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仙台游记

❶ 冬季去日本仙台旅游要注意什么

仙台（宫城县）冬季平均温度是1~9℃。白天平均9℃，建议穿套装、夹衣、风衣、休闲装、夹克衫、西装、薄毛衣等保暖衣服。夜间平均1℃，建议穿棉衣、冬大衣、皮夹克、厚呢外套、呢帽、手套、羽绒服、皮袄等厚重保暖衣服。仙台（宫城县）冬季日均气温最高的城市是大阪（大阪）(32℃)、福冈（福冈）(31℃)、名古屋（爱知县）(31℃)、那霸（冲绳）(32℃)。仙台（宫城县）冬季日均气温最低的城市是大阪（大阪）(3℃)、福冈（福冈）(4℃)、名古屋（爱知县）(1℃)、那霸（冲绳）(15℃)。

❷ 冬天去太白山注意什么

(不一定很准)

白山，是秦岭主峰——拔仙台（据传说是张国老升仙的地方）所在地海拔3767.2M，太白山也是座道教名山，上山的线路很多，北坡（眉县）是太白山风景游览区（从汤峪开始），南坡是太白山自然保护区。想徒步太白山的朋友要注意下面的行程与路线情况。
1、从西安乘车到周治，每天车很多

2、从周治到后胗子90KM，其中大概有80KM山路，道路情况很好，自驾车完全可以到达后胗子。班车每天只有早晨8：30和9：00两班，在邮电宾馆边上的一个大院子里发车。如果没有赶上就只能包车。

3、距离后胗子20多公里处是黑河森林公园，过这里的车辆每车要交20元过路费，每人要交20元门票。不过是可以讲价钱的，当时我们驾车进去的时候，4个人一辆车，本来应该交100元，最后交了60元钱。即使你坐班车，门票也是逃不掉的，那里的人认死理。因为后来要回去取车，所以叫那个卖票的人在票上注明了，我们需要往返，所以再进山不用重复购票。结果后来取车时包车的司机扔下5元钱过路费就过去了。当然猛驴可以考虑从这里就开始徒步至厚榛子，估计大概要一天的时间，卖了票不看看是有点可惜。

4、到了后胗子住宿的地方很多，可以住“农家乐”——就是农家的房子10/人，也有个宾馆讲讲价钱大概双人标间70—80元可以搞定，后胗子招待所普通三人间20/人，建议好好吃点东西，FB一下，上了山就很难吃到热乎的东西了，同时要联系向导。上太白山没有向导是很危险的，岔路比较多，虽然路上有路标，但是最多的地方有10几条岔路，羚牛迁徙的道路比人走的还宽、还平。另外还需要向导帮助寻找水源。今年5.1就有一上海驴友因为迷路冻S在山上！！导游的费用：不帮着背东西，包吃，包住（和我们一起挤帐篷）睡袋不用提供，他们一般就一件军大衣即可，50元/天（最低价） 。
5、从后胗子上山走老路，上山的道路是缓慢上升的，中间大概只有两处明显的上升路段，总共3-4里；走新路大概要跨越10几到20次溪流，可节省10多里的路程，但是过溪流要走独木桥，或者从桥下跨越，石头较滑，要注意安全，一个南京MM滑倒，下巴磕了个口子。新路要过六里坡（六里左右的连续上升），一路上明显的上升比较多，负重多，或者厌恶上升的朋友建议选择老路。

6、住宿问题，宿营地的选择应尽量和向导沟通，选择可以燃篝火且有水源的营地扎营。有些营地周围无水源，有些营地不许生篝火（自然保护区里），还有些营地在风口，所以上山前应充分与向导计划好每日的行程。在有的营地扎帐是要收费的，20元/一顶帐篷，也可以讲价钱，我们是10元/一顶帐篷。注意一点，山里人认死理，说话要讲求方式方法。有的营地有现成的棚子和被褥提供住宿，如药王殿、南天门、大爷海、（大、小）文公庙。我们在3400米左右的文公庙到上板寺之间的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售票处住宿，30元/人，是通铺，两个人一床被子，地铺30元/人，价格相同，可讲至25元/人。那地方就没办法扎帐篷，因为是风口，当天晚上还下了雪。拔仙台上没有人看守，可以住宿，需要自己在庙里扎帐篷，但是没有水源，必须从下面的大爷海取水，且没办法生篝火。

