引游人过桥：后者生于天都峰的悬崖上，硬生出一技松丫下伸前海，宛如探取海中之物，既险且奇！ 最奇特的要数蒲团松和梦笔生花松。 蒲团松的枝桠均集中在顶部朝四周平伸，茂密的针松把松顶铺陈得平平整整，状如蒲团，直径约八、九米，人可盘膝而坐。梦笔生花松位于北海散花坞中，有一笔直如巨柱的石峰矗立在松海中，远看犹如一支粗大的毛笔，而在“笔端”之上，一棵松树从石缝中盘旋而上，恍若一簇盛开的鲜花。“梦笔生花”之名由此不胫而走。黄山松根长得深，能吸收贫瘠土壤的有机物，叶针短小，能避免水分大量蒸发，而且大风刮来也较少阻力。根深叶茂，耐风沙、抗奇寒，具百折不挠的顽强生命力，正是黄山松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的精神！ 怪石与巧石 黄山的四绝之中，怪石是一大绝！ 黄山从东海到西海，触目可见层峰叠蟑，怪石嵯峨林立。黄山现在的风景游览区，面积达一百五十四平方公里，山势以天平矼为界：矼南为前山，矼北为后山。前山雄伟，南侧以陡峭的斜坡直插逍遥谷底：后山秀丽，北侧悬崖千丈，直落太平县低丘盆地，巍峨峭拔。在波澜壮阔的峰海里，巧石崛起其间，姿态撩人。这些巧石如出自能工巧匠之手，千姿百态，有似人的、似禽的、似兽的、似物的，甚至似神仙的，逼真逗趣。 我们路过半山寺，抬头便见一只头朝天门坎、振翅欲啼的公鸡，这是巧石之一：金鸡叫天门。 我们在王屏顶遥看莲花峰，峰顶的巧石如一只孔雀曳着美丽的长尾巴，紧紧偎依在巨大的状似花蕾的石上，正仰首回望劈地擎天的莲花峰。 莲花峰海拔一千八百六十公尺，是黄山的主峰，耸拔放群峰之上，远看如一朵含苞欲放的新莲，只见天风吹拂，白云浮翔，孔雀如欲展翅乘风而去，蔚成一奇景：“孔雀戏莲花”。 在“黄山第一处”的玉屏楼前，我们可从东侧眺望“松鼠跳天都”。只见一面是气势磅礁的天都峰拔地而起，苍松郁郁，岗石层叠，恍如仙山城廓；另一面是与之对峙相望的耕云峰，峰上有一巧石如调皮的松鼠，翘着尾巴儿，仿佛要跳过万丈巨壑，去有“天上都会”之称的天都峰游玩。 我们在光明顶上望鳌鱼峰，可看到一块巨大巧石，如鳌鱼漫游海面，鳌鱼上还驮着金龟：而从另一角度——百步云梯前望，却见一条鳌张着大口，欲把状似螺蛳的巧石一口吞下。这便是“鳌鱼吃螺蛳”的奇景了。 黄山的巧石多如天上的星星，如“猪八戒吃西瓜”、“老僧入定”、“仙人晒靴”、“猴子捧松”……不胜枚举活灵活现。 我们只能惊叹于大自然这巧匠！ 筑天梯记 读过易君左的《奇松怪石画黄山》，其中有一段话，在记忆中是颇深刻的： “天都峰最高最险处为青龙脊，一如华山之苍龙岭，脊势如刀背，宽仅一尺，长逾二寻，崖岸险绝，壁裂千仞。” 这就是有名的“鲫鱼背”。黄山有“人间仙境”之称。但要登上伟、奇、幻、险的“仙境”谈何容易，攀登者先要登上“自石壁外无路，自岩窦外无宫”的天梯。 人类不会效法仙人腾云驾雾，只好自造天梯，明代地理学家曾写道： “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这是古法凿路。但“鲫鱼背”则是黄山最险处，是三十年代才凿通的。 天都峰是黄山最险峻的主峰，过去便有“何年白日骑驾鹤，踏碎天都峰上云”之诗句。而鲫鱼背又是天都峰上险中之险。在顶峰的中部突兀一块约五丈长的巨石，“两厢直削，下临无底”，恰似一条露出水面的“鲫鱼背”。 一九三七年，一百多名石工分段开凿天都峰梯道，石工吴裕刚正好分配了“天险”鲫鱼背。 吴裕刚等石匠土法上马，在陡峭的石壁上打进一根根钢钎，踩在钢钎一步步往上登，每登上一步，便把身体紧贴着石壁，靠两只手腕用锤在石壁凿出一个蹬级。当他们几经艰辛，把无法驻足的“背脊”凿出两尺宽的路，前面却出现了一道两米宽的大豁口，垂直地把“鲫鱼”切成两段，也切断了通往天都峰绝顶的唯一路线。同吴裕刚一起凿路的石匠杨后印，曾练有跳梁翻墙的本领，决定跳过豁口，然后搭起木桥。杨后印奋不顾身纵身一跃，终放跳过豁口，从而打通了“天上都会”。 黄山的“天梯”共有三万九千级，都是由石匠一板一眼凿出来的。 是不是上面的文章呢？

⑧ 易君左的文学世家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末，在湘北汉寿产生了一个延续四代、长达余年的文学大家族，这就是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易氏作家群。易家四代文武兼资，簪缨相续，都是从少年起即显露出珠玑满腹、锦绣盈肠的才华。他们在投身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时，还留下了大量瑰丽的诗文，在中国近、现代文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现代著名作家易君左，便是这个家庭中一颗耀眼的文星。