7、门票问题，从南坡后胗子上山，因为是太白山自然保护区，所以需要买门票20元/人，也可以讲价钱大概10个人买8张票，看本事了。从北坡即汤峪下山，因为下边是太白山风景区，还需要买票50元/人；从那边上的都是很FB的游客，一天就下山的人，所以，驴子们很引人注目，会被查票，要求补票的。所以，我们管当地的游客要了几张票子，节约了50元。反之，从北坡上，不但要买50元/人风景区的票，在上板寺到文公庙到之间的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售票处，还要买20元/人的自然保护区票，且不太好逃。

8、装备问题，普通双层三季帐篷可以应付（除非你非要冬天上去），三季睡袋就有点冷了。偶的睡袋号称是三季睡袋中最好的，但是晚上醒来发现，自己只有胸口是热的。汽炉或者酒精炉要带，可以烧点热水喝，但是煮东西就悬点了，那里的海拔高，水烧开也就是80度，山上做面条都是高压锅，真夸张。；（。防雨防滑的靴子是必要的，山上会下雪，路比较的滑，“太白六月飞雪天”真是不假，另外冲锋衣、裤，抓绒衣裤也要准备，山上温度比较低；背包罩也是必须的，因为海拔低的地方会下雨，这次我们是雨雪都遇见了，如果晚上你发现背包里的睡袋湿了，那你绝对就别睡觉了；照明工具——头灯必备，虽然我一直不主张走夜路，但是迫不得已走了2次，在山里，照明工具是太重要了；还有储水的容器，山上有的路段没有水源，所以必须带足水，个人认为每人起码储备1.5L的水；步话机最好准备，联系起来方便，山上手机没有信号，据说2003年大概修建4座信号塔，那时候就可以全面覆盖了，反正我是过了4天没有通信的日子。

9、补给问题，沿途有的住宿地是有人的，这些地方可以补给水和食品，只是价格高，8—10元/一碗面条，8—10元/一壶开水；另外还有就是山上没有电，也不可能洗澡（水太凉，又是露天），我就臭了4天。只有在厚榛子或者汤峪可以充分补给，别忘了讲价啊。

10、建议，可以考虑从下板寺到汤峪的40多公里步行，大概两天的时间，沿途都可以住宿和补给，景色也很棒的，还有栈道什么的，因为那里本来就是太白山风景区，如果坐旅游车（中巴）下到汤峪，15元/人，在汤峪有回西安的大巴。晚上也有不少旅游车（中巴）直接从下板寺下边直接发西安。也可以去汤峪泡泡温泉，FB一把，那里的温泉自古就有名，要不怎么叫汤峪呢！

11、我们从汤峪打个三轮摩托到洪渠两个人共7元，然后在洪渠换中巴，好象也就是3—5元/人，回到周至，从周至包面的去厚榛子取车，别忘了，周至可是猕猴桃的产地，可以补给一些的，我是0.8元/斤买了一箱的啊。

12、上太白山的线路很多，有人说从都督门走跑马梁一线，风景也不错，当然，喜欢文化的朋友也可以从道观比较多的地方上山，或者下山，选择多多。据说，农历6月中旬，山上的杜鹃花开，又是一翻美景啊。

❸ 鲁迅当年在日本仙台留学点点滴滴的事（详细）

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 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年考试成绩如下:
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83分，德语60分，物理学60分，化学60分。142人中列为第68名。

医学成绩不敢恭维 鲁迅弃医从文只因学医失败?

偶然读到文学博士、教授葛红兵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讲到鲁迅弃医从文，他是这样说的：“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他是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此文题目是《话语领袖与圣人迷信》，编在葛氏一本叫《横眼竖看》的集子里，第155页(花城出版社2003年5月版)。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这样说法还真是头一次看到。赶忙往下读，连翻几页也没有读到鲁迅“学医失败”的佐证。原来葛氏在这里只是下了一句没有例证的断语，放一枪就跑掉了。那么，“鲁迅学医的成绩”，到底是怎样的呢？翻了一些鲁迅传记和回忆资料之类文字，有的没有谈，有的谈了一个大概，没有分数，比如林志浩《鲁迅传》第48页说：“在142个同学中，鲁迅名列第68。”有的谈了具体分数，但科目不全，如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13页：“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考试成绩，后来由‘仙台鲁迅之友社’做过专门调查，很能说明鲁迅对知识的兴趣，他考得最好的一门是伦理学，83分。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平均65.5的分数总还不错。分数最低的一门是解剖学，得59.3分，离及格也相差不远。”终于查出了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各科考试成绩，是在周作人的回忆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5—36页上：“在小林博士那里又保留着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列有鲁迅的各项分数，照录于下：解剖五十九分三/组织七十三分七/生理六十三分三/伦理八十三分/德文六十分/物理六十分/化学六十分/平均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见河北教育2003年6月版，引文中的伦理为63分，显为编校之误，笔者在此照李欧梵文做了订正)据周作人如上的回忆文章，小林即小林茂雄，是鲁迅仙台学医的同班生，后来成为医学博士。看来以上各书分数资料，都是源自于小林保存的分数单。

应该怎样看这个分数单呢？

首先，显而易见，这个分数单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它是判断鲁迅学医成绩的最可靠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次，人们都很清楚，一个人的考试分数，不论高低，孤立地去看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必须放在同一次考试的平台上，横向考察其所处位置的排列顺序，才能说明问题，也才具有比较意义的。第三，基于以上两点，我们看到，鲁迅的总成绩，虽然不是全年级的上游(47名之内)，但他也没落到全年级的下游(95名之后)，68名，居全年级中游的中间位置，是中中等成绩。

这样的成绩说明了什么呢？

鲁迅，当年仙台医专惟一的一名中国 留学生，听课、记笔记、考试答卷全都用日语。而且，“仙台医专没有教科书、参考书也很难见到， 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可以轻易借阅”，有的教师还要“经常用拉丁文和德文讲课”的情况下(见林贤治的《人间鲁迅》109页)，鲁迅只能靠听课和笔记，同141个“坐地户”日本学生比拼，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看还真就挺不错的了，怎么能用嘲讽的口气说“实在不敢恭维”呢？如果连这样的考试成绩，也要成为“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那么成绩在鲁迅之后的74名日本学生，占了总数一半还多，按葛氏逻辑，不是更要卷起铺盖，弃医而从什么什么去了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种种动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学界也正在探讨，不是这样一篇短文可以匆忙论述的。但有一点却完全可以肯定：鲁迅决非“学医失败”者，因此，“鲁迅弃医从文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纯是葛氏的率尔妄说。

过去，在那样的体制下，死去多年的鲁迅，也像古今中外一些名人、伟人一样，缘于某种需要，遭遇了神化的命运。经过20多年拨乱反正，一个真切的人间的鲁迅，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正在向我们走来。而今，葛红兵在鲁迅弃医从文问题上，无视考试成绩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轻薄为文，以反对神化圣化之名，行矮化丑化之实，能说是正确的吗？由是我们看到：不论什么“化”，这两种极端，都是鲁迅研究的障眼法，我们都要批判之否定之——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 仙台在本州东北部，宫城县首府，临太平洋仙台湾。1889年设市，1905年鲁迅在仙台读书时，仙台市有10万人口。当时市区还遗留着树木葱郁的武士宅第，又没有工厂的煤烟，因此，被称为绿树成荫的城市。鲁迅初到仙台，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离仙台医专约有10分钟的路程。鲁迅住的客店围有矮矮的扁柏篱笆，是木板屋顶的两层楼房，楼上是公寓和旅店，鲁迅就住在楼上。楼下一部分租给别人“包办囚人的饭食”。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大约在1904年11月，鲁迅又“搬到别一家”，《藤野先生）一文中讲：是受一位先生好意的劝告。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引用鲁迅的班级代表铃木逸太推测，这位先生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第一，藤野先生是鲁迅这个班级的副级主任，管理学生的生活及学习。藤野1937年2月25日写给鲁迅当年同班生小林茂雄的回信中曾谈到他对鲁迅的照顾：“与同学之交际，公寓生活之处理……等，皆尽可能设法为之提供了方便。”第二，在新公寓里，有几个仙台医专学生与鲁迅同住，其中有两个都是藤野先生作保证人，可以看出，藤野和公寓的经营者宫川信哉有联系。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鲁迅所以在这里只提一位先生，而不提藤野之名，从全文布局看，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藤野先生，如果这里提到藤野之名，下边那一段对藤野先生的描写，给人的印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鲜明突出。两个“几次三番”，写出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生活的殷切关怀。