易君左的祖父易佩绅，1828年生于汉寿，可算是这个文学家族中第一代人。他是清末儒将，官至四川、江苏布政使。写下诗词800余首，有《函楼诗钞》、《函楼文钞》20余卷，记录了他从求知求名到救国救民的心路历程。其感时怀古诗苍凉沉郁，时代性强；写景咏物诗晓畅清新，内涵深厚；连赠答酬唱诗亦流露出很强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一篇描述胞兄易书绅关爱体谅他的传记，文情并茂，细节感人肺腑，给易君左幼小的心灵以强烈震撼。易佩绅诗文中强烈的“民本”思想和豪爽风骨，对易氏几代作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易氏第二代作家中的核心人物应推易顺鼎。他是易君左的父亲，清光绪年间举人，大半生奔忙于军旅和官场，官封二品顶戴，晚年任印铸局长。他生性聪慧，诗才横溢，三岁时诵读《三字经》。1863年他5岁生日那天，父亲易佩绅逗他对联，出句“鹤鸣”，易顺鼎不假思索地答曰：“犬吠”。父亲命他续对，他相继对出“猿啼”、“凤舞”、“龙翔”。那年，易顺鼎在一次逃难途中与家人失散了，先被太平军收养，后被清兵王爷恩送回家。即依据此事，在父母的指导下写出一篇“述难”文章，于是神童之称传遍全国，以至到了1894年冬月21日，慈禧太后召见他时，头一句话便问：“你就是5岁的神童易顺鼎吗？”他15岁时即有诗、词两卷问世，其中的“生来莲子心原苦，死傍桃花骨亦香”、“秋月一丸神女魂，春云三摺美人腰”等丽句，传诵一时。易顺鼎一生著述甚丰，有诗集72卷逾万首，词集10卷，杂著29卷。其诗意象开阔，别具一格；词作辞采绚丽，蕴藉深厚，与晚清另一著名诗人樊增祥并峙于诗界两雄，《全清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均收进他的诗和散文，其名字在近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1920年秋病卒于京寓。易君左的叔父易顺豫系光绪进士，曾任江西吉安知府，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和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湘社集》、《琴意楼诗》等，《全清诗》收有他和胞兄易顺鼎的词作。易莹是易君左的大姑母，她孀居在易园，蕙心兰质，其诗清丽凄婉，技巧娴熟。因英年早逝，易君左没有见到过她，但从父亲为她编选的《玉虚斋集》里，已经读出这位不幸姑母的超群才华。易瑜是易君左的二姑母，一生致力于教育，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并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她精于诗文，与丈夫黄仲芳倩影联唱，是清末民初全国著名女诗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湘影楼诗》、传记体小说《西园忆语》、散文集《髫龄梦影》。易君左堪称易氏第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他1923年获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被鲁迅划入京派作家范围。1926年参加北伐，开始了漫长的军旅文人生涯，任过多种文化宣传职务，授少将军衔。1949年后避住港台，从事编辑和教育工作。易君左在30年代即以散文集《闲话扬州》闻名于世，一生著书60余部，题材广泛，体裁多样，艺术上多精美之作。香港文学研究社将他与周作人、林语堂、李广田等名家并列，台湾当代学者称他为中国现代游记写作第一名家。其作品拥有千千万万的港台和海外华人读者，在东南亚享有盛名，不少篇什选进台湾中学国文教材。他的书画均臻上乘，1944年在重庆中苏文协举办过书画展，名声大震。易氏文学世家第四代作家是易征，系易君左第三子。他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在部队和地方从事文化宣传、出版工作，晚年担任过《现代人报》总编。作品有新诗集《红豆集》、小说集《南海渔家》、散文集《多伦多来客》、评论集《诗的艺术》、《文学絮语》、文学随笔《文艺茶话》等14部。系中国作协会员，1997年在广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