仙台医专1904年规定，采用三学期制（一年里有三学期）。1906年9月以后采用两学期制，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期间，正是学校采用三学期制的时候。

1904年9月12日，鲁迅入仙台医专学习。敷波重次郎是鲁迅这个年级的年级长，即班主任。第一学年敷波教解剖学理论，第一学期每周五节，第二三学期每周各四节。另一位教解剖学理论的是藤野，第一学年第三学期中每周授课四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指的就是敷波重次郎和藤野严九郎。

一年级的重点是基础课和理论课，第一二学期的基础课化学、物理学、独逸学、伦理学、体操等，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二。解剖学理论，每周有八至九小时，占有很大比重。

《藤野先生》提到：“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件事在《呐喊·自序》中也提到。

这里提到的电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幻灯，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把这一事件称为幻灯事件。

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地兴起观看战争幻灯的风气。当时当地报纸经常报导仙台市及宫城县所属各地举办幻灯会的事，当时学校放映幻灯，受到文部省的奖励。

中川教授给鲁迅这一年级讲细菌学，从1906年1月开始，其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1994年，仙台举办了“鲁迅赴仙台留学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许多国家的鲁迅研究专家与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本厚实的论文集。那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是“科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鲁迅在南京学过矿学，在仙台学习的是医学，青年时代抱有“科学救国”和“医学救世”的理想，其经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具有标本价值。而中途放弃医学转向文学创作更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10年过去了。在鲁迅赴仙台学医100周年之际，仙台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集会并举办相关展览，使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仙台人民对鲁迅的敬仰和期盼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善意。仙台东北大学（其前身为鲁迅就读过的医学专门学校）的学者们也从没有停止对鲁迅这个重要时期的研究，最近又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就是刚刚出版的《鲁迅与仙台》 中译本即将由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出版 一书。该书由“鲁迅留学东北大学百周年史”编辑委员会编，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166页，附CD ROM）。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鲁迅留学时的东北大学”，介绍鲁迅生平，特别细致研究鲁迅在仙台的活动，而关于“弃医从文”这个重大事件，特别收录了鲁迅研究专家的专题研究论文。这一部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解剖学笔记的研究；第二部分是“仙台市今昔”，介绍了仙台市100年来的变化，也介绍了现在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学生的情况。书中还特别择要介绍了中国各界人士参观东北大学鲁迅遗迹留下的感言。（第6 9页）通过这些介绍，表达了东北大学师生和仙台人民对鲁迅的怀念和敬仰，以及中日两国人民以藤野和鲁迅为纽带的友好交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位被人们称为“现代藤野先生”的菅野俊作一家，他把自己的住所建成了中国留学生之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租给中国学生，并且细心照料他们，继续上演着中日民间友好的活剧。受到过帮助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心存感激，取“饮水思源”之意，把这里命名为“思源竂”。（第159 161页）

无疑，《鲁迅与仙台》是一本友情的书，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更是一本求真的书。

几年前，两位日本学者在鲁迅博物馆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位是东北大学教授阿部兼也先生，一位是医师泉彪之助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藤野先生授课情况和他为鲁迅修改的医学笔记的评价。读者都知道，在《藤野先生》一文的结尾，鲁迅说藤野先生改正过的医学笔记，被钉成三厚本珍藏，“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但不幸在搬家途中丢失。实际上它仍然存在，后来在他的绍兴亲戚家中发现。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笔记共六册，为鲁迅所听讲的医专全部课程课堂笔记的合订，分别是《脉管学》、《有机化学》、《五官学》、《组织学》、《病变学》、《解剖学》。藤野先生批改最多的是他亲自讲授的《脉管学》，而非他讲授的课程的笔记，也留有他批改的笔迹。此外，也有其他老师批改的笔迹。这些笔迹分别用了红、黑、蓝、紫等颜色，令人惊奇的是，一百年过去了，这些墨迹依然相当清晰。

这些年来，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对这些笔记兴趣不减，通过初步阅读，做出了一些推断。例如泉彪之助先生在《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医学笔记》中提出这样一种意见：藤野先生的教学水平不高，没能把日本的近代学术思想全部传授给鲁迅。而鲁迅想要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欧洲意义上的近代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及方法。笔记上修改的主要是些语法修辞问题，而且可能有些过分，引起了鲁迅的反感。鲁迅觉得在这里不能掌握科学方法，失望而去。（第117页）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抱怨这学校的教学方法呆板，整天死记硬背，使他头脑昏昏然。（第79 81页）就是说，鲁迅写《藤野先生》时，只感念藤野先生对他的关怀，只字不提自己对医专教学方法的不满。说实话，我当时听了颇感惊讶，因为还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鲁迅的回忆文章产生了巨大影响，藤野先生不但成了中日民间友好的象征性人物，而且也成了师生友情的象征性人物。不知不觉地，我们被限制在鲁迅文章的语境里，以鲁迅的视角来考虑问题，而且甚至还从时代需求的国际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遂把其他背景材料略而不提了。

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一对普通师生之间敬与爱的故事，获得如此高的知名度。中国中学的教科书里长期收录此文，几代中国人对鲁迅留学仙台从师藤野的故事耳熟能详，它几乎成了神话。这个神话要不要打破，能不能打破？编造历史，掩盖史实，拔高人物，是最要不得的。过去鲁迅研究中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例如，鲁迅留学仙台时，当地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根据日本研究者的调查，这位名叫施霖的中国学生比鲁迅早一些来到仙台，学习工科，但成绩不好，几乎和鲁迅同时退学离开了这个城市。（第36 38页）这且不去管他，问题是有人避而不提这个事实，把鲁迅说成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位到仙台留学的中国人，给予先驱者的名义。一方面是夸大鲁迅的孤独感，赋予他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尊者讳，因为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曾这样叙述道：“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直到现在，许多有关鲁迅的传记中还陈述着这样的“非事实”。如最近出版的《鲁迅画传》中就写道：“直到鲁迅到来之前，仙台还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林贤治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0页）鲁迅的误记和叙述不周详之处应该指出，加以更正。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做法与学术研究必须遵守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研究历史人物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既要有同情理解，又要有求真精神。不感情用事，不任意拔高，不歪曲事实。但同时也要防止以打破神话为幌子，任意猜测，怀疑一切。

无论如何，对一个教师的善良和好心是不能怀疑的，对一个受其关怀的青年人的感激之情是不能怀疑的。藤野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医学教授，日常不修边幅，脾气还有一点古怪。据传记材料记载，他后来的生活和工作并不很顺利，在日本的“院系调整”中被“优化组合”掉，只好离开仙台医专到乡下开私人诊所。（第130页）也许因为他的教学水平确实不高，也许因为他的脾气不好难以与人合作，或者他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讨人喜欢之处，但他的朴实态度，他对外国学生的善意，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已足以把他立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本人后来谦虚地说，自己对鲁迅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他希望人们把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他本人加以区别。他，就像鲁迅少年时代在三味书屋就读时的寿老师一样，堪称“质朴、方正”———至于是不是“博学”，我们还得请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来评定。

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作为历史人物的藤野先生之间的界限，我们不妨予以注意。但基本的史实不容抹杀。提到文学笔法，我想起了日本出版的以鲁迅留学仙台为背景的小说《惜别》，题目用的正是藤野先生写在自己赠送给鲁迅那张照片的背面的字。这篇小说的作者是日本作家太宰治，1945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目的是为了宣传大东亚的“独立和睦”。作者在阐述创作意图时说：“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也绝不进行浅薄的煽动，打算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怀有的意图是让现代中国的年轻知识人阅读、让他们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这种感怀，在日本与支那的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的效果。”（转引自川村凑《〈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原载1991年4月《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中译文见《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7期，董炳月译）书中当“我”询问藤野先生对与周树人的交往的感想时，藤野先生答道：“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欺侮支那人。仅此而已。”这简单的话语，包含了一种做人的基本态度。平等相待，友善相处，人与人交往应当如此，国与国交往亦然。

而《鲁迅与仙台》一书力求将真实的情形告诉读者，不回避对于藤野先生不利的评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它不但是友情之书而且是求真之书的原因。虽然我们对这样的观点还可以提出异议。而本书中就收录了反驳泉彪之助先生观点的文字。如浦山菊花指出：“就藤野先生对解剖学笔记修改的态度来说，可以说类似于中国古语的‘正名’。……藤野先生详细地修改也许使鲁迅了解到，对任何一个用语都不能敷衍了事，以及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的重要性。”（第117页）

作为鲁迅人生重大转折期的决定性事件，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根据“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那张日本士兵将为俄国间谍带路的中国人砍头的图像，在当时细菌学课堂间并没有放映过，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找到的幻灯片中，就没有发现这样的内容。不过，日本学者也指出，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不少此类照片，例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5千多清国人”的描述（第58 62页）。看报纸上的照片，鲁迅会产生同样的感情上的震动，正不必非看幻灯不可。

本书有关材料还有很多，例如阿部兼也教授提出，在幻灯片事件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导致鲁迅离开仙台。他为还原历史情景做了辛勤的调查工作，他的《弃医从文》一文（第68 88页）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掌握真实。但可惜的是，这些材料并没有被研究界重视和利用，并没有被广大读者接受，在鲁迅博物馆相关展览内容中，就没有对此加以说明。最近出版的一些鲁迅传记，也仍沿用了鲁迅的说法。例如，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鲁迅图传》中这样写道：“有一回，幻灯片上忽然出现了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被绑的是替俄军做了侦探，正要被日军斩首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又如，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鲁迅画传》中写的是：“……放几个时事的片子，内容全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其中，有中国人因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结果要枪毙，而围观的恰好也是一群中国同胞。”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将本书一些材料翻译成中文的必要性。

对鲁迅的医学笔记的研究则是本书最能体现上述精神也最有价值的部分。

鲁迅文学活动以外的业绩的研究，长期以来显得薄弱。我们对鲁迅美术方面的贡献也许能有一些比较全面的研究，因为毕竟文学艺术有相同之处。但对自然科学诸学科，我们只好敬谢不敏。鲁迅在地质和矿产方面的成就，已经请地质学专家来审定。对医学笔记，鲁迅研究界也必须寻求援助，而且更要申请外援，因为我们不但没有能力阅读医学笔记，更没有能力阅读和研究用100年前的日文写下的这些笔记。

《鲁迅与仙台》一书收录了14页鲁迅解剖学笔记影印件，整理排印件尽量保持原貌，鲁迅的笔记用黑色字，藤野先生修改的部分用红色字，修改或删除的部分，以及看不清和解读不了的地方用不同符号标明，增加部分用红色字排印。全部的笔记都经过仔细地修改，而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课堂笔记，红笔修改部分比较多一些。可以看出，藤野先生特别注意鲁迅没有听懂而写错以及漏记的部分，常常加以补充；也注意改正日语语法方面的错误，对使用不正确的标点符号也给予订正———藤野先生担当起了语文老师的责任。这对当时日语还不熟练的鲁迅而言，无疑很有帮助。考虑到当时的医学教学条件，修改笔记，除了从细微处培养鲁迅认真治学的精神外，假如他后来仍然从事医学工作，这些行文准确的笔记在缺少教科书的情况下也有使用价值，有助于实现藤野先生（也是鲁迅）的“将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的希望。

有趣的是，鲁迅绘制的人体解剖图一般都比较准确，被老师修改的地方并不多。《藤野先生》中提到老师曾指出他把一根血管画错了位置，本来是鲁迅明知故犯地“唯美”一下。鲁迅小时候喜欢影写小说插图，具有较好的美术功底。看来，他听了藤野先生批评后那句自负的话“画还是我画的不错”，确乎不是狂妄和冥顽。这里需要补充一下，鲁迅的回忆录里对这件事的描述大致不错，但细节也有出入，原文说的是下膊部的解剖图出现血管错位，查对解剖学笔记可知，此乃大腿部的解剖图，旁边正好有藤野先生的批语（解剖学笔记图5，第98，99页）。

书中所录医学史专家写的评论文章显得尤其珍贵。他从专业的角度介绍了鲁迅时代中国医学发展的状况，并详细地解读了这14页笔记。文章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对鲁迅笔记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加以解说，并对拉丁文和德文原文的错误加以订正。这样的解读很有意义。例如，文章讲到日语中的解剖学术语基本上是从欧洲（特别是拉丁语）翻译过来的，举“无名动脉”（arteriainnominata）为例，这是19世纪的名称，到了20世纪初，也就是鲁迅学医时代，称为“腕头动脉”（arteriabrachio鄄cephalica）。（第116 117页）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用的正是新名称，与时代相符。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笔记是记录医学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宝贵资料。当然，要想得出准确的结论，还需要对所有笔记进行全面的研究。

这里要表达一点遗憾了：这里仅有14页笔记的解读，在读者只能算尝鼎于一脔。在此向编辑者和研究者提出建议：能否将全部的医学笔记加以整理，从中探究鲁迅所受医学教育的情形，看他的医学知识广度和深度如何？能否看出医学学习对他后来的文学事业产生的影响？能否依据这些笔记对当时的医学教学水平有一个准确的评估，等等。如医学史专家浦山菊花研究员所说：“日本明治时期解剖学的历史和发展，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第117页）我们期待着全面深入的研究的开展，其受益者当不限于鲁迅研究界。

多亏仙台东北大学教授大村泉先生和佃良彦先生及其领导的编写组的努力，我们得见这样一本有价值而且印制精美的图书，这是对鲁迅赴仙台留学100周年的一个极好的纪念。该书的出版，是对以往研究成绩的总结。但因为在有些方面又开辟了新的领域，因此，这同时也就是一个开始。想象中，未来的研究将是跨学科的和集体协作的，也肯定会是卓有成效的。我们期待着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材料，在多方面取得结论性的成果。

建立在真诚之上的友情才能让人永远感念。100年前两位异国师生藤野和鲁迅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友情，如今，《鲁迅和仙台》一书的著者和编者都怀着这样的友情。本书以其求真精神，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资料；又以其友爱之心促进着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以诚实求真的态度和仁爱的胸怀为基础的友好。

❹ 鲁迅在仙台发生的经典事例 鲁迅和藤野先生的交情 希望大家可以替我解答，急要答案！！

我结合《藤野先生》和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来叙述吧：留学日本时，鲁迅在仙台的一所医学学校学医；仙台是个不大的市镇。藤野先生教授解剖学，他是一个治学严谨而且还颇有点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教授。一周过后的一天，藤野先生叫鲁迅去，询问他能否抄下他在课堂上的讲义（担心他看不懂吧，我想）；然后，仔细地检查鲁迅的听课笔记，并当面指出其中一处不符事实的“篡改”。此后鲁迅每周都送去给他看一回，笔记送回来时，总是被红笔修改过了，还补上一些遗漏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藤野对于鲁迅——这个中国学生——有种特殊的喜爱）而每次，鲁迅与老师藤野都会交流中国的文化，与医学有关的、无关的，天马行空的畅谈。在文中鲁迅写道，藤野对他的期望很高，小而言之是为了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了学术。（在那个年代，一个日本老师对一个中国学生这么无私，可见藤野先生崇高的人格）

第二学年结束后，鲁迅告诉老师藤野先生自己要走了，为了安慰老师，鲁迅说谎自己想去学生物学。（其实，鲁迅弃医是为了从文，用一杆笔唤醒沉睡的麻木的国人。文中虽没透露，我们可以想到）临走前老师交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着“惜别”），他还嘱咐鲁迅将来一定寄照片给他，并要时时通信告知生活情况。而鲁迅回国后，多年过了也没去过一封信或寄过一张照片。开始，鲁迅的状况并不好，怕老师失望不敢去信；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因此，两人在仙台一别后，没有任何联系；但是，鲁迅的心中时刻记得老师，对老师的感激一直不敢忘。鲁迅先生把老师送的那张照片挂在北京寓所的墙上，以此鞭策自己。

藤野先生是鲁迅的老师，在鲁迅心中，他更是一个朋友。我想，藤野先生也早就把鲁迅先生当成朋友了吧。

❺ 在仙台原文

《在仙台》是鲁迅的《藤野先生》文章中的一段，下面是《藤野先生》的全文。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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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这段“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
就是以前在课文中学过的《在仙台》

❻ 鲁迅《在仙台》

《在仙台》是小学课本里学的那个吧？那个是选自《藤野先生》的一部分单独立名的。

下面给你全文吧：

藤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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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❼ 鲁迅写的哪篇文章有关于冬天捕鸟的事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生平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

❽ 《在仙台》的原文是什么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